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名家||桑兵：「北洋軍閥」詞語再檢討與民國北京政府
原標題：史學名家||桑兵：「北洋軍閥」詞語再檢討與民國北京政府
桑兵，著名歷史學家。中山大學逸仙學者講座教授。1987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獲歷史學博士，1992年晉陞教授。1999年10月任廣東省珠江學者特聘教授。2005年1月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表晚清民國史的論文百餘篇。。出版《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等專著。
北洋軍閥和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通行說法，雖有實事為本，主要還是由他指和後認層壘疊加而成的。從近年來學人研究的情況及梳理習見資料可知，「軍閥」和「北洋軍閥」的指稱，出現的時間至少較專題研究所說各早兩年，而北洋政府的指稱，主要是北伐之後才逐漸流行的。尤為重要的是，在「北洋軍閥」的集合概念形成之後，所指稱之實事的譜系化一直持續發生，使得這一概念的內涵外延隨時有所變化。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概念指稱整個北京政府時期的民國史，難免以偏概全，誤讀錯解，甚至誤導相關研究的取向。
1912年3月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在北京建立中央政府，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北京政權被推翻，這十幾年時間，史稱北洋政府或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這樣的指稱，尤其是關於「軍閥」一詞的涵義及應用，海外及台灣學術界一直有所爭議，並做出相應的調整。但是一般而言，並沒有改變用北洋政府或北洋軍閥統治來指稱這一時期以北京為首都的全國正式政權。近年來，「軍閥」的概念得到系統的專題探究，與之相應，北洋軍閥、北洋政府等概念，也有順時序重新梳理的必要。在此基礎上，坊間和學界通用的北洋軍閥統治或北洋政府等概念，尤其是一般通史和教科書用以指稱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習以為常，應當重新檢討，看看是否存在削足適履的情況，並依據實情做出調整。
一、問題的提出
在近代中國研究中，民國初年北京政府時期的歷史相對處於被輕視甚至被忽略的狀態。在此之前的清季歷史，先有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熱絡，近年來清政府的新政憲政乃至統治集團不同層次不同群體的研究也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尤其是不受各式各樣範式的局限束縛，深入到知識與制度的全方位變化，許多問題的認識較前人大進一步。儘管相對於辛亥革命研究而言，還有不少初創期難以避免的局限，如親貴和樞臣人事的缺位，文物制度有待展開的方面尚多等，畢竟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將相關領域的研究水準大幅度提升到新的高度。而在此之後，國民政府歷史的研究方興未艾，並且借著蔣介石日記等新出史料的問世，進一步推波助瀾，成為舉世關注的一大熱點，大有成為民國史的代名詞之勢。
反觀二者之間的民初歷史，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處於北洋軍閥統治話語的籠罩之下。1957至1959年、1983年由北京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過兩版的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深入人心(其間1978年還再版過一次，2006年海南出版社又改成5卷本，以《武夫當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為題出版)，雖然受到時代環境因素的影響，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看似無聲無息，沒有得到任何評論，而且據作者後人披露，初版之際邊寫邊出，出版社還一度打算單方面中止合同，因為陶菊隱是湖南當年驅張運動的新聞界代表，而毛澤東是學界代表，上書陳述，才得以善終，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該領域影響學生和學人最為深刻的論著。有專家坦承：其實學者們都在讀這部書，都引用這部書的內容，但並不註明資料引自這部書而已。恢復高考後前幾屆上大學的歷史學本科生，多將此書當成教科書或主要參考書來讀，否則北洋政治舞台上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戲碼，真的會讓人眼花繚亂，一頭霧水。正因為此，不止一人坦言此書對自己研治軍閥史有啟蒙之功。
問題是，儘管作者作為過來人有親臨其境的現場感，畢竟是職業報人而非專門學者，「史話」的標題也表明作者旨在寫成一部人人愛看、廣泛傳播的通俗讀物，所說事實所引材料當然各有所本，卻很難將大量活靈活現的細節反覆比勘驗證。更為重要的是，過來人回顧當年的親歷，難免受到環境變化的影響制約，其寫作的具體時代，又使得這方面的壓力大為增強。諸如此類的後來烙印，都會刻制在作品之中。而這樣的烙印通過生花妙筆的描述，輾轉傳導給了廣大的讀者。一部《三國演義》所描寫的三國歷史，顯然不如《三國志》準確，卻牢固佔據數百年來大眾心中三國史的江湖地位，不可動搖。後來文史兩界一些關於北洋軍閥的研究，多少都難免史話的胎記痕迹，因而被視為掌故野史之類。
陶著史話的影響之廣泛，甚至超越了政治的隔閡與地域的分割，達到內地書籍還處于禁忌狀態的海峽對岸。張朋園發表於1977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集的書評《黎著〈北洋政治：派系政爭與憲政不果〉》，借著對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的新書進行評介的機會，一開始就直言不諱道：
北洋歷史，在中文的著作中，除了陶菊隱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更進一步學術性的研究還不多見。坊間有一二類似陶氏史話的史話，幾屬展轉抄襲陶著，不脫殺殺打打的範圍，沒有說出一個道理來，作為茶餘飯後的消遣則可，作為學術著作則不可。何以北洋歷史停留在史話的階段？這與五十年來一個一脈相承的觀念有密切的關係：大家認為北洋人物都是老粗，一提起北洋人物，難免想到那一口山東腔的張大帥，這是十分錯誤的，也是歷史學家沒有盡到責任的結果。[1]
張朋園的認識，其他學人感同身受，稍早王克文的描繪更加活靈活現：
今天國人對民初軍閥的印象，恐怕是出於狂想的成分多，依據事實的成分少。拜電影和電視之賜，光頭、山東腔、仁丹鬍子的「大帥」早成了三歲小孩都熟悉的形象；然而大家的認識也就到此為止，軍閥或多或少總像是三國演義里的人物。這種情況的造成，與國內在這方面學術性的研究太少，大有關係。多少年來，我們除了「軼聞」、「史話」和幾種一味吹捧或者一味詬罵的傳記以外，真正肯嘗試分析並提出一種概括理論的著作，幾乎沒有。時到如今，這個工作只有留給外人來做了。[2]
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海峽兩岸因為政治對立，學術研究的領域常有冷熱不均的現象，像北洋歷史這樣兩邊長期遇冷的情形，並不多見。陶菊隱的史話問世，距離書評不過十年，而且在內地出版，對岸一般人未必看得到，要說廣泛影響，也是輾轉發生。所以張朋園認為對北洋歷史的認識停留在史話階段，是由於50年來的錯誤觀念。而這樣的錯誤觀念，其實來自扭曲的印象。在王克文的敘述中，變形的印象主要是由影視作品的造型加上狂想發生作用的結果。
同年初，張玉法也是借著評介派氏(Lucian W. Pye)的新書《軍閥政治》，先行發表了對於軍閥研究的看法，他不是曲折地批評坊間流行的掌故和影視作品，而把矛頭直接指向了政治，他說：「五十年來，中國知識界一直以民初軍閥為嘻笑怒罵的對象，不以嚴肅的治學態度來研究，這也許是受正統觀念的影響。正統觀念的過度運用，往往忽視客觀問題的存在。」[3]派氏的《軍閥政治》是1950年左右在耶魯大學的博士論文，到1971年才出版。1960年代末，美國的近代中國學界實施軍閥研究計劃，形成了一批成果，派氏的博士論文塵封多年得以問世，與這一背景不無關係。而台灣學術界的評論在此期間集中出現，也與美國的研究計劃成果相繼推出有關。
不過，正統觀念的難言之隱仍然制約著研究的進展。5年後，張玉法主持編輯《中國現代史論集》，其中第5輯為《軍閥政治》，因為台灣學者對此探討尚少，不得已，該書的大部篇幅只好集中在外國研究成果的譯介上。[4]張玉法沒有說明正統觀念是什麼，如果真的存在正統觀念，顯然對於政治對立的海峽兩岸同時發生作用，才能導致觀念迥異的雙方在軍閥研究上的大同小異。張朋園認為軍閥的史話類作品沒有說出道理，王克文也指出軍閥研究中沒有概括理論的著作。其實，正統觀念何嘗不是一種道理或理論，問題在於這樣的道理或理論是否合乎實事。學人心中各有一是，往往取為準繩，這樣通行的做法即使未可厚非，也畢竟要以事實為依據加以檢驗。
1977年底再版陶菊隱的「史話」時，三聯書店編輯部特意加了簡短的「重印說明」，指該書較大的缺點，是作者基本上站在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立場上來評述和分析問題，因而缺乏科學的、階級的分析，只是記述了表面歷史現象，沒有揭示問題的實質和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5]這大概可以透露當年該書幾乎被腰斬的原因，同時還顯示了相互聯繫的兩點意思，其一，作者的立場不正確；其二，作品只記表象，沒有揭示實質和規律。跳出時代的氛圍，這兩點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因為後者說是沒有理論，而前者又指有一定的立場(資產階級)和觀念(客觀主義)，實在也是一種理論，只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被認為是不正確的。
其實，陶著史話全書開宗明義的一段話，除了一些台灣方面不能接受的元素，就很能體現張玉法所說的正統觀念：「北洋派是中國近代史上繼往開來、臭名昭彰的一個封建軍事政治集團。它繼承了曾國藩、李鴻章等出賣國家和反人民的罪惡事業，又替蔣介石匪幫提供了軍事獨裁的可恥榜樣。中國在它的黑暗統治下達十七年之久。它的長期統治帶來了中國人民的嚴重災難，加深了中國殖民地化。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政治覺醒和革命鬥爭。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力量就是在這個時期生長和發展起來的。」[6]無論作者起筆時出於何種考慮，無論觀念各異的今人如何評判，這樣的立意無疑是那一時代政治正確的表達，也就是毋庸置疑的正統觀念。其正確與否固然可以討論，卻不能說不是一種道理或理論。即使在嚴肅的學術研究中，今是而昨非的理論範式也比比皆是。而被稱為雜學的掌故之學，力透紙背的上雜所具有的洞見，連一般專門家也望塵莫及，可見背後同樣大有講究。倒是政治對立的海峽兩岸都不認為這樣的認識具有或包含理論，值得玩味。
