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新聞傳播史研究的「另一世界」

中國對外新聞傳播將近走過兩個世紀的歷程。其中，19世紀的中國對外新聞傳播是特別值得反思的一段歷史。這一時期，西方在華外報基本壟斷了中國的新聞傳播，取代了中國對外新聞傳播的話語權。西方在華媒體是如何報道中國的，中國為什麼失去對外新聞傳播話語權?對於這些問題，國內外學術界較少從源頭上進行深入探究，長期以來缺少系統研究這些問題的專門著作。學苑出版社的《攪動晚清帝國秩序的力量——19世紀早期廣州外報中國報道研究》(2017年12月出版，作者謝慶立)一書，從對外新聞傳播的視角，系統梳理、考察早期在華外報(廣州外報)的中國報道，及其所建構的中國形象，填補了新聞與傳播學術領域的一項空白，打開了新聞史研究的「另一世界」。

19世紀早期廣州外報的中國報道，奠定了西方在華媒體對外傳播中國的基礎，初步形成了建構中國形象、傳播中國的話語機制。鑒於此，作者研究的視點聚焦於19世紀早期(1827—1842)的廣州外報(英美國家在華創辦的英文報刊，以西方國家讀者為對象)。作為研究視點，「廣州外報」有兩層意義：第一，就傳播地理看，19世紀早期的廣州口岸是中國唯一對外開放的商業貿易港，同時也是國際化的「信息交匯港」。獨特的商業、文化空間使之成為近代中國新聞業的發源地;第二，從時間層面看，19世紀早期的廣州外報處於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發端期，這些外報打破了晚清帝國原有的信息傳播格局，其對外中國報道為以後在華外報發揮了「示範」和「發動」作用。

對此，作者從整體上把握研究對象的本質。本書以這一時期廣州外報的中國報道為「經」，以中西社會背景和中西錯綜複雜的矛盾為「緯」，從對外新聞傳播的視角，選擇這一時段廣州外報中國報道的議題和有關的輿論熱點，深入探究早期廣州外報與中西社會的互動關係、以及中國報道的話語形態。本書創新之處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首次把19世紀早期廣州外報的對外中國報道作為研究專題，在考察外報中國報道文本形態的基礎上，呈現19世紀早期廣州外報中國報道的大致脈絡，探尋其對中西關係、晚清社會秩序、文化意識等方面產生的影響。譬如，20世紀以來，「國民性改造」成為影響中國現代思想的主導話語之一。作為一種知識話語，有關中國國民性話語產生的源頭在哪裡?作者以最早在華出版的英文外報《廣州記錄報》和稍後的《中國叢報》為個案，從源頭上梳理、探究廣州外報與中國國民性話語生產的關係，考察分析廣州外報對中國國民性認知歷程，揭示其賦予「中國國民性」內涵。作者指出，廣州外報「中國國民性」的討論，開「中國國民性」建構之先河，引發了中國近現代有關思想資源生產的「蝴蝶效應」。作者的研究並沒有停止於現象層面，而是透過外報中國報道的表象，把握其背後的肌理，重點揭示「現象」背後的邏輯關係。

第二，從對外新聞傳播的視角，採用跨學科研究方式、文獻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在大量文獻資料和報道文本基礎上，分析19世紀早期廣州外報的報道內容、報道方式和編輯形態，追根求源，探究中國對外新聞傳播史初始形態及其蘊含的歷史邏輯。譬如，作者發現鴉片戰爭之前，廣州外報大量刊登有關「中國軍事實力」問題的報道和評論，這些報道從不同的維度，為西方讀者建構了晚清中國的軍事形象。作者指出，外報所建構的中國軍事形象，其中蘊含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擴展其殖民範圍的慾望。這種「控制欲」往往又被外報以「文明」「進步」的話語所掩飾，這種話語形態逐漸成為外報報道中國的一種主導話語。

第三，作者特別注意從「小處」著眼，把握牽動歷史宏大走向的脈絡。廣州外報是複雜社會背景與傳播生態孕育的特殊產物。自出現之日起，它們就像敏感的神經連通著中西社會的各個方面。當時，廣州外報的中國報道常著眼於一些微觀現象。因此，作者從剖析微觀報道現象入手，深入探究微觀中蘊含的「宏大主題」。譬如，圍繞清朝官方文書中的「夷」字，廣州外報曾展開持續數年的報道和討論。作者發現，中文「夷」字內涵被顛覆，其意義被外報重新建構。持續數年的「蠻夷之辯」，不僅達到了為西方正名的目的，而且也把中國置於野蠻的定位。其實，在中國歷史長河中，「蠻夷之辯」不過是一段激流、一串飛濺的浪花，與那些極具衝擊力歷史大事件相比，這算不上「宏大敘事」，但的確是耐人尋味的「歷史細節」。這些發現，不僅體現了作者研究方式的創新，也體現了作者獨特的歷史眼光。

此外，本書的創新之處還表現在發掘出的新資料方面，以及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新觀點。在研究的過程中，作者依據原始文獻資料，做到了闡幽顯微、論從史出，對前人的定論提出質疑，對有關歷史問題重新定位，提出了一些卓然自立的新見解。譬如對1834年「律勞卑事件」引發中英軍事衝突問題的分析，他通過分析廣州外報大量的報道文本，發現外報把廣州官方文告中的關鍵詞「夷目」誤譯為「barbarian eye」(野蠻人的眼睛)。作者用歷史材料「說話」，指出廣州外報的誤譯，其客觀效果出人意料：不僅「誤傷」了律勞卑對中國的情感，同時加劇了在華英國僑民與中國的對立情緒，也為中英軍事衝突埋下了隱患。針對學界普遍認為的中國新聞媒體過於「政治化」始於近代國人辦報這個觀點，作者以《中國叢報》為例，通過梳理1834年8月—1835年1月有關「律勞卑事件」報道，考察《中國叢報》與這一事件的互動關係,發現《中國叢報》是該事件矛盾升級的「推手」，在整個事件過程中發揮了引導、組織輿論的作用，使中英雙方由潛在矛盾轉為對抗性矛盾，為以後英國對華採取強硬政策提供了輿論基礎。作者指出，發端時期的外報帶有先天的「政治基因」。

對於《廣州紀錄報》，學術界普遍把它定位為首家在華創辦的英文報刊，作者卻從對外新聞傳播的視角，將《廣州紀錄報》置於中國對外新聞傳播的歷史格局中重新定位。作者指出，1827—1831年《廣州紀錄報》是「獨家發聲」期，該報持續發表有關中國的報道，在中國對外新聞傳播史上具有開創地位。自《廣州紀錄報》始，中國對外新聞傳播的話語權被在華外報所取代，並導致外報把中國定位成愚昧、停滯和專制國家;西方被定位成文明、進步的西方，進而確立了西方文化的優越感，使之扮演拯救中國的角色。

19世紀早期的這段歷史表明，中國對外新聞傳播話語權的變遷關乎國家的尊嚴和形象，關乎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發展空間。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新時代，作者的此項研究因此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作者反思歷史，總結經驗教訓，為當代中國對外傳播提供文化資源和歷史鏡鑒;另一方面，就中國新聞傳播史，特別是對外新聞傳播史學科建設而言，彌補了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研究的不足，以新史料、新角度、新視野，從源頭上探究中國對外新聞傳播的來龍去脈，分析其背後錯綜複雜的問題和矛盾。此部著作的出版，拓展了新聞史的研究領域，把在華外報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對於新聞史，特別是中國對外新聞史的學術建設具有重要價值。(作者 張濤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執行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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