兇案發生後，總有專業的他們去 「洗地」

原標題：兇案發生後，總有專業的他們去 「洗地」

一群身穿防護服的人聚集在一座古樸的市郊住宅外，屋子外牆上的葡萄藤已經枯萎。屋門敞開著，一股死亡的味道瀰漫在十二月清爽的空氣中。這群人穿過散落著打開的番茄丁罐頭和金寶雞肉麵條湯（Campbell』s Chicken Noodle soup）的廚房，繞過牆邊精心碼放著的六雙鞋，來到客廳里的這處沾滿血污的印跡旁。鄰居因為忍受不了惡臭，憤而投訴。在被人發現前，死者就這樣坐了近四個星期。他的血液已經凝固，並且深深地滲透進這張他所心愛的皮沙發的邊邊角角，流進了地板下面。

斯科特?沃格爾（Scott Vogel）得把這個現場清理乾淨。

沃格爾今年32歲，他所從事的工作很多人事到臨頭才第一次聽說。生物回收業 —— 常被稱作兇案現場清理、生化救援，或創傷現場復原 —— 專門致力於清理血跡、體液，以及其他具有潛在危險性的物質。

作為 Emergi-Clean Inc 公司一名持證上崗的生物回收專家，沃格爾負責清理自殺和謀殺現場，以及沒人照顧的獨居者死亡後腐爛變質的屍體。「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我沒見過的。」 他滔滔不絕地講給我聽他最近接過的幾個活兒，好像沒什麼大不了的似的。「我見過有人被一劈兩半，亂槍打死，甚至還見過數不清的蛆蠶食屍體的場面。」 他對屍體散發出的氣味已經習以為常，在兇案現場經常只戴一個很薄的手術口罩，而不是全副武裝的呼吸面罩。

從事這種工作有時候需要具備冷酷的性格和堅強的意志，但這兩種品質沃格爾只佔其一。沃格爾生就一副紅潤的臉龐和迷人的笑容，一看就是那種場場不落地坐在看台前排看自己女兒踢球的好爸爸。在去現場的路上，他給我看了他三歲大的女兒的一段視頻，聊起他對大學橄欖球聯賽的熱愛（他是中佛羅里達大學騎士隊 UCF Knights 的球迷），還拿自己獨特的家族生意開玩笑 —— 「有點像《鴨子王朝》（Duck Dynasty，一檔真人秀節目，講述生產獵鴨用具的 Robertson 家族的真實故事），但我們沾血！」

沃格爾在工作上也秉持家庭至上的態度。這家生物回收公司是他的父親羅納德（Ronald）創辦的。在新澤西州當志願緊急醫療救護員（EMT）的時候，羅納德發現了市場對專業生物危害處理公司的需求，於是他在1995年成立了這家名為 Emergi-Clean 的公司。沃格爾小時候非常樂於助人，16歲的時候他也成為了一名緊急醫療救護員。因為父親一開始並未決定讓他參與家族生意，於是沃格爾去中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念了個犯罪研究學的碩士。在辭去一份幹得並不稱心的政府部門的工作後，沃格爾於2010年接管了父親的公司。

沃格爾說話語速很快並且滔滔不絕 —— 即使是在早上6點。他對自己那輛嶄新的黑色雪佛蘭 Traverse 讚不絕口。為了讓他換掉原先那輛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 Emergi-Clean 公司招牌的舊皮卡車，沃格爾的妻子強烈要求他買下這輛車。「她不願意讓我開著一輛上面畫著大血滴的車送女兒去託兒所，」 他聳聳肩說。儘管不再開那輛車身上畫著一枚卡通造型的血滴，名叫 「血滴子」（Bloodsie）的車，沃格爾還是在他穿的那件黑色風衣上印了一個血滴圖案，而他那輛雪佛蘭 Traverse 的後視鏡上也貼著同樣圖案的貼紙。

幾十年前，像沃格爾開辦的這種兇案現場清理公司鳳毛麟角。現在全美各地已經湧現出許許多多的獨立公司。儘管在許多類似《陽光清洗》（Sunshine Cleaning）和《兇案清理員》（Cleaner）的電影中，這種新興並且競爭激烈的行業被描繪成一個很容易賺錢的買賣，但從事兇案現場清理工作需要的遠不止橡膠手套和消毒劑。