在上述觀念的主導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歷史分別由二次革命、袁氏篡國、護國運動、北洋軍閥、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國民革命的敘述脈絡所聯繫概括。這樣的線索架構實際上將相關歷史分成兩邊，一邊是延續辛亥革命未竟之業的革命勢力，一邊是承繼清王朝專制統治的反動軍閥，兩條線索不斷衝撞，便激發了影響歷史發展進程的一連串重大事件。在這樣的歷史敘述中，北京政府主政的時期，被概稱為北洋軍閥史。這一敘述架構為國民革命的正當性提供了有力支撐，國民革命的主要政治目標，就是打倒列強及其支持的軍閥，後者雖然不限於北洋，但主要就是指北洋軍閥。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打破了軍閥混戰爭權的循環，成為革命戰勝反動的理想結局，據有政治和道義的制高點。
不過，作為歷史研究，使用何種詞語概念來指稱相關人事，應當首先檢討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繼而考察這樣的指稱與本相本意的吻合程度及契合方面。若是順著一定的時勢，簡單地作為不言而喻的前提，那麼隨著天經地義的語境發生變化，勢必引起懷疑和重估。
二、「軍閥」詞語產生的再檢討
集合概念往往後出，有的看似同時出現，實際上還是先有其事，再有指稱。先出現概念再發生實事的，不能說絕無僅有，也相當罕見。而集合概念的形成大概有三種情形，其一，自稱；其二，他指；其三，後認。有時各種情形兼而有之，有時則是開始由一種發生，繼而混合其他一種或兩種。人們的身份態度立場不同，使用概念之時，各自的涵義往往有所分別，看似互相對話，其實是沒有交集的各說各話。隨著時空人等相關因素的改變，一種概念發生之時的意思，在不同語境之下會演化出複雜多變的語意，所指對象也有所分別。
僅舉與軍閥一詞同時流行的土豪劣紳為例。今日研究鄉紳，常常呈現異樣的情形，治晚清史強調科舉制停罷後鄉紳的社會失勢，治革命史者凸顯土豪劣紳化為害地方，治社會史則發現紳權與官權的合流導致國家權力向下延伸。作為國民革命的動員口號和目標指向，打倒土豪劣紳與通緝學閥之事不無近似，而且二者之間不無聯繫，湖南的葉德輝被當做土豪劣紳鎮壓，在知識界就引起負面反應。只是學閥之說未免言之過當，而學閥們又擁有廣泛的社會聯繫和各種輿論工具，可以發聲以正視聽，所以很快被棄置。所謂土豪劣紳，很大程度是國共兩黨為了發動農民而指稱掌握著鄉村權力的士紳。在清季科舉考試停罷後，這些人仍然藉助各種形式繼續維繫鄉村的社會秩序。相關研究所依據的主要是國共兩黨發動土地革命的檔案文獻資料，土豪劣紳正是革命正當性訴求的必要對立面形象建構。可以印證的情形是，抗日戰爭期間，土豪劣紳基本不見了，即使在未經土地革命衝擊的偏遠落後地區，也由開明士紳所取代。
一般而言，土豪劣紳當然不會自稱，也不會彼此相稱，而是先由他指，繼而後認。相比之下，軍閥的指稱雖然不由被稱為軍閥的人自稱發端，隨著詞語的流行，有的軍閥也會用來指稱對手甚至自我解嘲。因此，與土豪劣紳的泛化多少有違實情不同，用軍閥來指稱民初割據稱雄、長期混戰的軍人集團，倒也頗為形象。
既然集合概念外來後出者居多，且以今語釋古籍名故物，使得現在的人們彼此容易溝通，所以一般而言，不足為病，尤其是作為方便名詞使用。不過，這樣的方便大抵只能行於今人，至於今人與古人的溝通，多少難免受到影響，扭曲變形甚至截然相反，都有可能。通常情況下，即使有所誤讀錯解也無礙大局，可是如果作為關鍵性的概念，隨意使用就有可能產生諸多流弊。早在1923年，梁啟超談及國故學的復興，就明確表示：「吾儕如忠於史者，則斷不容以己意絲毫增減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實不相副之解釋，致讀者起幻蔽。此在百學皆然。而在政治思想一科，更直接有『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之弊，吾儕所最宜深戒也。」並以自己「少作犯此屢矣」為鑒，「願吾同學勿吾效也」。[7]
北洋軍閥統治的概念之於相關歷史的研究是否亦坐此弊？至少從兩岸學術界的現狀看，很難說完全沒有關係。用軍閥的概念來指稱民初十餘年執掌國家政權的統治勢力，並且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來表述國民政府之前的民國歷史，未必恰當。依據徐勇的研究，軍閥的概念到1912年才由日本發明，1917年8月最早由李大釗引用來指稱日本軍閥，同年10月，李大釗又率先用於指稱中國當時割據稱雄的軍事實力派。[8]按照這一說法，南京國民政府之前的中華民國史，至少有1/3的時間人們不用軍閥的概念談論國內政治，儘管所指的實事按照後來的觀念已經存在。
研究近代中國史事，探源是一種說有易說無難的工作。徐勇的研究較前人進展顯著，長期爭論不休的「軍閥」概念產生問題的討論，的確得出了新的學術結論。只是中國人使用「軍閥」概念向前推進到1917年李大釗的新說，並沒有終結問題。1915年6月22日，《申報》刊登署名「岐逸」兩天前發來的報道《江蘇之政績·官僚政治之實驗》：「三四屆之聽鼓知事已二三百員，齊使之請保免考原為一百五十餘員，核准者竟有一百三十二員之多，三分之一為軍閥所要，四分之一為各道尹官廳之請求，余則官閥所踞。當四屆核准知事案之發表，正查蝗委員僕僕道塗之時，知事之出產，其量與蝗可為比例，人才有滿溢之患矣。」[9]6月29日，《申報》再刊發「岐逸」三天前的報道《淮鹽紀聞》，談及鹽稅的混亂與鹽商負擔過重的情形，具體原因而外，根本原因在於：「改革辦法不見發表，而政爭衝突，私利是圖。多數運鹽公司非官吏所開，則軍閥宦閥所盤踞，日言改革而續造糾葛，以迂迴其間。此責任匪僅鹽政當局者所負，而全國官僚軍閥之好利心實造成之。」[10]這裡「軍閥」與宦閥、官僚並稱，已成專有名詞。這較李大釗初次使用「軍閥」一詞，至少提前了兩年多。至於日本方面用「軍閥」來指稱中國的軍事實力派，最早亦非中文《順天時報》，而是東方通信社。據1916年9月20日該社東京電：「北京報道：軍人閥之跋扈已甚，猶欲乘唐紹儀入京之機，呈一層之活動，致使一般人對新政府之將來，漸抱不安之念。而段祺瑞任命曹錕為直隸督軍，亦起利用軍閥之前提之批評雲(二十日)。」[11]也就是說，在李大釗使用「軍閥」的概念來指稱日本和中國的時政之前，軍閥一詞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種通用專有名詞，只是出現的頻率還不太高。
考慮到概念形成的自稱、他指、後認的分別與聯繫的複雜糾葛，研究概念應以陳寅恪解一字即一部中國文化史的主旨辦法，不宜先入為主地用既定名詞勾連史事，而要通過梳理千差萬別的史事來把握概念。在歷史進程中，同一物事有不同指稱，而同一名詞所指各異的情形比比皆是，用名詞勾連史事，即是預設未經驗證的前提，假定那些形似而實不同的物事當然具有內在聯繫。具體而言，要注意所指實事的形成演變、話語的發生衍化以及概念形成之後不斷譜系化三者之間的聯繫與分別，尤其是中間一段因人因地因時而異的衍化進程。
就此而論，雖然學界早已注意到軍閥詞語的發生演化，並且不斷有所深入拓展，解決了不少重要問題，可是距離事情本身的複雜，仍有不少的謎團有待破解。而癥結所在，就是忽略中間順流而下的一段，千辛萬苦地尋找發源，一旦確認，即陷入概念衍化與定義譜系相互糾結的困擾，不能順時序系統全面地梳理話語衍化的繁複進程，一視同仁地將千差萬別的各說各話作為客觀實在的歷史事實，而是急於用快刀斬亂麻的定義，尋求所謂名實相符的幻象，使剪不斷理還亂的史事觀念迅速清晰化。這樣看似清晰的定義和譜系，雖然有方便外行乃至一般學人理解的好處，卻難免以心中之是為是的主觀偏蔽，非但不能完全照顧不斷變化的史事本相與詞語本意，還使得後來的認識與當日的實情漸行漸遠，並且因為各自定義和譜系的不同，不斷重蹈各說各話的循環，使得釐清的努力徒勞無功。
在這方面，傅斯年所著《性命古訓辯證》頗有啟示作用，他藉助德國「以語言學觀念解釋一個思想史的問題」的方法，強調語學的觀點和歷史的觀點同樣重要：
用語學的觀點所以識性命諸字之原，用歷史的觀點所以疏性論歷來之變。思想非靜止之物，靜止則無思想已耳。故雖後學之儀範典型，弟子之承奉師說，其無微變者鮮矣，況公然標異者乎？前如程、朱，後如戴、阮，皆以古儒家義為一固定不移之物，不知分解其變動，乃昌言曰「求其是」，庸詎知所謂是者，相對之詞非絕對之詞，一時之准非永久之准乎？在此事上，朱子猶勝於戴、阮，朱子論性頗能尋其演變，戴氏則但有一是非矣(朱子著書中，不足征其歷史的觀點，然據《語類》所記，知其差能用歷史方法。清代樸學家中，惠棟、錢大昕諸氏較有歷史觀點，而錢氏尤長於此。若戴氏一派，最不知別時代之差，「求其是」三字誤彼等不少。蓋「求其古」尚可藉以探流變，「求其是」則師心自用者多矣)。[12]
求其古與求其是，原為王鳴盛勾勒惠棟與戴震的治學特點：「方今學者，斷推兩先生，惠君之治經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無以為是。」[13]錢穆論道：「謂『舍古亦無以為是』者，上之即亭林『舍經學無理學』之說，後之即東原求義理不得鑿空於古經外之論也。然則惠、戴論學，求其歸極，均之於六經，要非異趨矣。其異者，則徽學原於述朱而為格物，其精在三禮，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韻、名物諸端，其用心常在會諸經而求其通；吳學則希心復古，以辨後起之偽說，其所治如《周易》，如《尚書》，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故吳學進於專家，而徽學達於徵實。王氏所謂『惠求其古，戴求其是』者，即指是等而言也。」[14]或以為求其是還有是正之意，固然，但前提仍是知古人本意。不知本意，則是正不過後人心中之念而已。
古人的本意千變萬化，不止一端，作為歷史實事，無論正誤是非，只要屬實，都是真有；詞語的涵義，均由事實發生演化，不由定義產生主導。所以，舍古無以為是，正是解一字即一部中國文化史的要旨大義。或以為追究概念要名實相符，此說看似義正詞嚴，實乃求其是的變種，其心中但凡先有一所謂實，便自然會以一定之是或一定之古為是。而但求一是，必然定於一尊，難免以偏概全，落入自以為是的窠臼，強古人以就我，將歷史上絕無全同的各種本相本意削足適履。
具體而言，探究軍閥詞語的發源固然為求其古的應有之義，發端之後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應用以及與之相關搭配的組合詞語的變化，如北洋軍閥、北洋團體、北洋派、北洋系、北洋政府等，同樣是求其古的重要內容。關於軍閥和北洋軍閥概念的先行研究，多注意探究發端，卻未能以同樣的態度尋繹衍化的複雜進程，反而再度陷入定義的泥潭。
三、「北洋軍閥」詞語產生的再檢討
