韓非不是被李斯所害，也不是秦始皇要殺他，而是與這個人有矛盾

韓非之死，史籍有兩種說法。

一是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這也是迄今為止韓非之死的母本說法和主流說法：「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殺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葯，使自殺。」

另一種說法，較少為人提及，見於《戰國策 秦五 四國為一》。

四國聯兵進攻秦國，姚賈毛遂自薦，出使四國，消除了這次兵災。「秦王大悅，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得知此事，到秦王面前說了一通，意思是姚賈這人怎麼怎麼有問題。秦王責問姚賈，姚賈對答如流，一番說話，比韓非說的漂亮多了。結果，「秦王曰：『然』。乃可復使姚賈而誅韓非。」——姚賈沒事，韓非被殺。（誅在先秦，並非只有殺死的意思，還有責問、譴責、懲罰之意，在此都通，但有人認為，誅韓非，就是把韓非殺了。）

這兩種說法的相同處，是韓非之死，跟姚賈有關，也跟秦王有關。不同處，是司馬遷筆下的韓非，是個無辜受害者，而《戰國策》里的韓非，則有引火上身，咎由自取的味道。

韓非是怎麼到秦國的呢？

前233年，韓國向秦國投降，願意臣服秦國，成為秦國的附庸，把土地、玉璽都獻給秦國。韓王派遣韓非到秦國問候。

韓非見韓國日益削弱，屢次上書勸說韓王，韓王都不肯採納他的建議。這讓他十分痛惡韓國的治國者不能任用賢能的人，在國家太平的時候，就寵愛徒有虛名的士人；

在戰爭不斷時 候，就任用只會打仗的勇士。平時蓄養的，都不是真正能依靠的；真正能依靠的，就不是平時所蓄養的。韓非還為清廉正直的人不被姦邪不正的權臣所容而悲哀。

由於其主張始終得不到採納，韓非便退而著書，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著作，洋洋十萬餘言。

韓非的書流傳到秦國，為秦王政所賞識，秦王覺得韓非是個人才，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於是，秦王以派兵攻打韓國相威脅，迫使韓王讓韓非到秦國為其效力。

為了國家的安寧，韓非遠離故土為他國賣命。

《戰國策》的那篇文字，除了事由，只有三段對話，然後，秦王就把韓非給殺了，——假如那個誅字，真的是殺死的意思——但生硬，突兀，一點說明沒有。

況且，此事的背景也讓人生疑。韓非、姚賈、秦王的同時之間，有沒有過一次所謂「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五 四國為一》）的事件？「四國，燕、趙、吳、楚也」（齊魯書社版《戰國策》86頁）

韓非從韓國到秦國，按司馬遷的說法，是「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死不恨矣」、「因急攻韓」八個字，驚心動魄、排山倒海，所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被千古一帝秦始皇引為知己，以這種方式引為知己，不是空前絕後，也是絕無僅有了——然而，費盡如此心機，為著李斯一句話，秦王就把韓非殺了？

殺韓非，具體操作者是李斯。按某種流行的理解看法，李斯是殺害韓非禍起蕭牆的煽風點火者。

李斯為何要殺韓非？

照理說，韓非是李斯向秦王介紹的，韓、李二人還有同窗之誼，——但有人說，正因為倆人是同窗，李斯嫉妒韓非，所以殺了韓非。總不能籠統來一句，因為韓非有才，所以，但凡一殿為臣的，都嫉妒他，都想弄死他。況且，李斯當時的官職還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呢。

韓非是不是死於偶然？自殺？

從《戰國策》和司馬遷那兩段僅有的敘述看，韓非之死，至少跟三個人直接有關：李斯、秦王、姚賈。

先說姚賈。

韓非之死，姚賈是個容易被忽略的角色。原因就在於所謂的「名人效應」。如果說李斯在中國歷史上稱得是赫赫有名（相對而言），那姚賈就只能說是汲汲無名（也是相對而言）。所以，韓非之死的追光燈，都打到了李斯的身上，而讓姚賈從人群的包圍目光中，悄悄溜走了。儘管如此，有一點，應該為大家注意到了，即《戰國策》和《史記》對韓非之死的敘述，不約而同，寫到了姚賈，《戰國策》更是直指韓非死於姚賈。

姚賈何許人也？他與韓非之死的真正關聯何在？

翻查相關典籍，姚賈的名字，總共見到四處。除上述《史記》、《戰國策》外，另兩處，也在《戰國策》中。一是《趙四趙使姚賈約韓魏》「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之。舉茅為姚賈謂趙王惠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己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

另一處是《魏四周最（同音假借，取字上加寶蓋頭）入齊》「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

其實即使不知道這兩條，單從《秦五四國為一》也能看出，姚賈的職業與身份（加上這兩條就更加清楚）：姚賈是個標標準准，專以外交為務的遊說之士，也就是所謂的縱橫家。

至此，韓非與姚賈衝突的起因與實質，已清楚顯現，呼之欲出。

在後人關於韓非與諸家學派關係的論述文字中，韓非對儒、墨兩家的苛責、衝擊，往往名列首位，在內，是「重人」、「擅臣」；在外，即是縱橫家。如果說韓非對於儒、墨兩家的指責，主要在於「無用」，那對於縱橫家的攻擊，則直指「有害」。

如果說在當時，在「學術與研究」領域，是所謂儒、墨、道的地盤，那在現實的天空下，在紅塵滾滾的大地上，真正風光無比的，卻是縱橫家。雖然縱橫家在爭鳴諸子中的排名是邊緣化的，但他們才是時代和社會的主人，最大利益獲取者。縱橫家忙於天下興亡，但他們從不把誰興誰亡放在心上，他們關心的，是從這興興亡亡中，可以獲得多少利益和利潤。

韓非痛恨縱橫家，韓國的毀亡是主要和直接原因，但在思想上是衝突的要害所在。

縱橫家沒有任何固定不變的理念與道義，只講成敗，不論是非。他們行走江湖，靠的是看山說山，見水說水，逢人說人，遇鬼說鬼，見機行事，隨機應變，怎麼有利怎麼玩。而韓非，卻是一個頑固、頑強的原則主義者。韓非在不同文中，多次強調，投機取巧、僥倖圖存的「恃外」（即縱橫之術），是最兇險、最不可靠的敗亡之道，只有「強法」、「守法」、「以法治國」，即內部自強，才是長治久安的大道。

在韓非眼裡，縱橫家的問題，是整體流民（遊民）問題的一部分（《韓非子·五蠹》中的五蠹，基本就是遊民，縱橫家正是其中一員）。

不管韓、姚衝突的直接原因和表面原因是什麼，韓非與身為縱橫家姚賈的基本矛盾，始終存在，並無可迴避。

回到《戰國策》的具體敘述來看，韓非對姚賈的指控，冒昧而草率，不實而怪誕（成分論都搬出來了），很是站不住腳，結果弄得自己一個趔趄，正好作了姚賈腳下漂亮的「上馬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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