沃格爾每天24小時每周7天隨時待命，每年大約接500個活兒。因為工作全都基於突髮狀況，他不可能每天都按部就班。他請了9名全職員工，還有15到18名兼職員工。

在十二月初的這個早上，沃格爾在開車去兇案現場的90分鐘里接了6個電話。其中一個打電話的投訴說在閣樓里發現了蝙蝠屎，另一個是來諮詢即將進行的自殺現場清理的問題。還有幾個電話則相對普通些，比如他妻子打電話給他，擔心他們在黑色星期五大減價時買的新洗衣機和烘乾機有問題。

談到意料之外的工作安排時他說：「在婚禮上，或者當我跟孩子們在迪斯尼樂園的時候接到電話會有些影響。」

他會接聽電話，放棄原來的安排，因為對他來說這個工作並不僅僅是做清潔那麼簡單。「有人自殺了。我拋開一切的原因是，在那時那刻，我可以為那些正經歷著生命中最艱難時刻的人提供幫助。」

這份工作的另一半職能是撫慰悲痛欲絕的死者家屬。沃格爾語氣中略帶自豪地說：「我必須得幫幫那些正經歷著最艱難時刻的人。我不會坐在那兒跟著那家人一起痛哭流涕，但我會到場跟他們說我們是來幫忙的，我們理解他們的痛苦。」

這天早上，沃格爾在其他工作人員抵達前對現場進行了評估。他從不去發掘兇案現場的殘酷真相。「我不想讓我的工作人員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 他解釋道，「我只想讓他們進去幹活，而不是瞎琢磨或者找什麼線索。」

在踏進恐怖的兇案現場前，沃格爾把工作人員召集在一起開準備會（照片由斯科特?沃格爾/ Emergi-Clean Inc 公司提供）。

接下來，他會逐一記錄現場的所有物品，用於保險理賠或者交給家屬留念。除非是死者自己導致的死亡，通常房東購買的保險都會涵蓋發生兇案之後的現場清理費用，這樣別人還可以繼續住在那座房子里，或者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也可以選擇把房子賣掉。大部分的現場清理得幹上9到12個小時，平均收費是12000美元。沃格爾這樣的高級主管的時薪是144美元，而他的普通工作人員的時薪是126美元。

對沃格爾來說，做清理有時候還算簡單的，難的是去了解死者的過往和經歷。讓沃格爾和他的同事們意識到 —— 儘管他們試圖讓自己盡量不受影響 —— 自己正在清理一條逝去的生命的是那張標明了要送給爺爺的手繪的花朵圖畫，還有那床疊得亂七八糟的花棉被。

埃里克?莫爾斯（Eric Morse）是賓夕法尼亞州凱特維薩（Catawissa, Pennsylvania）一家名為 Tri-State Bio Recovery 的公司的創始人。他也覺得很難無視上面說到的那些小細節。

「進入兇案現場的時候，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44歲的莫爾斯說道，「但你在現場待的時間越長，就越可能在做清理的過程中還原出事情的全貌。你將得以了解在一個人生命的最後幾小時里發生了些什麼。」

莫爾斯原來是做除蟲工作的，在幫助受颶風桑迪侵襲的人們重建家園之後，再也不曾體會過同等的滿足感。受這一體驗的激勵，他開辦了自己的生物回收公司，動力正是他內心那種當別人需要幫助時施以援手的渴望。

但家屬的反應常常比兇案現場更加令人難以捉摸。他回憶道，「有些人儘管對發生的事感到震驚，但仍然會烤餅乾款待你，表現得似乎一切如常；而有些人的情緒則會徹底失控。每個人對待死亡的方式各不相同。」

對家屬提出的有關發生了什麼以及怎麼會發生的問題，莫爾斯和沃格爾還能閃爍其詞，但一名飽受自殺引起的內疚情緒折磨的家庭成員提出的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卻使他們張口結舌：「他們為什麼要那麼做？」