軍閥詞語的使用逐漸佔據壟斷地位，表明政治分歧很大的國共兩黨以及海峽兩岸在這一正統觀念上的大同小異。而相關研究領域的嚴重滯後，與這樣的觀念過度運用顯然存在關聯性。如果不帶先入為主的有色眼鏡，只要不是有違事實，所謂正統觀念，未必一定造成歷史認識的負面影響。所以，關鍵是看道理或理論能否將所有史事貫通無礙。概括後來的定義，北洋軍閥概念最為重要的內涵有兩點，一是地方，二是私兵。以此為據，用於考察軍閥自身發展演變的歷史，有其合理之處，但是，用於概括國民政府之前的國家政權乃至整個民國的基本形態，則難免捉襟見肘，存在很大的檢討空間。
「軍閥」一詞進入中國之時，雖然指段祺瑞等為「軍閥領袖」，但是並沒有「北洋軍閥」的名稱。從軍閥到北洋軍閥，發展相當快速。有學人研究指出，1919年11月中旬，孫中山在「與留法學生的談話」中就說：「袁世凱現在雖然死了，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軍閥、官僚、政客的手裡。」不過，此說出自他人的記錄，而且看起來北洋軍閥似乎並非專有名詞，北洋只是軍閥、官僚、政客共有的限定詞。至於接下來的指證，為1923年李大釗的《普遍全國的國民黨》，並且據以斷言，北洋軍閥的政治概念或政治名詞，是在民國10年前後形成的，①則稍嫌太晚。
實際上，至遲到1917年，「北洋軍閥」已經成為指向確定的專有名詞。《申報》1917年7月15日的消息《鄂湘北伐軍撤回之內幕》就明確寫道：
因近日西南民黨中激進派不認馮、段為總統、總理，擬在粵另組政府，遙戴黃陂，並欲乘討伐張勳之便，進兵征討前次獨立諸督軍，以冀推倒北洋軍閥勢力。[15]
由此開始，「北洋軍閥」的指稱就不斷出現在《申報》的各個欄目中。到1919年11月，已是屢見不鮮。如《申報》1918年6月27日的《安福俱樂部之內幕》：
王揖唐氏等所辦之安福俱樂部，為此次新選舉之中心機關，儼然為一政府黨之雛形，其性質若何，內容如何，極為一般所注意。按該俱樂部創設之初意，系以純北洋軍閥為中心，聯絡接近段內閣各派而創造一政黨，交通系一部分自亦包括在內。故世間分交通系與安福俱部為二者，昧於其中之真相者也。[16]
該報1918年10月17日署名「靜觀」的《北京特別通信·北京黨派之分合》稱：
曩者段派挾金錢與武力，結合新舊交通系，組織安福俱樂部，操縱選政，徐東海之得為總統，彼黨之力也。不意今日形勢乃大變，而赫赫之安福俱樂部，將呈瓦解土崩之象矣。其所以致變之原因，一則以黨員之集合，本非由於一定之黨綱。當國會初開幕時，即有分裂之朕兆。嗣以議員每月各發津貼三百元，乃得維持於一時。則其純為金錢而來，已可想見，烏合之眾，在理定難持久。二則因交通系之獨立。交通系在安部本佔有勢力，其根據全在經濟方面，雖武人之拔劍擊柱，勢亦無可如何。前者梁士詒氏頗主張廢棄武力政策之說，冀以和平之局由彼手所造成，因此大悖段派之意，暗潮之生，已非一日。至近日選舉副總統，而交通系獨立之態度始明。三因徐東海之意向。東海元首之資格，產自安部，飲水思源，固不能忘情於舊雨。然為鞏固一己地位起見，既不能開罪於北洋軍閥，亦不肯見外於交通團體。若二者相比較，則借重據有金錢勢力之交通系，尤亟於借重據有武力之北洋派也。何以故，交通系有梁氏為之魁，梁前此回粵，且曾與南方為一度之接洽。在徐氏眼光中，將來收拾時局，必須借重長才。北洋系雖喑唔吒叱，然主戰一派究竟只佔半數，如馮氏一系，固與主戰派立於反對之地位者也。[17]
同年11月14日，《申報》刊出10日署名「飄萍」的《北京特別通信(二一七)》，其中提到：
前內閣歷來之謬策，在欲以無能力無信用之虛名政府，降服昌言護法遠在南服之五省一方，西南之軍政府亦有不從事實著想，純以理論希望對於北方之犁庭掃穴，根本上滅絕北洋軍閥之地盤者，是皆不以對等看待反對派，足為時局前途之絕大障礙者也。[18]
12月13日，署名「默」的雜評《北方之總代表》則稱：
所謂總代表者，總各派之勢力而代表之是也。北京某黨論總代表之資格，謂須可以代表東海，代表合肥，代表北洋軍閥，代表國會本黨，而後合總代表之資格。然此猶就一方面言也，其他尚須代表河間，代表黃陂，代表文治派，代表反對黨，以一人之身代表一切，混雜相反之勢力而督以成功，難矣。況乎所謂真正民意尚不在代表之內。[19]
上引各條，「北洋軍閥」都是作為專有名詞，使用者不僅指向明確，而且與南方民黨、交通系等其他政治勢力相區別。
時代的因素和作品的影響交相作用，國共雙方異口同聲加以痛斥的北洋軍閥的名頭，通過北洋軍閥史的書寫永遠釘在歷史的十字架上。不過，無論是否軍閥，抑或是否北洋，通行的用法都有些隨意。由中國新史學會組織編輯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系列中，《北洋軍閥》是唯一由兩班人馬分別編輯出版了兩套的史料。儘管大的框架與整個資料叢刊系列相一致，觀念也是大體相同，但具體取材和編排結構還是存在不少差別。而天津歷史博物館編輯的《北洋軍閥史料》，將徐世昌、黎元洪、吳景濂與袁世凱列在一起，不僅算作軍閥十分勉強，連北洋也不無可議。
北洋軍閥的概念，或隱或顯地散發出蠻橫、愚昧、霸道等信息，在這些不言而喻的潛台詞的作用下，張宗昌其人其事屢屢被拿出來作為形象代表。其實，清季以來的新式軍人系列中，北洋軍人非但不是文化素質最低，反而可能是較高的。尤其是軍官，出身軍校者甚多，特別是高級將領當中，像徐樹錚那樣令不少學者也激賞不已的儒將固然只是出類拔萃的少數精英，②卻也並非例外，而如張作霖那樣鬍子出身的大老粗則未必很多。因為有文化，在與秀才正面遭遇之時，相對而言不算太不講理。此外，割據政權雖然必須憑藉武力，可是彼此相對平衡，反而不能全憑武力，槍杆子裡面出來的政權，只能維持在藩鎮一級，國家政權層面很難單靠武力長期支撐，所以中央政府更迭的頻率極快。在勢均力敵之中，政客縱橫捭闔的作用受到重視，北方的徐世昌和南方的岑春煊，手中都沒有兵，卻分別在南北政局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要角。
將領好文，幕僚自然不能弄粗。清季幕府能人輩出，北洋集團的幕府更是藏龍卧虎。其他不論，清代桐城派為影響最大的文宗，「五四」前後一度遭到章門弟子和新文化派的猛烈抨擊，一時間大有被妖魔化之勢。不過，後來章太炎還是承認，天下文章十之八九出自桐城，世人能文，桐城義法居功至偉。咸同之際，理學復興，桐城派隨著曾國藩東山再起。雖然因為風格有異而被稱為湘鄉派，以示區別，畢竟存在淵源脈絡。曾國藩移駕直隸，張裕釗主講蓮池書院，北洋成為晚清桐城派的東主，曾國藩之後，桐城名士及其弟子傳人轉而跟隨李鴻章、袁世凱。嚴復、辜鴻銘等成名的西學之士，也相繼投到桐城門下，才能進入文苑。嚴修出任學部侍郎，部分桐城派人士隨之入京，進入最高學府的京師大學堂。民初袁世凱死後，幕下的桐城文士出關到東北襄助舉辦文化事業。
研究北洋軍閥的緣起，往往指責該集團具有私人性。其實北洋新軍是清政府的制軍，也就是軍制改革後的常備軍，屬於國防軍性質，與湘淮軍起於鄉勇截然不同。北洋集團的興起雖然因緣於袁世凱天津小站練兵，其將領彼此之間私誼不錯，利害相關，卻不能簡單地說是私人化的群體。清制，職官內外、文武重重分權制衡，以確保皇權至高無上，歷代的諸侯、藩鎮、宦官、外戚以及相權威脅皇權之事，基本不再為患。即使起於地方的湘淮軍，在這樣的政治架構下也不可能問鼎大位。清季封疆大吏中間未必沒有懷抱帝王之志之人，卻苦於沒有可行之勢與可趁之機，無法輕舉妄動。如果北洋軍真的具有私人性質，攝政王絕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悍然將北洋首領革職罷官。況且，就算載灃不知天高地厚，胡作非為，即使袁世凱能夠隱忍一時，北洋官兵也絕不肯善罷甘休。以北洋軍的實力，若是發動兵變兵諫，清廷很難有招架還手之力。
袁世凱政壇發跡，絕不僅僅緣於練兵，更重要的還是興政。直隸辦新政與湖北南北相望，取徑不同，做法有異，均為各省仿效的楷模典範。北洋一脈哄抬起來的呂碧城，在興女權方面也別樹一幟，竟能與鼎鼎大名的秋瑾分庭抗禮，相得益彰，以致讓秋瑾本人自覺略遜一籌，將碧城的名號拱手相讓。民國後北洋集團雖然越來越倚仗軍事武力，卻不以軍人為範圍，民國首任國務院總理唐紹儀即為北洋要員，與「北洋軍閥」詞語的形成關係密切的安福俱樂部，其成員多為議員政客。
袁世凱在憲政方面本來很想有所建樹，不料政壇失足，被迫退隱江湖，其抱負通過與之交好的立憲官員繼續影響甚至左右清廷的憲政進程，以致引起言官的強烈不滿，指為丙午遺孽。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 R. Reynolds)的《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一書認為：「如果把1910年中國的思想和體制與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國相比較，就會發現基本的連續性，它們同屬於相同的現實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們發現，在思想和體制兩大領域都明顯地彼此脫離，而且越離越遠。」作者主要是想強調清季十年間受到明治日本的影響，中國的知識與制度整體上發生了千年未有之變化，「在1898年百日維新前夕，中國的思想和體制都刻板地遵從了中國人特有的源於中國古代的原理。僅僅12年後，到了1910年，中國人的思想和政府體制，由於外國的影響，已經起了根本性的變化。從最根本含義來說，這些變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國的新舊名流(從高官到舊紳士、新工商業者與學生界)，改變了語言和思想內涵，一些機構以至主要傳媒也藉此表達思想。在體制方面，他們按照外國模式，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建立的政府組織，改變了形成國家和社會的法律和制度。」[20]
由清廷主導的新政與憲政進程，被突如其來的革命所打斷，在接下來的時間裡，中國面臨著向何處去的艱難選擇。是更加激進以躐等，還是回歸守成以復辟，仍然充滿變數。袁世凱當權時期，民國政府的制度設置延續清季新政憲政的變革路線，確保各種體制脫離皇權舊軌，走向近代科層制。所以有前賢說，如果袁世凱不稱帝，或為近代中國一大偉人。剔除後來倒述的成分，此言不無道理。
四、「北洋軍閥」的譜系
由於北洋軍閥的他指與後認，北洋軍閥乃至整個近代中國的軍閥概念，長時期處於不斷被譜系化的過程。1919年以後，「北洋軍閥」的指稱更加普遍，而其內涵外延卻有所變化。雖然「北洋軍閥」的名詞已成專有，可是究竟指誰，或誰被認作北洋軍閥，卻言人人殊，大體上經歷了由略到詳的演進過程。在此進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軍閥和北洋軍閥的派系呈現不斷增多之勢，最近集大成的是歸納出中華民國歷史上的20大派系軍閥。諸如此類時間越晚越詳盡清晰的譜系化，看似各有實事為據為本，實際上與歷史的進程狀態並不一致。一方面，派分的界限過於絕對，另一方面，不少譜系化發生於軍閥的歷史結束之後，而構成了人們心中的歷史，形成另一條歷史演化的軌跡。
瀏覽相關資料，可見「北洋軍閥」詞語在各種報刊書籍中出現頻率較高的有兩個時期，一是袁世凱死後直皖衝突之際，一是國民革命北伐期間。兩個時期相較，雖然同樣使用「北洋軍閥」，所指卻有所分別。
