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馬生涯，一生無憾
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
風情中國
黑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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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公蔡密肅離開這個世界已經13年了，兒女們在栽滿青松翠柏的文林山革命軍人墓給他買了一塊永遠的安息地。清明節，兒女們來看父親，面對著墓前那尊刻著「戎馬生涯,一生無憾」八個字的石碑，大家默默地追思著父親平凡又非凡的一生。
我和我的丈夫都是在福州軍區後勤部大院里長大的，我在上幼兒園的時候，就認識了二十年後成為我公公的那位蔡叔叔。那時我媽媽在軍區後勤部宣傳科工作，科長就是這位長得白凈斯文的蔡叔叔。聽媽媽說她的科長抗戰時期在上海上過大學，很有才華，文筆又好，不僅會寫文章，而且寫得一手漂亮的柳體字。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部隊里「大老粗」成堆，像蔡叔叔這樣上過大學，能文能武的軍官可是鳳毛麟角。我從小就敬佩文化人，在我幼小的心靈里，對蔡叔叔可是佩服得五體投地。蔡叔叔的三個兒女都姓賀，因為好奇，我問過媽媽，蔡叔叔家裡為什麼父子不同姓？媽媽告訴我這些都是因為當年鬧革命的需要。我還是有點糊塗，難道革命還需要後代改姓。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亂了一陣後，大人們都集中起來參加清隊學習班，一周只許回家一次。整個後勤大院只剩下我們這些半大孩子在瘋玩，一到周六下午，我和許多大院里的孩子們就懸著一顆心早早趕到機關管理科門前那棵大榕樹下，等候各自的家長回家。交通車來了，凡是接到家長的孩子都興高采烈地放下了那顆小小的擔心，因為能回家的家長證明了他沒「問題」。我發現一個很殘酷的事情——蔡叔叔的孩子從來都沒有接到爸爸回來過。孩子們中間流傳說，賀氏三兄妹的爸爸是「叛徒」，被關起來了。我真的很難過，這麼有才華的蔡叔叔怎麼竟是貪生怕死的「叛徒」。媽媽悄悄告訴我，蔡叔叔抗戰時期在大學裡領導學生運動時曾經被捕過，現在是以叛變嫌疑正在關押審查。我本能的感覺蔡叔叔絕對不是「叛徒」，肯定是被冤枉的。後來，我參軍離開福州，探家回來，打聽老鄰居蔡叔叔的事，聽說經過專案組嚴格的內查外調，實在查不到有關蔡叔叔叛變的證人和證據，為此蔡叔叔「解放」了，但仍然得不到信任。目前，他被「發配」到江西某地一個國防工辦單位，給個閑職「晾」起來了。我想，蔡叔叔雖說沒有受到什麼黨內外處分，可是，當他正值壯年最富熱血和幹勁的時候，突然失去了組織的信任，遠離家人又沒有工作干，那是個什麼滋味！這種不是處分的「處分」，也夠他受了。蔡叔叔在江西一呆就是十年，一直到粉碎「四人幫」後的1979年，他才從江西調回福州，不僅又成了我家的鄰居，而且我還當了他家的兒媳婦。
我有了女兒後，小孫女對自己與爺爺不同姓的問題，比我當年更好奇，纏著爺爺打破砂鍋問（紋）到底，爺爺總是絕口不談。我明白，老人不願回想起那段屈辱的日子。終於有一天，我婆婆經不住孫輩們的尋根究底，將爺爺改姓名的故事，用她的吳儂軟語向孫輩們娓娓道出。原來，公公的原名叫賀崇文，抗戰時期是上海的地下黨員。1942年，上海地下黨組織指示他考入上海工業高等專科學校紡織系學習，他的秘密身份是工專地下黨的支部書記。他讀書勤奮，成績優秀，熱心助人，在同學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入學不到一年，便被同學們選為學友會（日偽統治下不許成立學生會）的副主席。在學校的三年多時間裡，他在學生中團結和培養了一批建黨對象。