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家王綿厚提出新觀點：喀左青銅器為燕王喜東逃時所埋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朝陽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發現大量窖藏青銅器，這些文物震驚了考古界，但這些青銅器的主人和來源眾說不一。不久前，我省考古學家王綿厚提出新觀點，他認為喀左大凌河流域窖藏青銅器應是戰國末期燕王喜和太子丹敗逃遼東時所藏，這一觀點得到了一些專家的支持。

大凌河古道發現大批窖藏青銅器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出土於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的青銅器匽侯盂和鴨形尊正在展出。與此同時，遼寧省博物館也有幾十件出土於喀左的國寶級青銅器文物展出。這些青銅器的主人是誰？為何把大量的青銅器埋藏在了喀左？這，一直是個謎。

記者查閱資料得知，大凌河流域窖藏青銅器第一次集中被發現是在1955年5月12日，在喀左縣海島營子村馬廠溝共發現窖藏青銅器16件。主要包括青銅鼎、青銅盂、青銅簋（guǐ）、青銅甗（yǎn）、青銅卣（yǒu）、青銅罍（léi）和青銅鴨形尊等。

1973年3月6日和5月28日，在喀左縣平房子鎮北洞村山崗上，又發現了兩處相距僅4米的青銅器窖藏坑，分別被稱為北洞一號和北洞二號。兩處遺址各出土青銅器6件。

隨後，窖藏青銅器在喀左縣又陸續被發現。1974年12月，在喀左縣平房子鎮棗樹檯子溝村，發現了22件窖藏青銅器。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帶銘文的就有15件。最後一次在喀左縣發現窖藏青銅器是1978年9月，地點是喀左縣坤都營子鄉小波汰溝村，共出土青銅器10件。由此，考古界用「四批五處」稱呼喀左窖藏青銅器。

遼寧省博物館原館長王綿厚告訴記者：「這些窖藏青銅器發現的意義十分重大，是上世紀燕山以北遼西地區青銅器的一次集中出土，其數量之多、品級之高，絲毫不亞於中原先秦列國所發現的青銅器。」王綿厚表示，通過對喀左縣出土的「四批五處」窖藏青銅器進行綜合分析，他發現這些青銅器的分布地域、埋藏情況和器物時代特徵，具有鮮明的共性特點，可以看作是一個有內在聯繫的窖藏整體系列。

「從出土位置看，這批窖藏青銅器基本沿大凌河古道南北排列。而且考古調查發現，與窖藏地址相鄰處有戰國和漢代城址遺迹，這說明當時大凌河古道有城址存在，且活動頻繁。而將這幾批青銅器埋藏的人，很可能是途經大凌河古道時，因某些歷史原因不得不將這些青銅器埋藏起來。」王綿厚進一步解釋說，「這些青銅器的時代跨度至少從商代延至戰國時期，其中以燕國的青銅器為主。在近千年時間裡，能擁有這樣大批帶『燕侯』等銘文青銅器的人，其身份非常尊貴，絕非一般的小諸侯和地方部族方國的首領。但遺憾的是，對其主人的身份研究，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存在著爭議。」

青銅器上自商代下至戰國晚期，與燕王有關

記者了解到，喀左窖藏青銅器最大的謎團有兩個：其一，這些青銅器的主人是誰？其二，他為何要將如此多的青銅器埋藏在大凌河古道上？

據了解，1986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對「喀左青銅器窖藏」的解說，是早期最為權威的解釋。書中將喀左窖藏青銅器定為「西周初年燕國祭祀山川時埋藏的青銅禮器」，這一結論的依據是遼寧學者的考古發掘報告。

對此，王綿厚並不贊同。他說：「這種說法一是說其埋藏時代為西周初年，二是青銅器所屬為燕國，最後其埋藏原因是為了『祭祀山川』。早期遼寧的一些專家對這種觀點一直持肯定態度。但我對這些觀點並不完全贊同。除認同這批青銅器屬於燕國外，其他觀點我認為都應該重新思考和討論。」

為尋找答案，王綿厚從21世紀初以來，對喀左窖藏青銅器進行了深入細緻的重新分析和研究。

王綿厚告訴記者，關於喀左窖藏青銅器，目前可以確認並達成學界共識的是其屬於周朝的諸侯國燕國。所以可以將其和同時期的其他青銅器進行比較。迄今為止，在原燕國及其以北的地區，燕國青銅器最集中的成批發現，首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這一墓地在北京西南，是燕國的貴族墓葬群。其中發現了大批青銅器，品類齊全、帶銘文者眾多，這些青銅器的時代明確，無可爭議。

「通過將北京琉璃河燕國墓地出土的青銅器和喀左大凌河古道出土的青銅器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很多有意思的線索。」王綿厚說，「對比是通過青銅器的造型和銘文進行的，主要是帶有『匽侯』銘文的青銅器。『匽』在古漢語中同『燕』，北京琉璃河燕國墓地出土的青銅器上也有這樣一些銘文，如『匽侯令堇禧太保於宗周。庚申，太保賞堇貝，用作寶尊彝』『匽侯賜圉（yǔ）貝，用作寶尊彝』『匽侯賞復衣、臣、妾、貝』等。通過銘文中的『賞』『賜』等字，可見這些青銅器是燕國諸侯王賜給臣子使用的。」王綿厚說，「再看喀左大凌河古道發現的青銅器上的銘文，『匽侯作饙（fēn）盂』。該青銅器不僅與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同類器造型相同，其『匽侯』二字亦如出一轍。所不同者，大凌河窖藏出土的青銅器從銘文的『作』字看，應為燕王自用的青銅器，而北京琉璃河出土的燕國青銅器，全部是燕王賞賜給臣下的青銅器。」

