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武夫時代的文治夢想

就職與誓言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安福國會選舉為總統。10月10日，在中南海舉行了新舊總統交接儀式。

上午8點半，馮國璋派錢能訓和總統府大禮官黃開文備禮輿迎徐，待徐至公府，禮官導引徐至懷仁堂禮台。9點整，馮由居仁堂到懷仁堂，與徐同向國旗三鞠躬禮。禮畢，馮東向致頌詞，徐西向致答詞，詞畢互相一鞠躬。禮官送馮回居仁堂，馮即遷出公府。10時整，徐在居仁堂南向，向議長及議員宣讀誓詞，詞畢轉向北，與議長會員同向國旗三鞠躬，禮畢議長議員轉東向，閣員及文武百官西向，徐世昌立於禮台宣讀就職宣言（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

在就職典禮上，徐世昌宣誓說：「惟是事變紛紜，趨於極軌，我國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決時局，促進治平耳。而昌之所慮，不在弭亂之近功，而在經邦之本計。不僅囿於國家自身之計劃，而必具有將來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誠極懇之意，為我國民正告之。」

他說，眼前最要緊之事，「僉曰南北統一，求統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內政之外，還當求自立於世界之道，國家權力之發展、國際地位之保持，亦為國家存亡之關鍵。

正如其就職宣言所講，徐世昌一上任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以昭示天下。當時，國人已厭倦了武人專政、南北紛爭的現狀，一戰結束後，許多時人都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既有『公理戰勝的樂觀，也有對『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因而，人們對於徐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執政的思想，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

據國民黨元老黃郛的夫人沈亦云回憶，當徐世昌想借重其夫撰寫《歐戰後之中國》一書時，黃頗躊躇。嚴修對他說，「東海是民國第一次文人當政，無論如何他不至於主戰，宜多輸以新知識，促成其文治主張」。黃才往北京助徐完成此書 （沈亦云 《亦云回憶》）。陳獨秀也曾對「文治主義」寄予厚望，他說：「現時東洋各國的當局，像中國的徐總統，像日本的原內閣，都是文人出身，總算是東洋和平的一線光明，也就是東洋各國國民的真正親善種子」（陳獨秀 《歐戰後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

當時，青年的學生心中也對「文治」充滿了期待。據歷史學者郭庭以回憶，「我們最不喜歡看到國家分裂，不喜歡內戰，而徐世昌是反對南北戰爭的。」

文人總統的和平命令印證了知識青年的願望，在開封慶祝徐任總統的大會上，他們心裡「充滿了快樂」。歐戰結束，「學生們又大為高興，彼此大談公理戰勝強權，大談威爾遜如何如何主張，這一來世界各國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國可與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氣了，而世界也將保持永久的和平」。「不僅國與國間沒有戰爭，眼看國內也將和平統一，全國上下對國家前途都抱著莫大的希望」 （羅志田 《「六個月樂觀」的幻滅：五四前夕士人心態與政治》）。

「文治」難行

深孚眾望的徐世昌上台之後，首先便是貫徹其「偃武」的主張。

有感於內外輿論的有利形勢，徐世昌就任第十五日便簽署和平令。11月15日，又在北京召開各省督軍會議，奉督張作霖、直督曹錕、皖督倪嗣沖、魯督張懷芝、吉督孟恩遠、豫督趙倜、鄂督王占元、贛督陳光遠、晉督閻錫山等九省督軍應邀到京。除此之外，綏遠都統蔡成勛、淞滬護軍使盧永祥、黑龍江、湖南、甘肅、陝西、江蘇、四川等各省代表，另參戰督辦段祺瑞等也都參加會議。會議連開兩日，各路軍閥一致表示，服從總統，贊成和平，收束軍隊，整理財政等。並在16日，下令前線部隊停戰休兵。

一時全國和平空氣甚為濃厚，徐世昌遂為中外屬望之一人。他欣然自得，顧其左右說：「和平統一之時機已至，不可失也，中國安危其在此一舉了乎！」

如果說一開始對於和平極為樂觀的輿論環境，還會令徐世昌頗為躊躇滿志的話，那麼當真正行動的時候，他才漸漸意識到，一個手無實權的總統，在軍人之間周旋，是如何無能為力。

1919年2月，在上海舉行的南北議和會議上，南北軍閥均擁兵自重，互不相讓，尤其北洋實力派段祺瑞堅持「武力統一」，令和談難有進展。當西方外交團頻頻向徐催促和會進行時，徐世昌無奈地感慨道，「我一個人想和，和得了么？」