1945年春節前夕，抗日鬥爭形勢越來越鼓舞人心，上海地下黨發動全市各校黨支部以「新四軍」的名義，給一些中間同學和老師寄發賀年片，以擴大黨的影響，爭取群眾。那些日子，同學間神秘地傳播著一個消息，「新四軍給我寄來賀年片了，他們怎會知道我的住址姓名呀！」、「『四老爺』真是神通廣大呀！」、「一定是同學中有他們的人，呀！新四軍就在我們身邊。」、「新四軍馬上打到上海來了，鬼子呆不長啦！」同學們驚喜著議論紛紛，大家彷彿看見了暗夜的曙光，春天的希望。黨組織收到了預期的效果，混在學生中的日偽特務也加緊了調查活動。一個叫陸家駒的黨員同學不慎暴露被捕，經不住敵人的酷刑而叛變。賀崇文得知陸家駒被捕後，在第一時間裡銷毀了一切有關材料，並以早先預定的方式，通知了組織和所聯繫的黨員，他自己來不及撤離不幸被捕。賀崇文在獄中英勇頑強，經受住了鬼子嚴刑拷打、放鷂子、灌辣椒水、電擊等嚴峻考驗。他堅貞不屈，保護了黨組織和同志們的安全。鬼子找來叛徒當面對質，賀崇文始終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個普通學生，是陸家駒狗急跳牆亂咬人，搞得特務最終也有些辨不清真假了。他們將賀崇文放回學校作誘餌，暗中監視，發現誰與賀接觸就逮捕誰。敵人的陰謀沒有得逞，倒是給賀崇文製造了逃離的機會，他設計逃出了魔掌。上海是再也不能呆了，組織上決定讓賀崇文去淮南新四軍軍部。在黨組織的安排下，他喬裝成一個小生意人，拿著一個叫「蔡密肅」的「良民證」，順利地通過了各個關卡，奔向解放區。為了紀念這次對敵鬥爭的勝利和避免給仍在上海生活的父母帶來麻煩，從此賀崇文就改名為「蔡密肅」，投筆從戎，浴血奮戰，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最後隨著部隊打到福建紮下根來。
公公從到解放區那天起，一直到文革結束的幾十年間，歷經數次運動，次次都因為有被捕這段經歷而遭遇審查，最嚴歷的要數文革那回了，那些整人的「專案組」的邏輯是「被捕過的人沒死肯定就是叛徒」，公公有口難辯，除了堅決不承認專案組強加給他的莫須有的罪名外,採取了「任你胡說八道，我自緘口不言」的辦法來反抗。他自信真金不怕火煉，總有還其清白的那一天。數支外調組分赴全國各地，調查公公的所謂「叛變」問題，連早已隱居在東北某地的陸家駒都被找了出來。所有調查材料都證實了當年上海地下黨組織和黨員，沒有因為賀崇文被捕的直接原因，遭到破壞和被捕。公公重新出來工作後，沒有沮喪，沒有抱怨，只有發奮工作，似乎要將他失去的十年時間補回來。他告訴全家人，他的時間不多了，一定要抓緊時間再為國家和軍隊作貢獻。我們曾經問過他，他這一輩子，坐過鬼子的牢房，也受過自己人的關押，在個人受到誤解委屈和不公正待遇的時候，為什麼總能始終不渝、毫不動搖地堅定理想信念，絲毫不改對黨的赤子之心。公公深情地告訴我們：「我是在日寇入侵，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時代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那時不斷有身邊的同志被捕、被殺害，但是我和同志們參加革命事業仍是義無反顧，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共產黨人把自己的生死拋到了腦後。我常想起那些為國捐軀的戰友們，比起他們，自己是幸運的，能夠親眼看見抗戰勝利和新中國成立，看見改革開放，看見半個多世紀的中國變遷，一想到這些，我就感到我們這些倖存者沒有什麼事是想不通的過不去的。在和平環境下，我更要堅定革命意志，讓自己保持心態平衡，不為名、不為利，盡心盡責地踐行當年在黨旗下立下的『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誓言，我此生無憾事！」
2018年元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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