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婦女先鋒團團長：與丈夫失散60年相逢

她曾和鄧穎超、曾志、蔡暢、金維映一起走過長征路，她們是並肩作戰的戰友；她曾是西路軍婦女先鋒團團長，一位叱吒風雲的巾幗英雄；她曾是王首道將軍的夫人，長征路上失散，60年後再重逢；她的一生寫滿傳奇，她就是王泉媛。

參加暴動，走進革命隊伍

1913年，王泉媛出生於江西吉安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她姓歐陽，名泉媛。11歲那年，生活所迫她被送到村裡一戶姓王的人家當了童養媳，改從夫姓，從此改名王泉媛。

16歲那年，家鄉敖城驟然颳起了一場革命風暴，王泉媛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報名參加紅軍。1934年，經尹仁貴介紹，21歲的王泉媛站在莊嚴的黨旗下宣誓入黨。當年，她被調到縣裡任婦女部長，次年，調湘贛省婦女主席團工作。

1934年元旦甫過，全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會議結束後，王泉媛接到通知，調她到馬列主義黨校高級班學習。馬列黨校畢業後，王泉媛進入少工中央任青婦幹事，並出色完成中央擴大紅軍隊伍的「擴紅」部署，緊接著一紙調令又回到瑞金。此時正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實行戰略大轉移，兩萬五千里長征由此拉開序幕。王泉媛被分到婦女工作團，帶領擔架隊員前行。

戰友關心，組織會議決定婚姻大事

1935年新年的鐘聲迎接紅軍來到邊陲古城遵義。黨中央作出部署，在積極籌備「遵義會議」召開的同時，抽調一部分同志組成地方工作團做群眾工作，負責人為王首道，王泉媛也被臨時抽調上來，一起共事的蔡暢和金維映在這邊。

一天晚上，被王泉媛喚作阿金姐的金維映突然來到王泉媛的住處，隨同一起來的是蔡暢大姐。二人和王泉媛聊了些家常，知道了她的身世和婚姻。

「泉妹子，你還年輕，人生的路還很長，一定要振作起來。你的婚姻是封建制度給你的枷鎖，丈夫死了，這是你的不幸，可你有重新選擇的權利，也有追求幸福的權利。」蔡暢大姐語重心長地開導她。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倒想給你介紹一個人，這個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阿金姐故意賣了一個關子，沒有立馬揭穿謎底。「阿金，你別再擺迷魂陣了，我替她說吧。這個人就是王首道。」蔡大姐揭穿了謎底。

「過去，我們不了解你的身世，也不知道你的婚姻狀況，對你關心不夠。如果你覺得合適，我們就給你做主了。」兩位大姐是認真的，可王泉媛卻毫無思想準備。

在部隊離開遵義的前一天晚上，王泉媛接到「緊急通知」，到頂頭上司王首道的住地開會，沒想到，這次會議的主題竟是自己的婚姻大事。

會議由蔡大姐和金大姐主持。「今天的會不討論工作大事，只研究你們倆的個人大事，我們事先已經徵求過你們的意見，不反對就是同意。現在是戰爭時期，我們沒有時間享受花前月下的浪漫愛情，可我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們也需要愛情……我倆商量過，原想給你們擇個良辰吉日，好好慶賀一番，可環境和條件不允許，只能選擇今天，因為明天部隊就要出發。你們就珍惜這不可錯過又不可多得的幸福時光吧。」簡單的「會議」結束了，兩位大姐走了，王泉媛突然孩子似的哭了。

手槍成為定情物，新婚即相離

這是一個終生難忘的夜晚。倆人不近不遠地坐著，一直保持著「理智」的距離。王首道突然起身走到自己的辦公桌前，拉開抽屜，拿出一件用紅綢子包裹的物什，一層層地打開，原來是一把烏黑鋥亮的小手槍。