南北議和未果，同樣，徐世昌的「偃武」主張在處理軍隊問題上也舉步維艱。他原本打算「以文轄武，廢督裁兵」，集中兵權於陸軍部，各省省長悉數由中央改派文人擔任等等。這些措施對於各派軍閥來說，簡直就是與虎謀皮，到頭來，文人徐世昌所設想一切「偃武」主張，在恃兵跋扈的軍閥面前，都成了紙上談兵的妄想而已。

徐上任以後，軍閥混戰的局面不僅未能緩和，而且更有愈來愈糟的趨勢。各地軍閥為擊敗對手，爭奪地盤，大肆擴軍。據資料顯示，1918年，北洋政府陸軍人數就已超過85萬人以上，僅到1919年初，陸軍規模就已增至138萬人，這還不包括地方軍閥手下的雜牌部隊。軍隊的擴大，直接導致了軍費開支的逐年增加。至1919年，其軍費開支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已超過40%。

「偃武」的悲劇，使得徐世昌的「文治」主張也受到連累。徐就職之時，面臨的財政問題也十分困難。迫於歐美主張停戰和談的壓力，日本債款之餘額已停止撥付；財政、交通兩部收入又掌握在安福系手裡，以為黨費開銷；各省任意截留中央稅款，但仍向政府催索軍餉；當時歷來外債又先後到期，債權國催促急如星火，而國庫空空，無法應付。沈雲龍也在《徐世昌評傳》中寫道：「軍費浩繁，武人索要無厭，地方割據，稅入泰半截留，以致中央財政困難，司農仰屋興嗟，尤令世昌束手無策，影響所及，則行政教育經費，亦不能按時發放。相繼發生北京各校罷課，中央銀行擠兌，內務、教育、司法部員工罷工，……政象之亂，為往昔所未有，甚而演成教育界之『六三索薪潮。」

索薪潮

1921年3月，北京八所國立高校的教育經費，已經積欠數月未發。各校不得已於3月14日陸續宣言暫行停止職務，並聯合八校教職工共商辦法，一同與政府作具體交涉。15日，八校教職工代表在美術專門學校舉行會議，推舉北大馬敘倫為「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會後，由北大代表馬敘倫、陳世璋、法專代表姚憾攜帶呈文，往謁國務院總理面遞。

此後，國立八校教職員交涉多次，亦無結果，遂於4月8日宣布全體辭職，教育部長范源廉、次長王章怙已無法應付以提出辭呈。此後，北京各公立中小學亦以罷課為聲援，風潮愈行擴大。

當然，政府一再食言，拖欠教育經費，對於總統及教育部而言，確實也有十分的難處，足見那時政治的弊端。徐世昌的「偃武」政策不僅難以執行，尤其可悲的是，反而武人更為得勢，國庫帑藏首先被用作軍費及軍閥們的享用。據資料記載，這年4月，本由交通部協濟之教育款項，就被挪用充作曹錕張作霖來京的招待費用。

「六三」之前，首都教育界就已是連日到部請願，「共起而為最後之挽救」。「各校學生代表二十二人，呼籲於新華門內者，經兩晝夜，饑寒虐辱，已備償之。」八校教職員聯席會不忍「此輩純潔之青年」「為維持教育而遭此僇辱」，於6月3日集議，當天即到教育部，請馬次長暨八校校長，與教職員代表，同往總統府，「向總統陳述政府摧殘教育，及一再失信不能負維持教育之責任等情」。到了這日（六月三日），北京國立八校的教職員既決議向徐世昌說話，公立中小學教職員也自動臨時加入，還有小學以上的學生也共同來做教育經費運動，一共有上萬的人，都齊在教育部內，請馬代部長率領往總統府見徐世昌。「（沈雲龍 《徐世昌評傳》）

文治的失望

馬敘倫的記敘中，依稀可見的還有士人對於當日」文治主義「的失望。徐世昌系前清翰林，自就任總統後，」為了迎合人民的心理，標榜自己是文治派，以區別於北洋軍閥「。為此，他特於總統府內成立晚晴移詩社，定期與遺老、名流飲酒賦詩、研究書畫。然而也就僅此而已，由於武人的制約，其「文治」的主張再無更多的表現，對於政治的進步更是幾無貢獻可言。