人怎麼能夠在一個如此情緒化的環境里日復一日地工作呢？「意識到工作容易讓自己接觸到令人不快的內容，有助於大腦理解看到的情況，」 得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的臨床健康心理學家琳賽?比拉（Lindsay Bira）說，「認為工作不會對我們造成影響，則是無視人類的適應性機制，即大腦在應對我們所處環境時的轉變方式。」

比拉解釋說，大城市裡的計程車司機由於長時間工作，記憶中樞會發生顯著的變化。同樣地，經常36小時連軸轉的沃格爾有時候會覺得自己似乎已經逐漸麻木了。

而在新澤西州那座古樸的房子里，沃格爾和同事們用了 X-Acto 修補刀、電鋸，還有一把大鎚才將那把皮沙發椅切割開來。每塊沾有血污的部分，都被單獨裝進一個用來裝醫療廢棄物的紅色塑料袋。房子變成了工地，地板被一層層地掀開，建築材料實在是太容易吸收人血了。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那種總能讓你學到新東西的工作，」 沃格爾邊說邊剝開第二層已經沾染了血污的地毯，露出一層令人意想不到大理石面磚，也被泡在血污里。

鄰居以為發生了煤氣泄漏去投訴，人們這才發現屋裡死了人。而在那之前，被害人已經在這張皮沙發椅上坐了將近四個星期（照片由斯科特?沃格爾/ Emergi-Clean Inc.公司提供）。

由於工作中會接觸到血液，兇案現場清理在某種成程度上是一個受監管的行業。美國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局（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OSHA）對商業公司應當如何處理血源性病原體、怎樣應對呼吸系統疾病風險，以及密閉空間中的工作方式都有明確的規定。但這些法規並不僅針對某一特定行業，而是適用於很多不同的行業。

生物回收公司一般不受監管。儘管開辦兇案現場清理公司不用獲得什麼行業許可，但如果想參與官方批准的業務，比如美國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局（OSHA）的年度培訓,或是特許醫療廢棄物運輸的話，則必須具備相應的資質和州政府的許可。但不了解情況的客戶很少會去核實這些資質。兇案調查結束現場開放之後，有的警官還會向事主推薦一些清理公司。警方和現場清理公司之間的關係就是這麼微妙。

因此對悲痛的家屬們來說，他們不僅沒辦法找到列有具備資質的現場清理公司的清單，紐約市衛生局（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頒布的《兇案現場管理指導》反而要求他們去 「查黃頁或在互聯網搜 『兇案現場清理』。」 在 Google 搜索框輸入 「兇案現場清理」，會顯示大量的查詢結果。家人和房東只能自己想辦法，一般都會去找當地的地毯清潔公司幫忙。

紐約市衛生局提供的最後一個選擇，是讓事主們去聯繫兇案現場清理領域的第一家專門的行業組織 - 美國生物回收協會 （American Bio Recovery Association，ABRA）。ABRA 正致力於在全美各地推動行業監管。目前只有加利福尼亞州、佛羅里達州、喬治亞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對兇案現場清理行業頒布了專門的監管規定。

「我處理過埃博拉病毒（Ebola）和炭疽病毒（Anthrax），」 他解釋說，「我涉獵的都是能致人死命的高級疾病。」「涉獵」 這個詞顯示出沃格爾的性格：他喜歡以插科打諢的方式來談論生命中最可怕的事情。

沃格爾認為，2014年爆發的埃博拉病毒危機在甄別行業主要競爭者（以及無良奸商）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許多聲稱自己是生物危害清理專家的公司，卻拒絕承接涉及處理有可能致命的病毒的生意。所以沃格爾正在為新澤西州起草一項法案，以便兇案家屬們更容易區分出哪些是有資質的專業人士，哪些是只想賺錢的外行。他說這項法案目前正在修訂中。

儘管沃格爾說的話可能會讓普通人覺得不安，但正是他自稱的這種 「樂天派」 性格，使他得以繼續從事這份工作。

「大多數兇案現場清理員都可以在不受過多影響的情況下，繼續過好自己的個人生活，這是絕對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性還非常高，」 比拉確認道，「但要說他們不會受到任何影響，那就不對了。」