「喜歡嗎？送你的。」王首道來到王泉媛面前，仔細地看了一眼那張漂亮的臉問。「謝謝首長！」王泉媛受寵若驚。「能不能改個稱呼啊，咱們已經是夫妻了，這樣叫起來多彆扭啊。」「怎麼個改法啊，我還沒有想過，聽你的。」「我也沒有想好，隨你的便吧，只要不叫首長就行了。」「這把小手槍是我從敵人手裡繳獲的，還有八發子彈，就算是我們的定情物吧。聽說你的槍法很不錯，想來你一定喜歡，就收下吧。」

「可我沒有什麼送你啊？我們老家有個習俗，新娘要給新郎送上一雙親手做的千層底的布鞋，穿上這雙鞋，無論走到天涯海角都會回到親人的身邊來……」王泉媛含情脈脈地表達了心意。「就是不穿你做的千層底，我也不會離開你，即使暫時離開了，最終還是要回到你身邊來。」王泉媛那不爭氣的眼淚再一次湧出眼眶。「我們很快就會見面的，多保重！」

半年後的一天，王泉媛隨衛生部來到兩河口，部隊剛剛安營紮寨，通訊員來了，任務是接王泉媛到首長的住地見個面。王泉媛喜出望外，只是相見總是短暫的，不久王首道又把王泉媛送回衛生部駐地。行軍路上，兩個人雖然能時常碰面，卻無法同居。翻過大雪山後，前面是連綿不絕的草地，王首道跟隨大部隊走了，這一次是長久的別離。

帶領婦女先鋒團抗日，意外遠離組織

1936年6月，紅軍第2、6軍團兩萬餘人堅決執行北上抗日的路線，經湖南、貴州、雲南到達西康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編為紅二方面軍。是年8月，西路軍婦女先鋒團組建，王泉媛任團長，政委是吳富蓮。

部隊進入「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河西走廊，一直向西，向甘肅腹地插去，進入民族地區，到了馬步芳的領地。當時是國共合作時期，部隊路過涼山、武威，馬家軍沒放一槍。然而，正當紅軍隊伍毫無戒備地向西挺進的當口，風雲突變，馬家軍受蔣介石指使，一場圍剿紅軍的血腥大屠殺從此拉開戰幕。

是年3月，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與馬家軍經過40天血戰後，損失慘重，西路軍總指揮部、9軍、30軍和婦女先鋒團陷入重圍，此時，兩萬多人的西路軍，剩下不到5000人，一半以上是傷病員。為了衝出重圍，婦女先鋒團擔起重任，擔起阻擊馬家軍裝備精良騎兵師的重任。

開戰不到一小時，子彈打光了，手榴彈扔光了，連身邊可以用作武器的石頭也扔光了。蝗蟲般的馬家軍騎兵黑壓壓地向我方陣地撲來，彈盡糧絕的婦女先鋒團陷入絕境。再也無法抵抗了，婦女先鋒團旗倒人散，全部成了馬家軍的俘虜。而王泉媛最終被人出賣，暴露了團長身份。

聽說抓到了紅軍女團長，師長馬步青興奮不已，決定親自審問。連續三天三夜的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王泉媛始終沒有屈服。馬步青怒火中燒，又心生一計，決定將她許配給他手下的工兵團長馬進昌為妾。

做敵人的姨太太，這是對自己人格的最大侮辱，王泉媛死也不能接受。威逼、利誘，馬進昌不斷地變換手法逼其就範，她只能不斷地與敵人巧妙地周旋。「嫁給你可以，可你要答應我一個要求。」馬進昌見王泉媛低頭就範，自鳴得意。「說吧，你有什麼要求？」「我手下有個叫王秀英的女兵，是我的貼身人，把她給我找來做丫頭。」馬進昌沒有食言，第二天就把王秀英找來送到王泉媛面前。「你提出的條件滿足你了，明天成婚！」馬進昌下了逼婚令。

