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文景對同姓王的鬥爭與七國之亂

劉邦「刑白馬而盟」，立誓「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想讓九個同姓王輔翼王室，以血緣關係做為政治支柱。但分封早已成為一種落後的政治制度，所以結果是適得其反的。劉邦時，同姓王都是些小孩子，問題尚不嚴重。惠帝和呂后以後，諸王已羽毛豐滿，他們擁有「跨州兼縣，連城數十」的大塊地盤，又有徵收賦稅，鑄造錢幣和任免除了相、大傅、中尉等以下官吏的權力。

他們建置宮室百官「制同京師」，出入擬於天子，覬覦帝位的野心日益增長他們組織和發展自己的獨立武裝，甚至各自紀年，不用漢皇帝的年號。更有甚者，為了對抗朝廷，竟不惜與匈奴貴族互通聲氣，作法與普日異姓王沒有兩樣。鑒於這種情況，文景二帝都對同姓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文帝時，著名的政論家賈誼上《治安策》，一見血地指出了割據分裂問題的嚴重性。指出諸侯國的力小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漢書·賈誼傳》）。

文帝採納他的建議，立齊王肥的六個兒子為王，把齊國分為六個小王國，又立淮南王長的三個兒子為王，把淮南國分為三個小國。景帝時，中央與諸侯王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御史大夫晁錯提出《削藩策》，明確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亟反，禍小；不削，反遲，禍大」，（《史記吳王劉濞列傳》），要立即動手，「削其枝郡」歸中央直接統轄。

他又更定法令三十章，從各方面對諸侯王進行限制景帝以晁錯為高參，假罪名削除了楚國的東海郡（今山東郯城），趙國的常山郡（今河北正定），膠西的六縣之地公元前154年，當景帝欲削吳王劉溴的會稽（今江蘇昊縣）、豫章（今江西南昌）兩郡時，早就準備謀反的吳王濞與楚、趙、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等六國串通，發動了叛亂。他們同時起兵，聯軍號稱五十萬，又派人與匈奴，東越貴族勾結，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為名，舉兵西進，打到今河南東部。最帝惶恐，一時輕信姦細袁盎讒言，將晁錯處斬，乞求七國收兵。劉濞不僅不退兵，反而公然自立「東帝」。

最後景帝派周亞夫為太尉率軍東征，以武力進行鎮壓，用三個月時間平定了叛亂。劉逃到東越，為東越人所殺，其餘六王皆自殺，七國都被廢除。接著景帝利用平叛勝利的有利時機，頒有了諸侯王不能自已其國的一系列法令取消了諸侯王的治民之權，使他們只能「衣食租稅」，當只有爵位而沒有實權的貴族。王國基本上相當於郡縣了。景帝死後，武帝即位。

漢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在位（公元前141年一—前87年）五十四年，實行了許多重大措施，使漢初積累起來的雄厚實力得到充分發揮，大大強化了封建中央集權制國家的統治。獨尊儒術。列寧說:「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並且創造客觀世界」（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搞要》≤列寧全集》第38卷228頁）。漢初黃老思想盛行，正是當時形勢需要恢復殘破經濟的反映，而且也確實創造了「文景之治」新的天地。隨著時代的前進，形勢的變化，地主階級要求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加強中央集權統治。

道家反對社會進化，推崇「小國寡民」的國家觀，以及「聽其自然」主張「無為而無不為」的統治術，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了。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推行政治上主張進取有為，積極干預世事，實行大一統的儒家學說。從此經過董仲舒加工改造的儒家學說（注）便逐漸成為西漢中後期的統治思想。儒學之風為之大盛。漢武帝在思想領域尊儒，但在實際政治上，他是儒法並用的。

尤其在用人方面，不重用醇儒，而是重用「習於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的人，在治術上，傾向於法治。廣招人才。漢武帝實行察舉制（以前也有察舉，未形成正式制度），規定郡守每年在各地負責舉孝廉，察賢才，招攬在政治、軍事、外交、文學等方面有特殊才能的士子，送到中央加以任命。同時採納董仲舒公孫弘的建議，在長安設立太學，置《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博士，每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還從郡縣選拔一些有條件的膏年到長安:同博士弟子一起授業。這些都是官僚子弟。每年考試一次，合格的補掌管文書的官吏，優秀的補各郎中、學、掌故。太學逐年擴大，到成帝時已有弟子三千多人。郡縣也辦學校，講授五經等。漢武帝破除商人不能為官的先制，規定商人地主捐納定數量的奴婢錢財也可以為郎。出身寒微的人材也能被任用。如主父偃借貸無數，窮困潦倒，後因上書言事，得到武帝賞識任為郎中。朱買臣本靠賣柴為生，因他說春秋》言《楚詞》有見識，任為中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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