對此，曾一度憧憬著「文治」的士人不免頓感失望。徐世昌上任僅一年光景，李大釗就曾揶揄說：「武人專制的政治——也可以叫做武亂——已經把我們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總統出來，掛了文治主義的招牌，吾儕小民一位一定可以有點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亂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見了兩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國慶日不閱兵。大概文治主義做到這樣，也算是盡其能事了！」

真正損毀其「文治」形象的，則與徐世昌對「新思潮」的態度相關。沈雲龍在《徐世昌評傳》中寫道：「徐氏執政時之『五四運動前後，適當中國學術社會之轉型期，思潮泛濫，情勢大異，外國學者杜里舒、杜威、羅素均曾先後來華講學，新知啟發，為時所尚；而巴枯寧，克魯泡特金，馬克思，恩格斯之無政府及共產主義學說，亦以譯介輸入，洶湧澎湃，堤防盡潰，而醉心者詫為新奇，幾於中風狂走，若干名流偉人，不稔其是否適合國情，且從而播揚之，甘效前驅……」

當此情勢，徐世昌卻大力提倡顏 （顏元）、李（李塨）之學，主張講務實去空談，以救時弊；又下令學校尊孔讀經，研究國故，督飭學生專心讀書，不得干預政治。徐的保守自然令學界崇尚新潮的人士極為不滿。

另外，「五四」以來，學生對於政治運動漸感興趣，其固有之溫和敦厚、彬彬有禮，一變而為激進狂熱。教育界的這些表現，使政府統治頗感棘手，漸成對立。在這種語境下，6月3日，新華門外便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血肉橫飛」的一幕。

聲譽掃地

請願師生來到總統府時，新華門早已關閉，門前布置了隊伍，他們一到，就被阻攔。「以堂堂民國政府，豈有禁人請願之理」，他們遂與衛兵理論，令其放行，然後，衝突遂起。

當日的 《政府公報》這樣描述事情的經過：「馬敘倫緊擁馬次長身後，並用揚聲器號令大家打進去。其時守衛隊兵正欲設法制止，即見在後之教員學生等，群拾馬路石塊，向前攢擊，一時石子亂飛，秩序紊亂。衛兵等奮力衛護馬次長，救入新華門內。馬次長頭戴絨帽遺失，腰背等處均各受傷。……紛亂之際，馬敘倫等先行抽身潛逃。似經兵警彈壓，始各陸續散去。」

事後北京八高校聯合聲明的材料中，則提供了一些不一樣的細節：「同人等請次長、八校長及八代表並學生代表等人入府，詎衛兵不準通過，蠻橫異常。……衛兵不但不許通行，並用槍柄刺刀亂加刺擊，知機之馬次長，稍受微傷，立即聲言：我是次長。衛兵等乃許其通過，彼遂獨自入府。衛兵更繼續痛毆同人及學生等。是時天方陰雨，新華門外，血肉橫飛，同人及學生等，相繼傷仆，枕藉於泥濘之中者，不計其數。最痛心者，十餘齡之男女學生，亦均遭蠻橫軍卒之痛擊。」

頗具反諷意味的是，這麼蠻忍的行為竟然發生在一直標榜文治的總統府前。事後，國立八校全體教職員發表宣言，對徐世昌的「文治主義」嘲諷道：「猶憶徐總統就職之日，即以文治號召於國人。今也首都教育，先受摧殘，而標榜文治之總統，竟坐視閣僚之辱蔑師德，摧殘教育，而若無睹。迨教育界起而謀救起之方，又復縱令衛兵行兇傷人，濺師儒學子之血於文治總統白宮之前，而國家高等文化中心，遂全破坏於徐氏文治旗幟之下。此誠國家之不幸，而民族之奇羞也！」

這一年，是徐世昌就任總統的第三個年份，也是內政外交最令其煩擾的一年。外蒙失陷的事實，已無可挽救；在南方，粵桂湘鄂之間的戰事，依然征伐不止，對於戰亂紛爭的日子，人們已不堪其苦，但大總統也有心無力，只有徒然悵恨而已。不僅如此，各地罷工、學潮也是此起彼伏，這些的背後都暗藏著令人棘手的問題。它們不斷地在徐世昌的政治前景上塗抹著一重又一重的陰影。而又一年後，這位民國史上唯一的文人總統落寞辭職了。

選自《人文春秋》/《看歷史》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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