王泉媛再也沒有退路了。那晚，當那個帶著滿身酒氣的魔鬼向她撲來的時候，她用盡全身力氣，猛的一腳朝那個男人的襠部踢去，那一腳踢了個正著，馬進昌從床上滾下來，抱著下身痛不欲生地在地上號叫。見有機可乘，王泉媛推窗從土樓上跳了下去……最終，在王秀英的幫助下，她們一起逃了出來。

一路女扮男裝，闖過數不盡的關卡，最後找到了設在蘭州的八路軍辦事處。王泉媛帶著一顆疲憊的心敲開了「八辦」的大門，向他們講述了自己歷經磨難痴心尋找組織的經歷，她的故事講完了，給她的卻是這樣的答覆：離開隊伍一年以內的留下，兩年以內的審查，三年以上的不收。此時的她，脫離隊伍已3年。這位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面前從沒流過眼淚的女中豪傑，卻在自家的大門口傷心痛哭了一場。王泉媛，這位用雙腳走完了不止兩萬五千里的女紅軍團長，最終沒能走到陝北，相反，她帶著一顆破碎的心，一路逃荒要飯重返闊別多年的江西老家。

新中國成立後，王泉媛當過村婦聯主任，當過敬老院院長，她本來想過平平靜靜的日子，可「文革」再一次把她推向「革命隊伍」的反面：叛變革命，歷史不清……揪斗、遊街，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使她痛不欲生。她無法忍受這不公平的對待，一次次向組織反映情況，希望能澄清自己的歷史。王泉媛沒有放棄，她相信嚴冬總會過去，春天總會到來。

六十年後的相逢，千層底布鞋表情誼

1982年夏天，在康克清、蔡暢等幾位紅軍老大姐的幫助下，蒙受了半個多世紀冤屈的王泉媛終於恢復了黨籍和紅軍身份。這一天來得太遲了，可它終於還是來了。

1995年，王泉媛應全國婦聯邀請來北京參加活動，活動結束準備離京時，她接到通知，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王首道要在京和她會面。聽到這個消息，王泉媛頓時淚如泉湧，嘴裡不停地念叨著：總算是見到了，總算是見到了！那天，她專門到王府井百貨商店買了一雙千層底的布鞋。

金秋的北京，午後的陽光暖暖地照在北京某醫院的高幹病房裡，祥和而又安靜。一位老人坐在靠窗的沙發上，略顯焦急地朝外張望著。他就是王首道，此時生病住院，這次特別會見就在醫院裡進行。

「首道，我來看你來了！」王泉媛笑著走了進來，眼裡閃動著淚花。兩位老人顫抖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有多少話要互相傾訴啊。整整60年了，60年的等待太久太久，60年的風雨太多太多。

王泉媛從手提的紙袋裡拿出那雙千層底布鞋，虔誠地捧到王首道面前，喃喃地說：「60年了，我說的話終於兌現了！」

兩位老人走到一起，王首道挽起王泉媛的胳膊，站在他們身邊的女兒王維斌為兩位老人拍下了這張他們有生以來第一張也是最後一張合影。

2009年4月6日，《井岡山日報》報道：中國共產黨黨員、離休長征老幹部、原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婦女先鋒團團長王泉媛同志因患腦血栓、支氣管炎等多種疾病醫治無效於2009年4月5日在泰和縣人民醫院不幸逝世，享年96歲……

人物小傳：

王首道， 1906年4月生，湖南瀏陽人。原名王芳林，曾用名王一分。1925年加入王首道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春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5年參加革命工作。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新中國交通運輸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共第七屆中央 候補委員、委員（七屆七中全會遞補），第八屆、九屆、十屆、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繼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1996年9月13日在北京逝世。

王泉媛（1913~2009），原名歐陽泉媛。江西吉安人。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奉命西渡黃河，參加了西路軍的艱苦征戰。1937年3月，在祁連山中不幸被俘。1939年由河西逃到蘭州。1942年回到原籍江西吉安。1962年，在康克清的關照下，被安排到禾市鄉敬老院擔任院長。1989年，得以落實政策：軍齡從1930年算起，黨齡從1949年11月算起，享受副地級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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