在「北洋軍閥」一詞出現之前，雖然北洋、北洋派、北洋系、軍閥等說法已經通行，可是多數情況下，並沒有將北方的軍閥一律統稱為北洋軍閥，至多只是從南北對立的角度，泛稱北方軍閥。與近代中國許多專有名詞的出現受日本的影響制約，所指往往形似而實不同相彷彿，習慣於派閥政治的日本，好以派分的觀念看待評論中國的政局。熟知內情的當事人，對此還具有相當的自覺，雖然沿用，卻有所保留。《申報》1917年6月3日署名「心危」的《東京通信(十)(五)·東報評論中國政變與黨派》，在介紹日本關於中國內閣變動的形形色色之評論，尤其是好用派分觀念的同時，特意聲明：「但記者先有一言，顧為讀者告，即外人言論之含諷勸者，可作為他山之石，其敘述政界內容者，亦得一部分真象，然不免有過度之觀察，尤以對於派別相互之關係為甚。如東報所稱民黨與官僚，南派與北派，軍閥與非軍閥，直隸派與安徽派等名詞，吾人不認之為確當。因國內之有派別，不必諱言，但非畫若鴻溝，其間盡有連帶之關係。若謂此系某某二派之衝突，某派勝某派敗，皆無當於事實也。而東報每有此等見解，茲姑亦仍之，以存其真，非確認其言之當也。惟恐誤解，故先釋之。」[21]三年後，軍閥的譜系逐漸清晰化，可是派系的分別與聯繫各說不一且與今有別的情形依然延續。1920年初，北京大學學生譚平山在《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六號發表《軍閥亡國論》，雖然聲稱軍人在社會上已經組織了特別的系統「軍閥」，具體的譜系與今日仍有很大分別，他說：「故近日所謂北洋系，西南系，和東三省系，直隸系，安徽系，雲貴系，廣西系等，就是南北軍閥所專有的名詞。」[22]在此，北洋系的稱謂雖已成為專有名詞，與其他各派的關係以及內部的派分所屬仍然沒有固定，有時甚至未必是專指軍閥而言。
已經徵引了上述兩條資料的徐勇還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直皖戰爭期間的電報戰揭示，軍界較早使用『軍閥』的是直系軍人。但是，在段皖一派的電報中，尚未發現使用『軍閥』加以回擊的情況。這一現象並不能說明段皖不願意使用軍閥概念，但是足以表現軍人運用軍閥概念的較遲與漸進的特性。」[23]此言前半所指出的情形，的確至關重要。可惜後半的解釋未能抓住關鍵，輕描淡寫，反而顯不出應有的重要性。實際上，「軍閥」乃至「北洋軍閥」的政治概念，正是所謂直系用來口誅筆伐大權在握的段祺瑞、徐樹錚以及安福俱樂部的利器。在此過程中，「北洋軍閥」的概念集中呈現第一波譜系化的演進，而最早進入北洋軍閥系統的派系，正是衝突的雙方即皖系和直系。
1919年9月10日，《申報》刊出一則新書廣告：「《北洋派之怪物徐樹錚》先行發售預約」，據稱，全書十五萬言，采輯者十餘人，調查經七八年，由玉田老人馬二先生主撰，定價一元二角，預約六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上海新閘新康里一一七四洪社出版，代售處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該書的章節內容為：一、徐樹錚之少年時代；二、徐樹錚之入軍界；三、徐樹錚與段合肥之際遇；四、徐樹錚經濟上發展之由來；五、徐樹錚之任陸軍次長；六、徐樹錚之被查辦；七、徐樹錚之任國務院秘書；八、徐樹錚與新交通系；九、徐樹錚與張作霖之結果；十、徐樹錚之任奉軍副司令；十一、徐樹錚槍斃陸建章；十二、徐樹錚與張作霖之嫌隙；十三、徐樹錚與安福部；十四、徐樹錚赴日觀操之大活動；十五、徐樹錚之任西北籌邊使；十六、徐樹錚與北京學潮之關係；十七、徐樹錚之希望與將來。
這一新書看似徐樹錚的個人傳記，但是，由於徐樹錚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國內政局的時勢節點，實際上成為「北洋軍閥」成形的重要載體。新書廣告的宣傳詞正是以此為要點，刻意將徐樹錚與「北洋」、「軍閥」聯繫在一起：「欲知北洋派之內容者不可不讀，欲知中國軍閥過去之秘密者不可不讀，欲知中國軍閥將來之結果者不可不讀，欲知中國最近種種關係者不可不讀。」其內容簡介進一步鼓吹道：「談近時中國之政潮，莫不注意於北洋派，而北洋派中有一怪傑曰徐樹錚其人者，彼實為段系之靈魂，亦近時北洋軍閥之主動的人物也。凡中日軍閥之攜手，中日借欵購械等密約，北洋派之攜貳，新國會之安福部，北京學潮之起伏，皆直接間接有多少關係，簡直中國事無巨細，幾全經彼人之手，一若中國之生之死，惟視彼一人之播弄者。如此重要的人物，安可不有記載，以促國人之注意乎。茲由玉田老人馬二先生輯其生平事迹，編纂成書，以精密之觀察，作正確以記述，不拘成見，不涉偏袒，誠吾國最近之重要視線，國人幸勿漠視之也。」[24]
如前所述，「北洋軍閥」一詞，至遲出現於1917年，較原來確定的1919年早兩年，而且一開始矛頭所向，直指執掌全國政權的段祺瑞及安福俱樂部，而徐樹錚正是安福俱樂部的要角。雖然尚未找到該書已經正式出版的記錄，可是僅僅從廣告詞所示，不僅具有北洋軍閥的一切要素，而且明確使用了「北洋軍閥」的詞語。加上藉由《申報》這樣覆蓋廣泛的媒介傳播，其影響不言而喻。
此時媒體使用「北洋軍閥」的概念，既有相對於南方或西南而言，也有特指段祺瑞一派之意。如《申報》1920年6月11日的消息《禍機四伏之中州·吳佩孚軍已抵鄭》稱：
我國內爭將近十載，而軍事集中點常在南部，如辛亥之武漢，癸丑之金陵，洪憲時代與近數年之蜀、湘、閩、粵等省，皆瘡痍滿目，烽煙遍地。河南獨得邀天之福，偷安數年。自北洋軍閥內訌，直皖兩系，明爭暗鬥，河南一片乾淨土，遂大為兩系所注目。趙倜初本無黨，督豫以來，仍持其不黨主義，與直皖兩系均極力聯絡。及易督風潮起，直系與趙攜手，而為之聲援者，懼皖系撫有茲土，橫斷南北，拊其背而扼其吭也。故趙倜之去留，實與直皖兩系勢力消長關係極大。數月以來，易督之說雖中止，然皖系要人，處心積慮，仍未嘗一日忘情於河南。頃者吳佩孚撤防北歸，皖系有派兵赴陝說，有督辦剿匪說，又有曹錕阻攔於黃河橋頭說。因而豫當局亦借四省聯防名義，調有重兵在歸德方面，恭候大駕。[25]
此處「北洋軍閥」便包括直皖兩系。而《申報》1920年8月10日《外人對於吳佩孚之論調》引北京《益世報》的評論云：
此次剷除安福，搗破北洋軍閥之老巢，凡我國人，莫不推吳子玉將軍為首功。日昨本社記者會訪在京之英美記者，談及我國時局，歷至數處，咸不約而同，對於吳將軍為極端之稱揚。英國記者某君云：據余所觀察，吳佩孚將軍乃中國軍人中之唯一愛國者。又一記者云：吳佩孚之主張大公無私，曹、張兩使，若能尊重吳將軍之意見，惟吳之言是聽，則時局必能徹底解決，中國之興，亦可立而待云云。記者因以外人如此推尊吳氏，殊出意料所及，深願吳將軍有以自勉焉。[26]
按照今日的認識，段祺瑞和安福系固然難逃北洋軍閥的指責，可是相比之下，吳、曹、張等人更加具有軍閥的性質，同時也不少北洋的關聯。
關於北洋軍閥的譜系化著作，最初一輪集中問世於1919、1920年，除了《北洋派之怪物徐樹錚》外，如溫世霖的《段氏賣國記》、張一麐的《直皖秘史》、南海胤子的《安福禍國記》、鴻隱生的《安福秘史》、信史編輯社編輯出版的《段祺瑞秘史》等。由於舉國反段(包括與北方對立的南方各省也擁馮反段)以及皖系戰敗的時局背景的關係，這些書籍的作者編者主要是與直系或南方關係密切的人士，因而主導的傾向就是揭露批判抨擊段祺瑞、安福部首領徐樹錚及皖系。
袁世凱在位之時，政界便有派分，北洋派為其中之一，其範圍主要不在軍界。如《申報》1914年6月1日的北京專電稱：
交通部內外營私，政務紊亂，梁敦彥就任後，部事漸定。據華報載稱，梁入政界，粵派乃得轉弱為強。按粵派近與皖派抗衡，北洋派今大占勢力，與兩黨與有不利雲。[27]
同日，該報還刊載了署名「默」的雜評《今日之所謂派》，對北京政界派系林立的狀況予以諷刺：
今日之言派者，謂總統府有北洋派，有淮派，有粵派，此就政事堂中人物言之也；參政有大官僚派，有法律派，有軍人派，此就參政院中人物言之也；陸部為皖派，海部為閩派，交通為粵派，司法為浙派，教育將為鄂派，此就各部中人物言之也。此外有所謂新式派與舊式派，又有所謂東洋派與西洋派。自政府改組以來，他無所表見，所表見者，惟此派而已矣。派之義，即私之代名詞也。各尊其派，即各顧其私，派愈多，即爭私之見愈甚，寧有良果哉。[28]
兩天後，《申報》又轉載了《西報之各派勢力消長譚》：
字林報五月二十七日北京訪函云：自總統制實行後，京中各界皆盛談各派勢力消長一事，皖粵兩派，均未得利。皖派之領袖，武員為段祺瑞，文員為楊士琦。然楊僅得一政事堂之左參丞而已。粵派之領袖為梁士詒，則已退出總統府，而居稅務監督之閑曹。至最占勝利者，則不問可知其為徐世昌領袖之北洋派矣。三派之中，北洋與皖派尚有融合之望，而粵派則與以上兩派大相反對。粵派中人，多主張進步主義之南人，而在交通部及其他一二部佔有位置者，南北派之畛域不能消除，亦即為此。故袁總統雖屢言彼固北人，然用人無分南北，此徒空言而已。今政府之大權全握於北人之手，此可謂實予南方黨人於南部及中央各省煽亂之機。加以目下新舊兩黨爭存頗力，政事堂公所設置參事八員，即為位置新黨，俾與亂黨斷絕起見。此參事八人之責任為審查法令之草稿，一伍朝樞曾留學海外，為國民黨員翹楚之一也，一為林長民，曾留學日本，為進步黨員矣。[29]
由上述報道可知，北洋派本來並不專指軍人，亦不如所謂文武北洋，而且段祺瑞的皖派，有時還自成系統，不在以徐世昌為領袖的北洋派範圍。
袁世凱死後，其北洋舊部軍人躋身政壇，相互爭權。經過一番混戰，段祺瑞佔據上風，掌控實權。此時的段祺瑞，由徐樹錚組織的安福俱樂部網羅了許多政客和軍事將領，以北洋正統自居，勢力膨脹，以至於很快出現一種說法：「所謂淮派，乃自前清李文忠以來一種無形之結合，北洋派之神髓也。」[30]本來與北洋派分庭抗禮的淮派，也就是皖派，變成北洋派的核心主軸。直到1917年4月，邵飄萍等人還在談論淮派與北洋派結合的問題，而以李經羲為淮派的中堅人物。[31]
令皖系始料未及的是，苦心經營令聲勢達到巔峰之際，也就是成為眾矢之的之時。而有實力與之抗衡並構成衝擊之勢的，正是原來同夥的直系。《安福禍國記》於此頗有見地：
袁項城歿，北洋軍閥始有皖、直之分，奉閥則後來居上也。安福部組織之初，謂其蓄意與直、奉為難，決無此情理。即擁戴東海為總統，亦是一番好意。如此結果，亦安福部所不及料耳。[32]
當時媒體的報道頗能與此說相印證，《申報》1916年10月2日的「北京特別通信」稱：
近日最流行之傳說，甲方則言某派相合，將以勾結外人，斷送主權，打破北洋派軍人之勢力，以起北洋派軍人之疑。而與之為對壘之乙則言，某派與帝制禍首及無識之武人相結以求，搖動國本，破壞國會，干涉憲法。如此兩方，可雲旗鼓相當，應有盡有。故如青木之擬聘為顧問，一方主張之，一方竭力攻擊之，所謂勾結外人之一端也。然合同之中，究竟如反對者所言與否，殊難武斷。吾人方望其宣布，以辨是非，明曲直。至於打破北洋派之說，則理由有未盡合。蓋段祺瑞固可視為北洋派，然各派固一致為通過於國會，即如馮國璋，亦可視為北洋派。然馮之態度雖未可以十分表明，而其臭味，則對於張勳之流，尚不及對於人所稱為欲打破北洋勢力者之為融洽。蓋所謂北洋派中，分歧亦夥，今混而言之，可見其說不足信也。……吾欲有為兩方告者，恐帝制禍首從中播弄，使兩方如鷸蚌之相持，而彼乃來收漁人之利耳。甲派也，乙派也，武人也，政客也，其殆尚皆夢夢而有覺耶。[33]
同年12月20日，《字林報》就北京政府的內閣彈劾案專門採訪了中國的知情者，尤其關注幕後的派系分合，大體可以解釋上引消息中的甲乙各方究竟所指為何：
