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國者非死不可
我們當中的大部分人都過著按部就班的生活。對社交網路習以為常的我們,早就接受了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技術是中立的,它可以作惡,也可以行善,但它本身是無罪的。我們以為無論技術怎麼改變,這個世界也不會偏離軌道太遠。但威利揭露的Facebook的故事告訴我們,技術可以使權力前所未有的集中在少數幾個人,他們可以通過大數據操縱大眾心理,甚至是美國大選。技術絕不僅僅只是中立那麼簡單。
作者 | 石若蕭 荊文靜
編輯 | 金赫
來源|AI財經社(ID:aicj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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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已經跟科技巨頭Facebook糾纏了2年。這個28歲的數據分析師有一頭粉紅色的頭髮。他看上去像是個簡單的技術宅,但在談話中,他同時也是一個會講故事的大師,聰明、有趣、深刻、引人注目。
過去兩年,Facebook一直試圖叫他刪除一些敏感數據,並且希望他閉嘴。當扎克伯格2016年訪問中國,在北京的霧霾天氣中跑步時,他也一直沒有解決威利這個麻煩。那時,他還在渴望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在所有人面前,他都把Facebook形容成一種簡單的社交工具,認為技術是中立的,政治不該干涉技術。
Facebook就像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但威利告訴我們,這是謊言。
3月18日,《衛報》的報道證明,在美國,Facebook干預了大選結果。那段時間,技術分析師威利親眼目睹特朗普被送上總統寶座,向所有人講述他的THINK BIG,就像是看了一場龍捲風的聚會。因為他知道,這背後有一隻隱形的手正在操縱美國人的心理。
一家名為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數據公司竊取了5000萬Facebook用戶資料,根據每個用戶的日常喜好、性格特點、教育水平,預測他們的政治傾向,進行新聞的精準推送,達到洗腦的目的,間接促成了特朗普的當選。
威利向媒體講述他知道的秘密。圖片來源於網路
威利曾是這家公司的員工。他掌握著大量數據,從加拿大飛往倫敦,找到英國專欄作家卡德瓦拉德,把這件事情講述出來。兩個人已經在電話中交談了很久。但當他們兩個人見面時,卡德瓦拉德仍然不敢相信,這個在美國大選中可能舉足輕重的人物並不神秘,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然而,他已經不再年輕。他28歲了。
威利是加拿大人,童年時被檢查出多動症和閱讀困難症,因此他在16歲時就不得不輟學,什麼學位也沒有拿到。但出人意料的是,威利在對互聯網的理解上卻有著出眾的天賦。19歲時,他開始自學編程。20歲時,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錄取,修讀法學。
課餘,威利開始在英國自由民主黨兼職,做和選民有關的大數據分析。正是在那個時候,他開始思考用戶行為特徵和選票之間的關係,並且被劍橋分析公司的前身——一個叫SCL(SCL social limited) 的組織注意到。後來成為劍橋分析CEO的尼克斯決定給這個年輕人一個機會,讓他儘可能實現自己的想法。
加入SCL之後,威利開始為SCL的客戶——英國和美國的國防部門——做事,主要職責是打輿論信息戰。同時,他還成功開發出了一套心理學分析系統,並將之用在了全世界的民主選舉。
當時,班農還只是美國一家極右翼新聞網站的編輯,負責領導特朗普的選舉活動,還沒有成為特朗普的首席幕僚。他敏銳地感覺到了這個小組織的戰略意義。順理成章地,班農成了威利的老闆,他們又一起請來了劍橋大學心理學教授科根,一起合作開發了一個性格測試的小程序,從Facebook上扒下來一些數據,用來分析美國的選民。
2014年,威利離開了劍橋分析,他在2016年向Facebook通報了老東家數據濫用的事情,但出乎他意料的是,Facebook對這件事興趣缺缺,「根本沒有做出任何行動。」
一年前,威利就開始了與卡德瓦拉德的合作,決定公開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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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威利第一次知道這個軟體被用來使用時,他快被嚇到了。那時,班農已成為特朗普的首席策略師。劍橋分析公司的前身SCL贏得了美國國務院的合同,「這是瘋了,」他說,「這家公司掌握了2.3億美國人的心理概況。現在他們想與五角大樓合作?」
班農的想法很簡單,將大數據和社交媒體引入既定的軍事方法「信息操作」 ,然後將其轉向美國選民。
威利提供了一系列文件,列出了劍橋分析公司背後的秘密工作。該公司還向維基解密「伸出援助之手」,幫助在2016年分發希拉里?柯林頓的被盜電子郵件。然後,它成為俄羅斯可能在美國大選中進行勾結調查的證據。
「我們搞垮了Facebook。」他說。
劍橋分析公司的員工的電子郵件顯示,一年多以來,關於劍橋分析公司為特朗普所做的報告全圍繞「心理特徵」這個問題展開,威利說:「所有事情都是建立在數據分析的背後。模型,演算法,以及所有的一切。那麼,為什麼不將其用在重大的選舉活動中呢?」