沃格爾承認某些現場會對他造成更大的衝擊，特別是涉及兒童死亡的兇案。「放在七年前的話，一點問題都沒有，」 他解釋說，「可現在我自己有了孩子，我就應付不了這種場面了。」

許多兇案現場清理員就怕處理那種沒人照顧的獨居者的死亡。腐爛屍體散發出刺鼻氣味，或是死者七竅湧出大量血跡還在其次，想到有人死了那麼長時間都沒人知道就讓人不寒而慄。要不是房客以為可能發生了煤氣泄漏去投訴，屍體不知道還要多久才會被發現。

因此唐娜?內勒（Donna Nayler）不禁覺得這個世界是個孤獨的所在。內勒是澳大利亞昆士蘭州的一名兇案現場清理員，也是一名髮型師。她在2016年出版了《血跡》（Bloodstains）和《晚禮服》（Ballgowns）兩本自傳，介紹自己在這兩種行業中的經歷。她說：「令人難過的是鄰居們寧可在走廊點上一根香薰蠟燭來掩蓋臭味，也不願意去敲門弄清原委。」

莫爾斯回憶起他干這行接到的第一個活兒：有人在堆滿了各式樂器、情趣玩具和毛片的家裡用霰彈槍自殺，現場需要清理。「做清理對我來說不是問題，」 他解釋道，「我的唯一困擾是為那些孤獨死去的人感到難過。很多人在死的時候根本就沒人知道，這實在有些令人不安。」

把兇案現場的全部死亡痕迹清除乾淨是清理員們的共識。對許多人來說，家是獲得心靈慰藉的地方，回家看見屋子裡到處都是死去的親人留下的血跡是難以想像的。

沃格爾把自己的工作比作是小說的悲慘結局。他說：「你不能讓悲慘結局停留在死者家屬的腦海中，我們的職責是確保他們對死者最後的記憶，仍然停留在聖誕節時的那個擁抱，而不是在兇案現場清理血跡。

清理一般是指清除血跡和其他體液，但有時也包括拆卸地板和牆面。房屋復原則涉及從更換地毯，到重新粉刷牆面前修補好霰彈槍留下的彈孔等方方面面。許多公司把房屋復原的工作外包給其他公司，但沃格爾想把這項業務融合進自己的商業模式。他認為房屋復原不僅要重建房屋，還要讓死者家屬重現生機與活力。

房屋復原可以是更換牆紙或者把地毯換成地磚這樣簡單的操作，但即便是這種微小的改變也實屬不易。「在妻子自殺後，我問他 『現在你想把牆面換成什麼顏色？』」 他回憶起那位想把妻子去世的那間卧室重新粉刷一下的丈夫。「儘管他還是很難過，但從他的聲音里你能聽出來，他終於開始為自己打算，而不是糾結於過去。」

兇案現場清理員不僅在與受害者家屬的互動中了解了別人的生活，從工作中他們也知道了很多關於自己的事情 —— 他們所能和不能承受的恐懼分別是什麼，給媽媽打個簡短的問候電話的重要性，以及他們選擇的養家方式。

內勒明白了對陌生人報以微笑的重要性。莫爾斯意識到儘管這個世界充斥著暴力、吸毒過量、不測，還有犯罪行為，但他仍然願意以一種熱愛生活的態度來撫養自己的女兒。沃格爾決心無論幹活的地方有多遠，工作結束之後一定回家照顧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對兇案現場進行清理的目的就是為了掃除死亡痕迹，重建生活。死者心愛的沙發椅被沃格爾和他的同事們徹底地搬出了那座房子。沾滿血跡的地板也被拆掉，大量裝滿危險廢棄物的箱子被運上了卡車。

屋子的其他地方原封不動 —— 裝滿了洗乾淨的衣物的塑料洗衣籃就放在床上，幾件熨燙一新的格子襯衫還掛在桌子上方，而那幅一男一女和一個戴著紅色蝴蝶結的嬰兒的合影，也仍舊擺在壁櫃里。

// 編輯: 邢逸帆

// Translated by: 威廉老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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