北方以北洋派為最有力，其組織分子悉為軍界要人及守舊之政治家，如徐世昌即其一也。從前徐之資格在段、馮之上，今段長陸軍，掌供給軍隊升降軍官之權，故北洋派領袖一席遂為段所得。袁氏之所以能居高位握大權者，以北洋派聽其指揮故，而袁氏之所以帝制不成者，亦以北洋派要人如徐、段等不盡贊成之故。至於袁氏舊人，多隸屬北洋派，此固事實，然北洋派今已不復為堅固莫破之黨派，各領袖意見不同。聞段總理曾與直督曹錕齟齬，曹當雲南起義時，統帶北軍入川，為贊助袁氏最力者之一，其與段齟齬，則以段未共助袁氏以成帝業為原因。段雖為陸軍總長，然其勢力僅及於全國北軍四分之三。蓋北洋派已分為直隸與安徽兩系矣。曹錕為直隸系領袖之一，參謀長王士珍亦屬此系，黨勢日盛。國民黨之一部，刻方與此系接洽，以期互相聯合，反對段氏。而有特殊理由以謀推翻段氏之孫洪伊，亦與直隸系共策進行，極力誘引馮國璋，使之歸附直隸系。馮素主張維持現內閣，對於段之行動亦有不表同情之處，故馮之轉其方針移其勢力以助改換政府人物之舉動，或亦意中事也。總之，段之為人，其偉大尚不足以勝其任，段於國事不甚留心，且聞段於國務會議時，輒昏昏欲睡雲。
其次與時局有關係者，厥為張勳。皖省稅項他人不得過問，惟張可以徵收，以供養其部下軍隊。張之行為，人不敢訾議，張之勢力為且為北京所敬畏。與張為伍者，有皖省長倪嗣沖，倪亦袁氏忠僕也。段總理前運動張勳發起徐州會議，張因此為總統所呵斥，遂大怨段氏。倪與段在帝制問題中處於對峙之地位，故倪亦不助段。張、倪皆有兵力，目下雖似無獨立行動之形勢，然其舉足輕重，亦正未可忽視之也。
再次者為馮國璋。馮本軍人，與政黨無深切之關係，頗能表示其政治上之能力。贛、鄂兩省，惟其馬首是瞻，雖部下兵力無多，要其勢力，足以左右兩鄰省之軍人，且曾為北洋軍官，全國陸軍中不乏知交。再馮從容坐鎮南京，秩序無擾，威望卓著，尤關重要，將來總統一席，馮頗有望。以其政績言，馮確有總統之資格，守舊派對馮固無間言，而國民黨亦信任之，故舉之為副總統。若馮氏者，誠可謂今日最有勢力之人物矣。
上述諸人，統而言之，吾人可謂之為軍人派，與革命份子適相反。若軍人派果能團結一氣，則不難如袁氏之所為，一舉而掃除國民黨，解散國會。但軍人派殊不團結也，彼此仇忌，互相離異，故就目下情勢而論，國民黨似為國內最有勢力之一黨，凡政府所提出之事件，彼黨在國會中足以打消之。段氏依賴北洋派之皖系而成內閣，惟皖系之力量不能與國會抗衡，苟不與直隸系提攜，則皖系不足以有為，是以國會目下似無慮軍人之干涉，而國民黨之地位，亦較前為強。各方面因憲法之觀念，未敢輕舉妄動，國會苟無重大愚妄之行為，當不致被人解散。但國會若干預行政，逾越分際，反足促成軍人派之和好，而使民國二年之政變復見於今日。國會其以常識行事而防此變歟。[34]
這樣清晰的條理系統，已經朝著1920年前後的譜系化邁進，而與其他親歷者當時的認識多少有些出入。次年5月，《文匯報》報道總統黎元洪罷免段祺瑞之事，就不無感慨道：
蓋近來北京政治複雜糾紛，雖消息靈通之華人，苟非身臨其境，亦未能盡窺其內容也。就廣義言之，南北之歧異為世人所略知，北洋派與皖派之存在，亦為吾輩所久悉，至於兩院政團與軍黨種種派別，則難盡曉。所可知者，北京近為各種陰謀之集中點，較之前清時代為尤甚耳。[35]
當然，即使按照《字林西報》的說法，不僅派分的情況錯綜複雜，而且與後來的譜系仍然不盡相同。
用派分的眼光觀察民初政局，顯然受到異域觀念的影響。時任雲南都督府參謀處長的李宗黃，就反對用南北等派分觀念言說時政，認為中國歷史悠久，民族一致，不像歐美各國，內部常有人種派別之爭。即使暫時割據紛爭，終將歸於統一。至於當下的亂局，主要是袁世凱施政和日本人的陰謀所導致：「自項城以北洋武力秉政，其根據全在北方。二次革命之後，有客卿有賀長雄者獻議，略謂中國南部人民，偏於進取，故其思想浮動，北部人民，偏於保守，故其思想沉滯，宜以北方之武力與南方之文化相為抑制，以期調節云云(見有賀氏所著《觀奕閑評》)。其表面以抑制調節為詞，實即以北制南，漁翁得利之策。袁氏民國三四年之設施，即陰行其策而擴大之者。及段祺瑞起，遂有以北洋派統治全國之宣言，而各軍政要人，亦公然以鞏固北洋團體相責勸，於是北派、北系、南派、西南派之名詞雜出，南北之論大起，至以護法戰爭為南北戰爭。嗚呼，因袁、段個人權位之私，設為南北畛域。」[36]為此，他呼籲打破南北畛域之謬說，以防落入日本人設下的陷阱。按照近代以來的民族分別之說，多族雜處的雲南人氏，反而最不情願他人指其為少數族，以為帶有歧視性，這也是該省各族相安無事的重要原因。李宗黃的主張，旨在破除北洋專權和派系之爭，化解日本的陰謀。
五、奉系的加入與北洋正統
《安福禍國記》指奉係為後來居上，其實所謂奉系的指稱及其與北洋派的關係，也經歷了逐漸譜系化的過程。至少到1917年5月以前，一般而言，北洋派或北洋軍系統中沒有奉系的名目位置。其時各方就內閣組建和總理的人選紛爭競逐，邵飄萍對此分析道：
蓋所謂北洋系中，約分三派：(一)安徽派；(二)直隸派；(三)湖南派，而馮、段、王實分領之。三人之意見，言其內容，並不十分一致，因之各派亦各稍異其目標，分合無常，向背靡定，大約以地位權勢為轉移，真能共患難同生死者，吾敢言其無幾人也。此次來京之督軍，以直隸派勢力為最盛(如曹琨、孟恩遠、田中玉、李純等皆屬之)，安徽派次之(如倪嗣沖、李厚基、張懷芝)，湖南派勢力較微(以傅良佐為主幹)。故如倪、張、李之流，則於派別及個人關係，皆以維持段總理為最有利。倪、張、李之運動最為劇烈，蓋以此也。至直隸一派，則大致固在維持北洋系而內容，萬一段總理不能維持時，即主張扶掖王聘卿以繼其任，公私兩益。[37]
也有報紙根據各方的具體政治主張和擁戴的人選進行劃分，認為：
要之，以現在政象觀，北洋系之內幕，可略別為五派，一為推徐東海為總統，段芝泉為總理者；二為推張勳為總統，李仲軒為總理者；三為維持黎總統之地位，令段芝泉復任者；四為中立派；五為復辟派是也。惟時至今日，各派均知動搖元首之位置極不利益，故稍變方針，僅從事於總理閣員之競爭。而五派中最有勢力者，只段、李兩派而已。蓋段派有徐東海領袖群豪，李派有張定武統率諸雄，各據其特有之地盤，固勢均力敵也。[38]
無論依據如何，分別怎樣，北洋系中均無奉系。奉系名目的出現並成為北洋後來居上的一支，形成於1918年以後段祺瑞的左膀右臂徐樹錚、靳雲鵬相繼引奉軍入關，干預政局。段祺瑞交出兵權出任文職之後，因為沒有私兵，雖然掌控國家大政，卻處處受到擁兵自重的各派勢力的掣肘乃至擠壓。為了擺脫困境，徐、靳二人彼此爭功，迭出險招，幾度利用張作霖的奉軍對抗直系，逼後者就範。而直系方面，為了打破平衡，也極力拉攏奉系。雙方都試圖給予奉軍以北洋正統的地位，以爭取後者的支持。
1918年10月，曹錕派其弟曹鈞到奉天，與張作霖疏通南下問題，「現下時局之待解決者，南北和戰問題尚在第二步，統一北洋團體實為第一步。數月以來，北洋團體或主和或主戰，已呈分裂景象。中央為統一計，決定將副座選舉曹錕，俾將來無論和戰，北洋團體不至瓦解。」[39]「自奉軍奪械入關以後，奉省舉動極為中外視線所集，蓋直接的已成為北洋團體之關係，間接的實成為全政局之關係矣。」[40]正是由於關內各派軍閥勢均力敵，關外的奉系才成為決定天平傾斜的砝碼。據說直到1926年，吳佩孚、孫傳芳、閻錫山等人還試圖勸張作霖領袖北洋派，實行討赤。[41]
奉軍入關，不僅成為影響政局走向的重要勢力，而且與北洋的關係由歷史淵源變成實際聯繫。然而，受到衝擊的一方對於奉系的介入不以為然，竭力維繫所謂老北洋的利益共同體，否定非小站系統的外人，以免在與南方的對峙中失勢。《申報》1920年3月25日署名「般若」的《北京通信·段徐與曹張》，詳盡分析了八省同盟反段的來龍去脈：
此次內閣風潮，靳之所以不倒，安系所以不勝，與夫趙倜之不能換，吳佩孚之撤回防軍，在在與督軍團有關。所謂八省同盟者，質言之，即奉天張與直隸曹之聯合，而其最大目的，則在反對段氏。然曹、張二人之中，曹較糊塗，其主動者實惟張氏。且曹氏為舊北洋派，張獨不然。此次閣潮、豫潮，最後出大力者又為張氏。各報所傳張致段之函，實共十八張。先言豫督之不應換，繼言段派之張敬堯、陳樹藩在湘、陝兩省民怨沸騰，不此之換，而欲更豫督，令人不平，後言靳為公之私人，尚不為左右所容，則將來必致親離眾叛，心所謂危，不得不作最後之忠告。段氏閱之色變。故最近衝突之最大者，實惟張作霖，而視為比較的易與者，則為曹錕，加以吳佩孚決意撤兵，而退駐地點則為洛陽、石家莊、馬廠等處，有須邊防軍騰讓者，其中大有勢力消長之意味。故自安系一度失敗以後，即腐心於八省同盟之打破，而認定從聯絡曹錕下手，或使與張作霖實行分離，或引起各省對曹之猜疑，而使之無形渙散，為最緊要之計劃，日來即著手於此。以記者所聞，計有二事：
第一，前年曹錕在漢，已相傳有反對段氏之動機，經段赴漢一行，又允以四省經略，許以副總統，曹復為用。故徐樹錚即促段氏再襲陳文一次。十八日，段氏親赴保定與曹錕面談，其談話之大要，即謂吾輩小站老弟兄團體不可渙散，尤不可為非小站舊派中人所利用。以聲淚俱下之詞，為置腹推心之語。且(一)陳說與張作霖聯合之不利。(二)痛言自己破裂即增長西南氣焰，和議上北方必大吃虧，為北洋系切膚之痛。曹氏對段已有面允之詞，故段氏歸後，即紛傳此行效果殊佳。而段氏亦致電話於東海，謂已晤仲珊，此心無他云云。然而段氏赴保之晚，奉督署駐京之某氏即趕赴保定，其為對於段氏此行之反動，不問可知。故曹之入彀與否，當是疑問也。不過外間傳聞段允以副座予曹，曹或因此心動耳。
第二，八省以外尚有未入同盟之督軍，且與段系較為切近者，即由徐樹錚交出一稿，囑其駐京代表致電本省督軍，略謂靳某奉張作霖為盟主，以破壞北洋系舊團體，以與合肥相抗衡，且將犧牲新國會，犧牲湘閩陝各省，以聯絡南方，期得為統一後之第一次內閣。北洋係為自救計，不可不謀新團結，以抵抗此種暗流。[42]
顯然，段祺瑞就是竭力要將奉軍與北洋系加以切割，以便打破八省同盟，拉近直皖等老北洋的距離。奉系戰敗失勢後，有人指出：
按北洋派別，自北洋軍隊之歷史觀之，有皖、直兩系之分。自段祺瑞主張武力平南，招致奉軍入關，而奉系之名稱由此創始。自奉直戰後，直系握北方政治中心，始有直派反直派之別，奉、皖則均歸納於反直派旗幟之下。而直系之內部，又以地理歷史上之關係，有津，保，洛三系之分。惟保，洛為直系中之軍派，而津則為直系中之政派。[43]
1922年，《申報》刊登了國聞通信社翻譯的《字林西報》北京通信《外人論中國之政局》，論述中國政壇派系林立的狀況及其成因趨向、各派錯雜複雜的關聯和根本解決之道，頗具洞見：
中國之政局，全為一人的問題，其安靜變化，悉視人為轉移。民國十年以來，既無有組織之政府，所謂以人作政事標準之徵象，日益增多，而爭攘政府大權之入，亦日益眾。當袁世凱秉政之日，各種政治，咸集於袁之一身，凡擁政府者，亦即擁袁，反對政府者，亦即反對袁。其後馮、段兩人漸現身於政治舞台，利用自身握有軍權，各自養其勢力，於是政局中乃有北洋兩派之出現。然其時政局之形勢尚不複雜。其時南方則堅持反對北方之態度，皖、直兩系乃各擬聯南以傾袁氏。袁氏既死，馮國璋與南方較為密切，遂得被舉為副總統，皖、直之爭於是日烈。黎元洪失敗，馮氏繼任之後，兩系益成水火。此時北洋舊系除皖、直兩系外，尚發生奉系、魯系、河南系等等，各系人物，又各自成派，而派數已日多。北洋系分裂之後，其影響大不利於南方。緣蘇、粵、滇、黔、川等省不複合力以御該系，每一省分反各與北方某一軍人表示同情，各省關係遂錯雜難解。至於今日，分裂之趨勢愈顯，國家大受其損失，各派各自為政，以快私慾，於是既無所謂國稅，亦無所謂國軍，更無所謂國家政府。
皖系失敗而後，張作霖乃竭力聯絡皖、奉、魯、豫軍隊及南方各將領以為抗直之計。在表面上看來，張似已告成功，其實則並不然。所謂奉、皖、魯、豫及南方之聯絡，僅系表面的而非實質的，主義既不相同，則連絡亦僅暫時的局面。而直系之中，則亦有種種黨派，有馮國璋之黨，有李純之黨，有曹錕之黨，有吳佩孚之黨。此四黨之聯絡，亦為表面的而非實質的。譬如陳光遠，今日當然利於聯奉聯南，苟奉天與南方形勢一變，則為自身利害所迫，又當趨向直系矣。