同時從這些青銅器的時代上看，又能發現一些不同之處，如北京琉璃河青銅器的時代比較集中，基本在西周初期。而大凌河流域窖藏青銅器的時間跨度則更大。特別是以北洞二號出土的青銅器時代跨度最複雜。其中的「斐方鼎」應為商代青銅器，帶座青銅簋的年代應為西周，而另一件青銅匜（yí）的年代應屬於戰國晚期。

王綿厚說：「在考古學中，對同一地層或地點出土文物的斷代，有一個公認的『就晚不就早』的原則。對窖藏的文物群體，分辨其中的最晚下限，哪怕是微小的器物都應十分謹慎。而通過這件青銅匜能看出，大凌河窖藏青銅器雖然其主體為西周，但窖藏的總體時代下限應到戰國。」

王綿厚為此在2015年專門諮詢了參與過當年發掘北洞二號窖藏的考古專家——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長方殿春。方殿春明確表示，當年的窖藏坑有「亂葬坑」的感覺，而北洞二號出土的那件青銅匜，他認為甚至屬於戰國晚期。

由此得出結論，喀左窖藏青銅器的時間跨度至少超過了1000年。

除銘文和年代外，在北洞一號發現的青銅罍的雙耳上有深深的溝痕，這是長期懸掛使用磨出來的。在青銅瓿（bù）的口沿一側，還有明顯的修復痕迹。王綿厚說：「這都證明它們應該有長期的使用經歷，使用者和銘文相對應很可能就是歷代燕侯和燕王。」

那麼，到底是哪一位燕王埋的呢？王綿厚認為，應該是戰國末期的燕王喜和派荊軻刺秦王的太子丹。

燕王喜和太子丹從大凌河敗逃遼東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王綿厚結合史料調查大凌河流域的交通。

王綿厚說：「從考古發現和初步分析看，喀左大凌河古道窖藏青銅器的所有者和埋藏原因，總體上無非有三種可能。」

其一，這批青銅器為商、周(燕)王室所有。其埋藏的原因是王室成員本身或派專人赴大凌河流域埋藏或祭祀。

其二，這批青銅器是燕王賞賜給北方某部族或方國，後由當地的部族、方國埋藏或祭祀所為，或者由「箕子東遷」時所埋。

其三，這批青銅器原本為燕國王室所有。由於某種特殊的歷史原因，王室成員及隨行者途經大凌河流域時埋藏。

對於這三種可能，王綿厚說：「第一種和第二種可能並不成立，第三種則很可能是這些青銅器的真正身世之謎。」

王綿厚調查時發現，在這些青銅器埋藏地附近，並沒有名山大川，而且從埋藏情況看，根本沒有規律，各個時代甚至還有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全部混在一起，十分雜亂，窖坑挖得也不規則，青銅器在坑內上下疊壓，卧立不一。這種無規律的現象和違反常規的埋藏方法，恰好否定了《中國大百科全書》中「西周初年燕國祭祀山川時埋藏的青銅禮器」的解釋。因為從未有一次「祭祀」竟混亂地埋藏多件不同時代的青銅器。

對於第二種可能性，王綿厚提出，如果是燕王賞賜給某一部族或方國的青銅器，那麼其年代就很難確定，因為在同一窖藏坑中，既有商代也有西周甚至戰國時期的器物。如果說都是戰國時期燕王一次性賞賜某一部族、方國的，那明確地刻有「匽侯作饙盂」的燕侯自用器，怎麼會賞賜給其他方國？另外還有一件燕王親自賞賜給大臣「伯矩」的青銅器，既然已經賞賜給了伯矩，是不可能成為轉賜給北方另外的某部族、方國的賞賜品的。

至於「箕子東遷」的說法，更經不起歷史的檢驗。因為商末「箕子東遷」時歷史上還沒有出現「燕侯」。箕子總不能帶後世燕侯的青銅器東遷。

王綿厚認為，這些青銅器時間跨度長，器型數量多，樣式齊全，品級崇高，說明窖藏青銅器的所有者和埋藏者，必具有長期保存和收藏這批青銅器的身份和條件。所以推斷這批青銅器的真正所有者，應為歷代燕侯和燕王，這批青銅器是燕國「庫府」所藏的傳國重器，可能是從第一代燕侯受周武王封賞，周武王將部分商代青銅器賞賜給燕侯開始，歷代燕侯或燕王均不斷地將青銅器藏於國家府庫之中代代相傳。

綜上所述，王綿厚認為，將青銅器埋藏在大凌河古道的燕王應是末代燕王喜。依據就是多種史籍中記載的戰國末期燕王喜大敗逃往遼東一事，喀左大凌河古道恰是當時由中原去往遼東的必經之路。

對此《戰國策·燕策三》記載：「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

《史記·刺客列傳》也記載：「(秦)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

王綿厚介紹，以上兩條記載的是同一歷史事件。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荊軻刺秦王失敗後，秦始皇加快了攻打燕國的步伐。公元前226年十月，秦攻下燕國的都城薊城。燕王喜和太子丹慌忙逃往燕國最後的地盤遼東郡（今遼陽）。

從當時的交通地理看，燕王喜當年逃往遼東必須經由遼西大凌河古道。所以這批青銅器應是燕王喜和太子丹在匆忙敗逃中，不堪輜重和重器的重負，倉促間臨時埋藏於大凌河古道沿線。而在埋藏時，燕王喜和太子丹還抱有擊敗秦軍，重返舊地取出青銅器的希望，所以並未將這些青銅器埋藏在過於隱秘的地點。但這一切都隨著後來太子丹被殺和燕王喜被俘虜，最終燕國滅亡而永遠成為「歷史的謎案」。

新媒體編輯：李小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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