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科舉到底會考哪些題目?
原標題:宋朝的科舉到底會考哪些題目?
(《觀榜圖》)
如果我問:古代的科舉考試考什麼?也許你會不假思索地說:考八股文唄。
但這個答案並不準確,至少不夠全面。相對於科舉制度,八股文的歷史要短暫得多,科舉制創立於隋朝,而八股文要到明代才出現。即使在明清時期,科舉也不僅僅考八股文,明代的鄉試與會試各考三場,首場試經義,此即所謂的「八股文」,第二場試「論」及應用文寫作,第二場試「策」;清代的鄉試與會試也是各考三場,首場試經義及韻詩,第二場試經文,第三場試「策」。在八股文尚未登場的宋代,科舉考試的題目就更豐富多樣了。
宋代的科考實行兩級試:發解試與省試。發解試相當於初試,由各州郡主持,考生通過發解試獲得參加省試的資質;省試相當於複試,由禮部主持,被錄取者便可從此步入仕途。至於殿試,通常都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宋代科舉又分進士科以及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明經各個專科,以選拔專業人才;此外還有「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悉許應詔」的特別考試,叫做「制科」。其中以進士科最為重要,錄取的人數也最多。後王安石罷諸科,只保留進士科與制科,另設新明法科遴選司法官。
我們要介紹的主要是進士科省試與殿試的試題。宋代省試的科目雖然屢經變革,但有四個科目差不多是必考的:詩賦,經義,論,策。殿試通常都是試策。各個科目各有其功能,用宋人的話來說,「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
我們都習慣將現在的高考比擬為古代的科考,其實科舉要比高考重要得多,高考只是高校錄取新生的門檻而已,科舉卻是傳統社會選拔賢能之士治理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科舉制度的設計目的,是識別、發現優秀的治國人才,「網羅天下之英雋」,因此需要以試詩賦考查應試者的文學才情與審美能力,以試經義考查對經典義理的理解與闡釋,以試論考查應試者的學識與見解,以試策考查解決時務的識見與才幹。
宋人輕詩賦而重經義、策論,如司馬光極力反對以詩賦取士:「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詩賦題目在宋代科舉考試中的地位逐漸下降,經義與策論的重要性則得到強化。
從答題形式上看,試經義、試論、試策都有點像今天的高考作文,都是以議論文為主,目的當然是為了測試考生對於經典、史事、時務的見解。考試時,主考官會在試場前面掛出一塊簾幕,「出示題目於廳額,題中有疑難處,聽士人就簾外上請,主文於簾中詳答之訖,則各就位作文」。一般考三場或四場。
具體來說,試經義是出題者從儒家經書中截取一句話,請考生闡述其蘊含的義理。明清時試經義演變成考八股文,從外在的文體形式到內在的思想都嚴重僵化,但在宋代,人們崇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語本為陳寅恪紀念王國維的碑銘,我們借用來形容宋人之學術,陳先生必定同意,因為陳先生又說過,「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考生可以自由解經、傳注、質疑古說、闡發新見,「借他題目說自家道理」,甚至不乏「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粗膽大,敢為新奇詭異之論」者。
王安石設經義科目,並試圖將他的新學立為考試評判標準,即受到司馬光的抗議:「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掩蓋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式,同己者取,異己者黜。……若己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司馬光所追求者,是各家各自解釋經學,百家爭鳴,在思想市場展開競爭。
試論,則類似於命題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評論經史記載的某個典故或某一位歷史人物。北宋嘉祐二年(1057)進士科省試的論題是「刑賞忠厚之至論」,典出《尚書》孔安國注文:「刑疑付輕,賞疑從眾,忠厚之至。」換成現在的說法,這題目就是「論疑罪從輕」。當年蘇軾的應試作文《刑賞忠厚之至論》深獲主考官歐陽修的讚賞。在這篇文章中,蘇軾還杜撰了一個典故:「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連歐陽修都不知出自何典。這要是放到明清時期,恐怕有欺君之罪。
試策跟今天公務員考試中的「申論」差不多,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時務提出具體問題,讓考生髮表見解,所以又稱「策問」,考生的回答則稱「對策」。對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洒洒寫了上萬言的對策。由於策與論都是議論文體,宋人又將兩者並稱為「策論」。
策問往往可以體現出題者的「問題意識」,許多當過主考官的宋朝文人都對自己擬出的策問題目有些「敝帚自珍」,將策問收入自己的文集。如《歐陽文忠公集》收錄有策問多道,其中一道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此題涉及對宋朝缺乏良馬問題之關切,而要問答這道策問,不但需對馬政有切實見解,也要掌握一定的數學、幾何與畜牧業知識。
熙寧四年(1071),蘇軾擔任開封府試官,出的策問題目是:「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試述專權的優劣」。當時王安石與宋神宗正推行新法,王氏「既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出現專制的苗頭。蘇軾擬此題目,自然是想引導考生對君相「獨斷」時局的注意與思考。
宋朝是國家全面推行科舉取士的第一個王朝(唐朝雖有科舉,但每榜不過錄取一二十人,宋代的進士選取數目擴大了十倍以上),科舉制度為宋王朝源源不斷地輸送治理國家的優秀人才,特別是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省試,出現非常多的牛人:蘇軾、蘇轍、曾鞏、張載、呂大鈞、程顥、王韶、呂惠卿……,後來的宰相章惇也參加了這一次考試,但因恥於名列其侄子章衡之下,放棄了功名,嘉祐四年又參加考試,名列進士甲科。這份名單,庶幾囊括了當時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文學人才與哲學人才。其實,宋仁宗朝四十年間,無數才俊都被科舉制發現,進入國家的儲才庫,幾乎做到了「野無遺賢」。
我們看看宋代科舉考試的題目,便會相信它確實可以遴選出有才學、有見識的國家治理人才。今天有些朋友將科舉考試想像得那麼不堪,顯然是對科舉制度的歷史缺乏了解、又先入為主地存有偏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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