總之，中國今日並無大軍閥黨，而為多數之小黨，急時則聯絡，平時則相妒，欲共組成一大軍閥黨，固所不能。即組成比較稍大之軍閥黨，亦所無望。一旦某某結合，戰勝反對黨而後，則其分子又行分裂，彼此復為奪贓而爭。張作霖近曾聲言贊成統一，藉以聯南，現已與孫中山與南方各領袖結合。張為此結合之主要目的，無非為傾覆直系，實並不在統一。假使吳佩孚因此結合而失敗，則此結合終久必仍破裂，吳之餘部行將附和張氏，以共抗南方。至吳部雖亦可附和南方，惟兩者性質似相去太遠。若張為吳敗，則直軍中爭端又起。是故在今日，無論何派結合之下，決無統一之希望，個人之妒心固無從銷除也。惟各派今有一目的相同，即逐徐是也。凡曾擁護徐之人物或黨派，今日無一不為徐氏所賣，人民對於徐氏亦生厭惡之心，故無論黨爭如何劇烈，徐蓋決無希望。處此種情形下之，中國前途惟有一希望，即冀各黨數目愈變愈多，其軍力財力愈裂愈細，人民之壓迫愈覺接近，痛苦既深，勢必反動，則此後或可一變軍人干政之局面云云。[44]
北洋舊系的直皖相爭及其力量的輕重，決定了雙方與所謂北洋新派以及南方軍人的關係。到1923年，主張打倒北洋軍閥的社會團體所指認的北洋軍閥集團，大都還不包括張作霖和奉系，如3月全國學生聯合會指「現北洋軍閥之著名者為曹吳」，[45]7月的工界救亡會則稱「北洋軍閥中以曹錕、吳佩孚、馮玉祥等為最凶最惡」。[46]而1925年湖南雙十節紀念遊行大會，呼喊的口號除了「打倒軍閥」之外，還特意要「打倒奉系軍閥」，[47]以示區別。
北洋軍閥的譜系日漸紛繁，除了各方的指稱之外，與軍閥自己的態度不無關聯。開始北洋一詞多少還有些正面，加以還有各種名實之利，其他軍閥非但不忌諱，反而願意成為其中一員。雖然南方民黨根本予以否定，指北洋系之特殊勢力為袁世凱稱帝、段祺瑞專制的根本依託，「故不打破此特殊勢力，民國六年大亂可四起也」，[48]必須極端排除，但也有人主張鞏固維持，至少在北洋派自己看來，可以公開坦然堅持北洋的正當性，甚至指與之對立的派係為偽托，將其排斥於正宗的北洋之外。如1917年6月孫洪伊致近畿各軍事將領電稱：
頃者倪嗣沖借口維持北洋派之勢力，而發破壞法紀之首難，張勳亦偽托北洋系之名義，而肆收攬權勢之陰謀……張等斯時趾高氣揚，自以為執北洋軍系之牛耳，睥睨元首，土苴約法，蹴踏國會，而大權在握，大功告成也。嗚呼，天下罪惡，自此假北洋系之名以行矣。夫北洋軍係為吾國中心勢力，此世界所公認，當此外患孔亟，內難頻仍之日，具有折衝捍衛、奠定維持之力者，其責任尤為特重。故謂今日北洋軍系關係於中國前途甚大，當世識者當亦許為知言。況我北洋軍人，秉強毅武勇之精神，抱磊落純潔之志節，而又皆受有高尚精良之教育，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但能率循法律以內之軌道，無所用其維持，則亦絕無能推倒。乃以五光十色、千奇百怪、兒戲烏合之十九世紀舊式的營伍，竟裝綴於莊嚴燦爛一軍系之上而為之代表，並企托疵偷息於其調停支配之下，其盜竊以得志者，又隱然以首領自居也。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不亦輕中國而重北洋系之羞耶。夫名譽信用，為人類第二生命，而軍人尤甚，人心公論，又為世界最大勢力，而武力次之。今也倪、張高視闊步，居之不疑，以玩弄一切，而真正之北洋軍旅，皆俛首帖耳，默認而聽命焉。中外之以無法紀無教育視張勳兵者，將一例以視北洋軍，至是天下之人心，尚能諒公等否，天下之公論，其又謂公等何也。則名譽信用掃地以盡，失生存之要素，又果何所恃以自立耶。王聘卿有言：毋使北洋系三字為世界一種厭惡名詞。誠哉老成之特識也。吾民輸膏血，國家發帑藏，歲費萬萬以養成此熊羆虓虎之國軍，乃為一二好宄竊用之而敗壞之，使陷於自殺之域，豈不惜哉，豈不悲哉。狐也惡其假威，馬也去其害群，援非種必鋤之義，張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師，泯棼之會元黃戈馬之秋，天其佑中國乎，吾北洋軍人中，必有碩德高望、卓絕多英之倫出而領袖之者，是在諸公之愛國自珍也。[49]
這樣義正詞嚴地維護北洋，與後來紛紛將敵對方歸於北洋以便打倒的做法截然相反。照此看來，張作霖同樣是19世紀舊式營伍偽托北洋的翻版。可是，短短五年過去，北洋就開始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1922年5月29日，《申報》發表楊蔭杭(署名老圃)的時評《北洋正統》，表達了時人對於北洋的普遍唾棄：
北洋正統云云，乃醜語也。清朝有北洋正統，未救於清之亡，北洋正統之首領，且以帝制失敗。曰直皖戰爭，曰直奉戰爭，皆北洋正統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之歷史，今日果能覺悟，自當絕口不談北洋二字，一洗北洋之餘臭，乃可與民更始。乃組內閣，猶推重北洋老前輩為總理，一若非北洋正統不能控制全局者。談國是猶曰恢復舊會，北洋正統可以鞏固，一若以後選舉，北洋正統必可操勝算者。不知北洋團體當聽其星散，既無鞏固之必要，亦無人可以控制。藉曰可以控制也，即直皖、直奉之戰，亦可以免，而終不能免者，知其團體早已渙散，固不必燃已死之灰而為之謀中興也。故今日北方果有人焉，能力矯北洋之舊非，固國人所願聞。若猶以北洋二字為號召，國人將掩耳而走矣。[50]
時隔兩年，《申報》又刊登了陸鼎揆的來稿《武力統一與統一武力》，斷言內部紛爭不已的北洋勢力無法統一中國，且反對一切武力統一的妄想，其間亦談及北洋派的演化：
頻年以還，內亂迭起，始而南與北爭，繼而南與南爭，北亦與北爭，干戈相尋，如環無端。揆其由來，皆武力統一為之厲階也。以前段、張、曹、吳等皆欲以武力求統一者，終乃以用武力而更肇分裂。七八年來，如此類者，書不勝書，今且方興而未艾也。
劉湘、楊森之徒今已下蜀矣，北方當局且謀大舉以圖粵，以為羊城既下，然後返斾北向，啟關而敗奉軍，則天下可以大定，而統一於是成功。姑勿論南方軍隊之果否可以傾覆，關內之力果否可勝關外，以及其他勢力果否皆可屈服，即使盡如所願，舉二十二行省之版圖，皆入於北洋派勢力之下，遂可謂之統一乎？我知其仍不能也。何則，北洋派之中心，表面上似若在曹、吳，而曹、吳以外，其據大郡擁強兵者，不知凡幾焉。凡此者，曹、吳之威力，果能使之奉令惟謹而供其驅策耶？今之大患，在封疆則攫中央之餉賦，悍將皆擁龐大之軍隊。若是者，曹、吳又得而奪其餉賦，去其軍隊，而使之束手以從命耶？二者既皆有所不能，則粵、奉、滇、浙之屬，不屬於直隸系，又果何所分別於其間哉。不屬於直隸系，固不能使奉曹氏之正朔。及其既屬，則除其奉正朔之外，又將奚異乎前。餉稅之不入於中央如故，擁兵跋扈者亦如故，中央而忍受之，則藩鎮與藩鎮以互相擴張勢力而致相爭，其不忍受之，則中央又將與藩鎮爭。是則其異乎前者，昔為北洋派與粵、奉之爭，今則北洋派之一部份與他部份之爭而已。故北洋派舉一國而置之於其勢力之下，即或有之，謂既入於北洋派以後，而統一可以成功，則實萬萬無此情理者也。
以武力統一國家，其在前史，屢見不一。然其所以成功，則皆有一前提焉，則此武力者必先自統一而後可。彼其首領必能指揮其部屬，是以戰則有功，成則懋賞，羈之以爵祿，繩之以法令，而莫敢不從也。若今之北洋派，其地位勢力與曹、吳相頡頏者，蓋以十數，割據之勢既成，又孰得而凌其餘以為之長耶。以是而言統一，其亦南轅北轍而已矣。
北洋派之不足言統一，固如是矣。若其餘諸派武力之不一統，蓋亦與北洋派相伯仲。蓋其地盤愈大者，其同系下之勢力散漫愈甚。此則十餘年來內爭之所逐漸養成之一種趨勢，而無論何種軍隊莫能逃於例外者也。然則今之欲以武力統一中國者，烏能有所成就哉。[51]
在這樣的敘述中，奉系最初仍然和廣東一樣，並不屬於北洋派的系統。後來隨著北洋的泛化，才和其他十幾派一起統歸北洋。
六、北洋與北洋政府
有學者意識到北洋軍閥統治的說法存在爭議，而且與事實不相吻合，尤其是袁世凱統治時期，與軍閥的概念出入過大，因而將這一時期稱為北京政府，而將袁世凱之後稱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不過，段祺瑞的軍閥身份認定同樣分歧很大，因為他早已交出兵權，成為文官，手下並無私兵。雖然掌控大權，自詡北洋正統，主張維繫北洋團體，卻很難說是軍閥。其北洋軍閥的帽子，嚴格說來還是由北洋系內部的對頭直系加諸頭上的。
據當事人回憶，早在袁世凱時期，北洋一脈的人物相互之間以及對外就喜歡自稱「北洋團體」，偶爾也稱北洋派。[52]一般而言，派分起於勢均力敵，各方均不能獨大。儘管辛亥之際南北爭勝，用盡心機終於登上大位的袁世凱，自然不會畛域自囿，自認為一派的領袖。所以有學人認為其執政期間還有去北洋化的傾向。袁世凱之後，段祺瑞、馮國璋等人一般也不用北洋的名號，在公開文電中，多以北方軍人、北軍將士自稱。倒是下面的文官武將，毫不掩飾地以北洋派自詡。尤其是面臨外部挑戰時，更加激發內部的北洋共識或是以北洋為號召。1917年11月22日陳興亞致函徐樹錚，就聲稱：「北洋派為中國中心，中外共認。」希望團結一致，防止北洋派破裂。[53]
國民政府之前的民國史，除了被稱為北洋軍閥統治外，建都北京的正式政府，還被稱為北洋政府。在國民革命的正統性主導之下，延續清季誤解北洋為地方性的觀念，也有政治上矮化敵方的作用，旨在剝奪北京政權統治的合法性。
在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雖然與北洋的淵源極深，府院會裡面又存在北洋系或北洋派的主導勢力，卻從來沒有自稱為北洋政府。一般媒體也極少使用這樣的稱謂。以《申報》為例，南京國民政府之前，僅在1924年8月9日的《日將在豫經營水力發電》中刊載國聞通信社的開封通信時，用過「北洋政府」一詞。[54]「北洋政府」的指稱，到了北伐成功之後的國民政府時期才逐漸增多。尤其是後來的相關研究著述，在不用北洋軍閥時期或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情況下，指稱1928年以前的民初一段，大都採用北洋政府的說法，如《北洋政府職官年表》、《北洋政府時期的政治制度》、《北洋政府時期的新聞業及其現代化》、《北洋政府時期經濟》、《北洋政府外債與封建復辟》等，甚至影印出版這一時期的《政府公報》，也要改名為《北洋公報》。時至今日，有的民間公司編製近代報刊的檢索系統，還要將原文的北京政府改為北洋政府，造成諸多誤解。
有學人注意到北洋政府的稱謂名不副實。2000年，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輯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完全出版，尹亞偉撰文予以介紹，其中提到第三輯《北洋政府》時，特意說明，「在第三輯編輯出版時，學術界尚稱北洋政府，現在學術界已不稱北洋政府，而稱北京政府。」不過，這一說明顯然不能反映全部實情。儘管的確已有學人用民國時期的北京政府來指稱1928年之前的民國政府，卻並未形成共識，實際上仍居少數，大都仍然使用北洋政府甚至北洋軍閥統治的指稱。2010年由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輯出版的《北洋政府檔案》，就繼續沿用北洋政府的概念，並未改稱北京政府。