2016年8月,在美國大選前不久,Facebook的律師致信威利,並告訴他這些數據是非法獲得的,他必須立即刪除它。他已經於2014年離開了劍橋分析公司。
「我已經刪除了,」威利稱,「對於我來說,只是勾選並按幾個鍵的事情,但Facebook不遺餘力地要求這些數據返回。」他們試圖掩蓋。
登上《時代》周刊封面的扎克伯格。@視覺中國
威利的藏匿處還有其他更勁爆的文件。其中還包括由劍橋分析社向俄羅斯第二大石油生產國盧克石油公司製造的一個文檔。在2014年7月17日關於美國總統初選的電子郵件中,劍橋分析公司CEO尼克斯寫信給威利稱,他們被要求向這家公司寫一份文件,向他們解釋如何運用它們的服務來應用到石油公司的石油業務。
「這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威利說,「為什麼一家俄羅斯石油公司想要瞄準美國選民的信息?」
這次醜聞爆出後,Facebook一時不知該如何應對,在大眾面前沉默了約4天之久。這些天,Facebook的股價下跌了500億美元。第五天,Facebook才發表了一份模稜兩可的官方聲明,聲明稱,CEO扎克伯格和COO桑德伯格兩人正在爭分奪秒地採取行動,並稱「公司上下都感到十分憤怒,感到被欺騙了。」「將會採取一切行動保護用戶信息。」
正在1年前,扎克伯格面臨Facebook被指責操縱美國大選時說,這是一個瘋狂的想法。那時,他還可以穿著灰T恤牛仔褲,展示最平易近人的科技風格。但現在,彷彿毫無情緒波瀾的扎克伯格有些坐不住了。自從矽谷接過華爾街的棒,成為美國的象徵以來,從來沒有哪一個互聯網公司面臨過如此猛烈的公關危機。
在這份聲明中,Facebook將自身置在了一個無辜者的位置,但這種說法顯然無法服眾。如果Facebook不是主動對劍橋分析公司開放了介面,劍橋分析公司無論如何也不能抓取到這些數據。
科根的身份也被扒出。媒體發現,科根出生於東歐國家,在俄羅斯生活過,在聖彼得堡大學,任過教職,還拿過俄羅斯政府的資助做數據分析研究,有俄羅斯和美國雙重國籍。但在來到美國後,他沒在履歷中顯示自己的俄羅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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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的事情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關於Facebook被劫持成為諜戰片的戰場:它是如何成為政治操縱的平台?但事實上,這件事情的影響更加廣泛。
在中國,大數據是科技公司關注的焦點。內容行業巨頭今日頭條,就是靠著大數據分析實現精準內容推送的。抖音、快手在流量之爭的背後,也是不可見的可怕的權力。而掌握用戶數據最多的無疑是淘寶和微信,它們對用戶的畫像最為精準。
我們當中的大部分人都過著按部就班的生活。對社交網路已經習以為常的我們,早就接受了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技術是中立的,它可以作惡,也可以行善,但它本身是無罪的。我們以為無論技術怎麼改變,這個世界也不會偏離軌道太遠。而那些生活在矽谷、北京的科技公司大佬們,和我們一樣,他們只是關注金錢和美好生活。
但威利的故事告訴我們,技術可以使權力前所未有的集中在少數幾個人,他們可以通過大數據操縱大眾心理,甚至是美國大選。技術絕不僅僅只是中立那麼簡單。因為技術從一開始就宣布「中立」,這使它不必為各種思潮的後果負責。但是一個不需要對後果負責的「中立」,卻佔據了引起爭端的位置,這意味著它就像是一個喜怒無常的神。
《衛報》的報道證明了,扎克伯格所說的技術是中立的,是一套謊言。圖片來源於網路
媒體已經向Facebook發出了幾個詰問:Facebook應該做些什麼,才能確保類似的事情不再發生?Facebook如何保證數據的安全?技術是否是中立的?政府與Facebook的關係到底是什麼?而這些問題同時也可以向所有的技術公司提出。
「雖然政治就像暴民,」威利說,「但你永遠不會離開。」在一次接受採訪時,威利曾認為政治是他覺得最舒服的地方。當威利將他的注意力全部轉化為某種東西時——他的戰略大腦,他對細節的關注,他計劃前進12步的能力 ,有時會有些恐怖。甚至是那些愛他的人,都稱他為「馬基雅維利」。
「他是你見過最聰明的人之一,」一位從20歲起就認識威利的資深政治家評價他,「有時這是一種祝福,有時這是一種詛咒。」
後來,威利改變了他的想法,他選擇向媒體舉報。這次事件之後,他的父親給他發了一個卡通漫畫。 裡邊有兩個人都懸掛在懸崖上,一個人說,堅持下去。 另一個好像在說,fuck you。
「哪一個是你?」
「我覺得兩個都是。」
和威利一起揭露這一事件的英國女記者卡德瓦拉德。圖片來源於網路
幾個月之後,卡德瓦拉德才知道,童年的一段黑暗的、糟糕記憶或許是威利作出這個決定的原因。他決定坦率地討論這個問題。6歲的時候,他被一個精神不穩定的人虐待。學校試圖掩蓋它,並指責他的父母,隨後他們開始了長時間的法庭鬥爭。威利的童年和學校生涯一直處在這種陰影中。威利的父親是一名醫生,母親是一名精神病醫生。
「他們非常棒,」威利說,「他們清楚了解一般遭受過這種狀況的人的生活軌跡。」他伴隨著和心理醫生的討論長大。因此,當技術開始支配我們的心理時,威利最終選擇站出來。
他告訴卡德瓦拉德:「這是一個非常不道德的實驗,因為你在未經他們的同意或意識的情況下玩弄了整個國家的心理。」
(文中部分內容根據編譯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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