即使對於北洋軍閥之說有所檢討，甚至棄用北洋時期或北洋政府的概念，改用北京政府，觀念上往往仍延續原有的認識。尹亞偉的文章就將1912年3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認作「在北京建立了由北洋軍閥統治的中華民國中央政權，繼袁世凱之後，段祺瑞、馮國璋、張作霖等北洋軍閥相繼控制北京政府」。因此也可以說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北京政府」。[55]其意主要是為了與南京臨時政府以及廣州、武漢、南京國民政府相區別，而採用了北京民國政府的說法，並不否認民國政府是北洋軍閥的統治。
北洋政府的說法有著不同的解釋，其一，由北洋集團控制或主導的政府。從這一角度考察，則所謂北洋集團，一般還是或主要是軍閥。其二，如張玉法所說：「因北京在清代屬於北洋(與屬於南洋的南京對稱)，北京政府又稱北洋政府。在北洋政府執政的，多出身北洋軍人，這些軍人在民國初年往往擁兵自重、據地稱雄，被反對派的人稱為軍閥，因此北京政府時期又稱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56]其說試圖說明北洋政府、北京政府、北洋軍閥統治的關聯性，主要依據涉及北洋概念的發生及其所指。對此學界和坊間說法各異，尚無一定。可以肯定的是，北洋的概念及所指經歷了發生演化的歷史過程，不同時空狀態下不同的人物所說並非全同，不止小異。在此過程中，後來的沿用也有與原先的本意漸行漸遠的情形，而坊間的俗稱與事實的本相更存在大相徑庭的狀況。
北洋原為地理海域概念，與東西南洋相對。關於近代中國的東西南北洋，王爾敏曾經專文論述。概言之，最初東西南北洋均指中國以外的地區，東西洋發端最早，其次南洋，北洋最後。南北洋均有內外兩說。南洋原指現在東南亞的諸島及濱海諸國，北洋則大體為俄羅斯及北歐，後來這些含義的南洋大體沿用，北洋則基本棄用。兩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被迫開放口岸，最初開放的五口均在長江以南，繼而北方各口陸續開放，分派大臣主持監督管理事宜，長江以南稱南洋各口，以北稱北洋各口。分管南北各口的大臣原稱五口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最後定名為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大臣。③
通商大臣一度是臨時派差，逐漸變成專職。南北通商大臣先是特派專任，繼而由兩江(開始由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兼領。作為清廷辦理通商等一應夷務的代表，設置的初衷除了分管通商各口事務外，主要是為了避免外夷動輒試圖入京直接與朝廷皇帝交涉。清制，封疆的督撫作為內外相維一極的外官，本來就不是後人按照日本行政觀念誤讀錯解的地方官，北洋大臣開始不過是清廷與外夷之間的緩衝，而非今人所以為地方辦理外交的職官。外交乃軍國大事，豈容他人插手？
南北洋通商大臣之所以由專派改為由總督兼領，原因之一是總督手中握有實權，便於辦事。尤其是興辦富國強兵的自強事務，沒有權力，無法成事。而兼領南北洋大臣的直隸、兩江總督，往往以南北洋大臣的名目出現，以彰顯其名銜和實際地位的特殊。久而久之，相沿成習，坊間、詞典乃至學界，都依據南北洋大臣的管轄範圍，劃分南北洋的海域和地域。如將長江南北的沿海海域分別稱為南洋、北洋，將南北洋大臣管轄的省份也稱為南洋、北洋。這樣約定俗成的劃分，當然沒有正式的規制，只要不會引起誤解混亂，作為方便名詞使用也並無不可。例如，海域的方面南北洋之分大體無礙，只要不與所謂廣義的南洋混淆即可。但是，地域的南北洋之分則問題不小。如《辭海》解釋「南洋」的詞義之一：「地區名。清末至民國時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各省為南洋，稱江蘇以北沿海各省為北洋。」[57]此說顯然不確。嚴格說來，南洋所指地區應是兩江總督所轄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可是，最初籌辦閩浙海防並創辦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是閩浙總督，後來左宗棠又以欽差大臣督辦閩海軍務，與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沈葆楨創建南洋水師前後交織。北洋水師成軍之時，將閩、台、粵及上海等地的軍艦劃歸南洋大臣統轄，統稱南洋水師，所以習慣上各地也被稱為南洋，與相關水域一致。只是廣東很少被稱為南洋。至於北洋，清季只有直隸一省，雖然北洋新軍兼顧吉林、奉天邊防，但東北不能稱為北洋，只有渤海灣是北洋的海域。同樣，山東的沿海水域屬於北洋，作為直省，則不在北洋的轄區。與北洋扯上關係，一是袁世凱曾任山東巡撫，二是北洋新軍第五鎮駐紮濟南。民國時北洋的泛用，便是北洋系軍人控制各省的結果以及坊間的俗稱。[58]
直隸為畿輔要地，所謂首輔之區，不過作為京師的北京並不在直隸總督的管轄範圍，所以清代北京不屬於北洋。北京城所在的順天府地位特殊，府尹由尚侍兼管，雖然所轄各縣位於直隸總督的轄區之內，按照今日的說法，由沒有隸屬關係的順天府尹和直隸總督實行雙重領導，重要舉措須會衙辦理，即便如此，城垣之內直隸總督也無權過問。也就是說，北京城從來不在直隸的管轄範圍。甚至倚郭的大興、宛平兩縣，也稱為京縣，其官員的考績為京察而不是一般州縣的大計。由於順天府與直隸的緊密關係，時有合稱順直之事。後來直隸被冠以北洋，坊間間有將順直與北洋相連接之說，不過是商業運作技巧或民間俗稱而已。清季以省為單位設立諮議局，後清廷將原擬單設的順天府諮議局和京旗諮議局併入直隸諮議局，改為順直諮議局，以合規制。順天正式與北洋搭上關係。[59]民國初期的北京政府被稱為北洋政府，主要也是因為袁世凱及北洋系掌控了定都北京的中華民國國家政權。
將兩江、直隸總督所轄地方稱為南洋北洋，是因為南北洋的名分較為尊顯，可是這樣的俗稱卻存在對於清代體制的觀念誤差。清季以來，受到明治日本人士尤其是織田萬《清國行政法》的影響，用中央地方的架構來解讀清朝固有的政體設制，將直省視為地方的最高行政區劃層級，將督撫視為地方官。加上清季內外官改制，試圖將內外相維變成上下有序，以中央地方架構作為基本取向，更加導致觀念的混淆，連主持或參與改制的樞臣疆吏們也常常為此大受困擾。王爾敏注意到歷史上概念與體制的變動，並且專文深入論述，還是認為南北洋大臣「形成晚清地方上兩大柱石，內承中央依寄，外受督撫瞻望，支撐晚清大局」，並以南北洋大臣為「地方上辦理外交的最高代表」。[60]這樣的說法，容易使人誤會南北洋為地方勢力，而將南北洋地位的凸顯，當成中央權力式微，地方權力上升的表徵。
清制，督撫雖轄制各地軍政，不過是皇權的分身，一般設制並不以行省為單位，如與科舉制關係密切的學校和學額，國子監以下，只有府州縣學，分省既不設學校，亦無學額。因此，當時坊間很少分省意識。清中葉後，行省亦稱直省，行走各地的商幫分省意識逐漸萌生，以省份為名目的會館日益增多。咸同以降，督撫權力坐大，練兵自強，開始以省為單位進行各種新興事業。清季實行新政，仿行憲政，有意將各省變成一級行政，各項新政憲政事務多由各省負責辦理，如整軍練兵、興辦實業、派遣留學、設立學堂等，分省意識進一步增強，以至於省界之爭成為各地紛爭的一大要因。直隸為清廷推行新政的重要試行地，兼領北洋大臣的直隸總督，遂將所辦各項新政事業貼上北洋的封號。坊間效仿，一些實際上沒有多少官方色彩的趨新事業，也紛紛加上北洋的名頭。
在國民革命的語境之下，北洋政府的概念至少具有下列指向性含義：其一，這是由地方性私人集團竊奪的國家政權；其二，是與南方國民政府的革命政權為敵的軍閥政權。北伐就是要推翻對於這樣的非法反動政權，建立真正代表國民意志的國家政權。這樣的指向作為革命的政治訴求固然合理，但與民初政治的實情卻不大吻合。
七、北京政府時期的民國史
革命語境下特定概念的合理性，往往隨著時勢的變化而有所調整。辛亥革命推翻皇權帝制後，中國很快陷入分裂狀態，尤其是袁世凱死後，武力成為大大小小的割據政權生存發展的強有力支撐，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名言，即出自北洋武人之口。各地軍人當政，相互混戰，被指為軍閥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如果將國民政府統一前的民國政府統稱為北洋軍閥政府，將這一時段統稱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或北洋政府時期，則有以偏概全之嫌，不利於全面研究和認識這一重要歷史時期。如此認識，並非為袁世凱翻案，也不想替北洋申冤。今日坊間為北洋評功擺好之人，未必真的了解多少北洋的實情。有不少只是抒發自己的憤懣而已。正如民初如今日憤青的失意青年，耳聞目睹兵燹政爭的亂相，反而懷念前清的承平。可是與遺老們的留戀前清不同，若是真的回到清朝，大抵還是會忍不住起而革命的。陳寅恪將袁世凱的北洋練兵與派送留美官費生並列為禍中國最大的兩件事，也是針對時勢有感而發。作為當時的感受則可，等同於歷史的實際，難免引起諸多分歧。
本文並非系統梳理軍閥、北洋軍閥、北洋政府詞語的所有相關資料，並據以完整重現這些詞語發生演化的歷史進程。在這一方面，所要證明的主要有兩點：其一，此前所有的努力，無論是逾萬字的單篇論文還是數十萬字的專門著作，雖然已經層壘疊加地取得了顯著進展，還是留下有待拓展的不小空間餘地，讓來者可以繼續大步前行。其二，要想解決餘下的問題，應當改變以往那種探源之後即行定義的做法，作為歷史概念，其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含義無論怎樣千差萬別，都是歷史上的實有之事，無所謂正誤對錯。作為歷史的組成部分，應當探究各自如何應用的本意，而非強古人以就我地求其一是。只有梳理清楚所有的發生演化，才有可能把握其內涵外延，並理解沉澱於概念之中的複雜歧義。但凡定義，實際上都是用後認來裁剪自稱和他指的削足適履，旨在求其是以定一尊，結果導致閹割歷史。
正如全文和本節標題所示，本文旨在通過梳理相關概念詞語發生演化的歷史事實，說明北洋軍閥統治或北洋政府的指稱，與1928年以前民國政權的政治進程既不同步，也未必吻合。儘管南方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後來不承認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及正統性，指為北洋政府，以便使國民革命與辛亥革命相連接，而將北洋與前清相聯繫，發動國民革命，以北伐戰爭的形式將其推翻，從國際視角和歷史觀念考察，還是應該肯定北京政府據有中華民國的正式政權的地位。只是隨著政治上的日趨頹敗，其法統的國民認同度日益降低，從而逐漸失去施政的正當性。認定袁世凱一登上大位就是北洋軍閥集團竊取革命勝利果實，其死後全國陷入軍閥混戰局面，北京政府的實權始終由北洋軍閥的直、皖、奉系所控制，從而構成1912年至1928年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這樣的指認繼續了國民革命的立場，作為一成不變的歷史觀念卻不易貫通所有史事。
治史首先要儘可能完整準確地呈現史事，而史事本身極為複雜，所謂重新呈現，不是將複雜的歷史簡單化，善於治史者，既能使千姿百態的人事得其所哉，又可條分縷析千頭萬緒的紛繁現象，顯示背後的錯綜聯繫。所以，呈現原貌實情乃是永無止境的難事。後來各式各樣的觀點議論，大都懷著評說的目的，試圖以己意干預歷史，而歷史其實是無須增減也無從增減的。用了北洋軍閥或北洋政府的概念，不僅與當時的實情有所出入，而且導致種種偏蔽，使得對這一重要歷史時期的研究嚴重短缺失調。
北京政府時期，各種政黨派系錯綜複雜，不斷進行分化組合，北洋既不能覆蓋，也無力駕馭。其自身還要隨波逐流，才能避免舟覆人亡。這些政黨派系源自清季，又受到外部列強勢力的牽連，向下延伸到國民政府時期，是認識近代中國政治勢力淵源流變的重要環節。北京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茶座，流淌過多少相關的掌故軼事。雖然學界早已注意及此並且有所研究，可是遠不能呈現事情本來的繁複及其背後的聯繫。
北京政府時期的制度建設承前啟後，雖然未必有太多的建樹，畢竟使得清季改制以來的取向不可逆轉。況且諸多設制開天闢地，儘管大都是仿效移植域外，可是不僅亘古所無，而且與各國有別，必須依據國情加以調適。後人的評論往往難免自以為是，缺少篳路藍縷的體察。例如並非建立在政黨政治基礎上的責任內閣，究竟如何立於不敗之地，進而發揮制約作用，就顯然與眾不同，無本可依。即便對當局並無太多好感的胡適，談及曹錕賄選之事，還是認為之所以要花錢買，至少表明國會還起作用，並非全然花瓶和橡皮圖章。而國會裡面黨派紛爭不已，背後實為各省實力派所操縱，使得朝野各方認為議會制已經變質，轉而有意用代表大會(會議)予以取代(另文詳述)。
國民政府時期的制度建設看似新意不少，基本格局還是承繼北京政府時期。可以說，清季取自域外、酌情調適的各項制度，經過北京政府時期大體定型。這倒未必是當局者如何高明，而是人力不可逆天，只能順勢，許多不如人意不合西理(或者稱為公理)的建置安排，都是經過反覆折騰繞不過去的現實所決定的。後來的革命者不斷用行動質疑，最終仍然難逃一是。
20世紀中國是革命的時代，而北京政府時期正是革命不斷掀起高潮的密集期，以致於國民政府統一後，試圖讓革命剎車，巨大的慣性卻使得歷史的車輪難以放緩，更無法停止。正因為政治統治不夠強有力，各方相互制衡的結果，留下的運作空間較多，激進革命才能找到反覆上演的舞台，並對青年和民眾產生廣泛的影響。同時正因為國民政府的革命重新接續辛亥革命的正統，夾在中間的北京政府才會貼著北洋軍閥的標籤落在革命對象的歷史定位上。依據前引陸鼎揆反對武力統一的時論，直到1924年，人們對於南北武人均以軍閥視之，不相信軍閥用武力可以實現統一，擺脫紛爭。各自宣稱的武力統一，不過是新一輪割據戰亂的開端。如果沒有注入新的生機活力，北伐也難免陷入這樣的循環往複。
即使研究北洋的歷史，也不能僅僅局限于軍閥，北洋係為數眾多的政客、官員、僚屬、幕府、客卿、文膽，都是當年政治舞台上的生旦凈末丑。研究北洋集團，這些熟知內情背景的親歷者的身手口眼杳無蹤影，所論難免隔靴搔癢。目前這一部分的相關史料缺失太多，零散的遺留也未經系統梳理，遑論深入的研究。如果北洋的這張大網僅僅凸顯一些軍閥的身影，整個北洋枝蔓繁多的人事聯繫幾乎失位，甚至許多大事要人也沒有像樣的研究，當然只能停留在筆記小說和掌故談資的層面，北洋的群像實情固然不易展現，刻意突出的軍閥也難免面目全非，要想認識北洋到位，談何容易。
北洋軍閥史的說法雖然是他指後認，仍然有其淵源流變的實事，只不過與所有史事的名實一樣，其內涵外延會發生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衍化。這兩方面均為研究北洋軍閥史的應有之義，前提是不能將二者混淆，應注意其分別和聯繫。但是，若將北洋軍閥的觀念用於指稱整個北京政府時期的民國史，則會以偏概全，誤讀錯解，誤導研究的取向。不僅僅從北洋軍閥的視角看待北京政府時期的歷史，從資料的收集整理編輯開始，就要將北京政府時期的所有史料史事視為有機聯繫的整體，儘可能完整系統地呈現這一時期歷史的全過程和各層面，並且上溯前清，下探國民政府乃至新中國的歷史，由事實聯繫延伸域外，縱橫貫通，以求更加近真並得其頭緒，北洋的歷史才不至於成為言人人殊、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
或者擔心北京政府時期的概念會抹殺南京臨時政府，類似的情況還有國民黨在南方建立的政權。其實，這些如果本來就沒有納入北洋軍閥史的範疇的話，根本不存在是否取代的問題。如果原來已經籠統涵蓋，則用北京政府時期來指稱，顯然較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為周全。用後出的集合概念指稱前事，多少都會有所約化，關鍵是看哪一種說法害意較少，涵蓋較寬。改稱北京政府時期的民國史，細節上仍有可以討論之處，但是相比於北洋軍閥史，無疑要貼切得多，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則要小得多。
注釋：
①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65頁。詳見張華騰：《北洋軍閥詞語探源——簡論北洋軍閥、北洋集團概念的使用》，《史林》2008年第3期。
②或者以徐樹錚親手槍殺陸建章，證明其兇殘。此事顯然誤解過甚。其一，儒將還是軍人，軍人殺人為常態，只不過有濫殺與否以及為何而殺的分別。稱徐樹錚為儒將的當時人，絕無許其立地成佛之意。其二，徐樹錚並非親手開槍，而是指示衛士下手。二者雖然結果相同，感覺上還是有不小的分別。張學良殺父執輩的張作相，較之為過，但仍然可以理解。
③王爾敏：《近代史上的東西南北洋》，《五口通商變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0-29頁。參見吳宏岐、周玉紅：《李長傅先生對南洋歷史地理研究的貢獻》，郭聲波、吳宏岐主編：《南方開發與中外交通——2006年中國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7年，第362-389頁。古人所謂東西南北洋，往往只有大概的方位，而且不同時空條件下不同人所說的具體區域有所差異。今人追究概念，好定於絕對的是非正誤，其實應當順時序梳理不同說法，進而大體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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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飄萍：《北京特別通信(二一七)》，《申報》1918年11月14日第6版，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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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申報》1914年6月1日第2版，專電·北京電。
[28]默：《今日之所謂派》，《申報》1914年6月1日第7版，雜評二。
[29]《西報之各派勢力消長譚》，《申報》1914年6月3日第3版，要聞一。
[30]飄萍：《北京特別通信(五十五)》，《申報》1916年12月28日第3版，要聞一。
[31]飄萍：《北京特別通信(六十六)》，《申報》1917年4月30日第3版，要聞一。
[32]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4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6頁。
[33]《北京特別通信》，《申報》1916年10月2日第3版，要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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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李宗黃對於吳佩孚主和之談話(續)》，《申報》1918年9月8日第6版，要聞二。
[37]飄萍：《北京特別通信(七十七)》，《申報》1917年5月30日第3版，要聞一。
[38]《張李入京與今後政爭》，《申報》1917年6月16日第3版，要聞一。
[39]《奉天近事紀要》，《申報》1918年10月8日第6版，要聞二。
[40]《奉天政局之內幕》，《申報》1918年5月12日第6版，要聞二。
[41]《各社要電·東方社十七日奉天電》，《申報》1926年11月19日第5版。
[42]般若：《北京通信·段徐與曹張》，《申報》1920年3月25日第6版，國內要聞。
[43]浴：《北京通信》，《申報》1924年1月28日第7版，國內要聞。
[44]《外人論中國之政局》，《申報》1922年4月4日第6版，國內要聞。
[45]《全國學生會昨紀》，《申報》1923年3月23日第13版，本埠新聞。
[46]《工界救亡會三次委員會紀》，《申報》1923年7月10日第13版，本埠新聞。
[47]《雙十節之湖南》，《申報》1925年10月16日第5版，國內要聞二。
[48]《粵閩情勢之京訊》，《申報》1917年12月26日第6版，要聞二。
[49]《公電·孫洪伊致近畿各軍電》，《申報》1917年6月28日第3版。
[50]老圃：《北洋正統》，《申報》1922年5月29日第3版，時評。
[51]陸鼎揆：《武力統一與統一武力》，《申報》1924年2月27日第6版，時論(來稿)。
[52]張華騰：《北洋軍閥詞語探源——簡論北洋軍閻、北洋集團概念的使用》，《史林》2008年第3期。
[53]中國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章伯鋒主編：《北洋軍閥》第3卷，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年，第477頁。
[54]《日將在豫經營水力發電》，《申報》1924年8月9日第9版，國內要聞。
[55]尹亞偉：《百卷巨秩 彌足珍貴——〈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介紹》，《民國春秋》2000年第3期。
[56]張玉法：《民初軍系史研究(1916-192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875頁。
[57]《辭海》縮印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第136頁。
[58][60]王爾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權力之擴張》，《弱國的外交：面對外強環伺的晚清世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59-176、165、175頁。
[59]徐建平：《清末直隸憲政改革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294-299頁。
文章來源：《學術研究》(廣州)2014年9期第99～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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