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歷史】維也納咖啡館的革命家

原標題：【海外歷史】維也納咖啡館的革命家

一、咖啡與可頌

咖啡原產於衣索比亞，在16世紀末以「伊斯蘭酒」的名義通過義大利傳入歐洲之前，在北非和西亞被用作飲料已達幾百年之久。但「咖啡館」的出現，進而漸漸形成世界性「咖啡館文化」，則是從歐洲開始的。據說義大利第一家、也是歐洲第一家咖啡館於1645年開業，但並無確鑿證據。業界公認，雖然義大利享有將咖啡館帶入歐洲的殊榮，然而咖啡館在歐洲的蓬勃發展，法國和奧地利功不可沒。

▲中央咖啡館大門

咖啡、咖啡館在奧地利的引進和流行，更富傳奇色彩。與一場關係帝國生死存亡的戰爭、與一位超級間諜密切相關。1683年7月，土耳其奧斯曼帝國蘇丹對神聖羅馬帝國發動聖戰，率幾十萬大軍，一路殺來，攻至維也納城下。雖然奧皇利奧波德率一小支人馬逃出城外，等待援軍，但都城維也納卻被團團圍住，水泄不通，與外界聯繫全被切斷。一兩個月下來，維也納外城被攻破，城內彈盡糧絕，飲水都開始困難，準備投降。這時，一個小商人庫辛斯基主動提出潛出城外，打探消息。庫辛斯基出生於烏克蘭西部，常年經商，東奔西跑，到過許多地方。他極有語言天賦，能說流利的烏克蘭語、德語、匈牙利語、羅馬尼亞語和波蘭語。由於曾在土耳其經商多年，他不但能操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語，還通曉土耳其風俗習慣。經過一番喬裝打扮，庫辛斯基一副土耳其商人的模樣，哼著土耳其小調，一路偵察土軍布防，最後穿過土軍陣地，混出包圍圈。

▲波蘭國王約翰三世

這時，波蘭國王約翰三世率領一支近兩萬人的精兵和德意志各諸侯國的3萬多人馬已經趕到，在維也納城北30餘公里處會合，由約翰三世統一指揮，正在商量向土軍進攻的方案。庫辛斯基找到援軍，告訴他們維也納已危在旦夕。得此情報，約翰三世決定改變計劃，提前發動進攻。庫辛斯基立即冒險潛回維也納，告訴守城軍民援軍已到，進攻在即。這個好消息使維也納軍民頓時士氣大振，立即放棄投降獻城的念頭，決心咬牙堅持，殊死抵抗，等待援軍解圍。1683年9月12日清晨，約翰三世指揮波德聯軍打響維也納解圍之戰，一次次向土軍發起猛攻。到日落時分，幾十萬土耳其大軍終於潰不成軍，倉惶逃去。

潰敗的土耳其大軍留下堆積如山的輜重，勝利者用了近一個禮拜的時間才清點完畢。庫辛斯基分得了一大筆金錢和一座房子作為獎賞，但在這些戰利品中，有一麻袋一麻袋黑色的豆子，大家都不知道是何東西，無人問津。在土耳其生活多年的庫辛斯基知道，這是土耳其人非常喜歡飲用的咖啡豆，自己當時也非常喜歡喝。於是提出把這些沒人要的咖啡豆也分給他。拿到這一大批咖啡豆，庫辛斯基在維也納開了第一家咖啡館，名為「藍瓶下咖啡館」。由於維也納人開始喝不慣這種苦澀的飲料，庫辛斯基開始在咖啡里加奶加糖加蜜。不久，各種咖啡館在維也納就「遍地開花」了。庫辛斯基去世後，為了紀念他，維也納每年10月有一個庫辛斯基節，咖啡館業主們把他的肖像貼在窗戶上，對「祖師爺」表示感激、紀念。

咖啡在維也納漸漸本土化，除了在咖啡里加奶加糖加蜜，還配有甜點。在維也納喝咖啡，通常會配一份名為「Kipfel」的小酥餅。「Kipfel」是德語「新月」的意思，這種新月形的酥餅，據說最早是一位維也納糕點師在1683年維也納被土耳其圍城時烘焙的。因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旗幟上有「新月」標誌，吃掉「新月」，增強士氣。傳說奧國士兵還在城牆上一手舉劍，一手拿著「新月」大嚼特嚼，向敵人示威。1770年，奧地利公主瑪麗·安托瓦內特嫁給了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巴黎的麵包師為向這位來自奧地利的新王后表達歡迎致意，精心製作了她家鄉的流行糕點「新月」。沒想到「新月」就此在巴黎流行起來，此後巴黎的麵包師就一直製作「新月」，越做越精，又由巴黎傳到全世界。現在，這是公認的法式點心，在它的「老家」——奧地利，卻鮮有人知。「新月」的法語是「croissant」，但漢語翻譯時未取「新月」，而將其譯作「牛角麵包」或「羊角麵包」，甚至乾脆音譯為「可頌」。

二、咖啡館與「公共知識分子」

《咖啡簡史》的作者威廉·哈里森·尤克思在書中寫道：就在第一代咖啡客的有生之年，許多咖啡館紛紛開業，且贏得一定聲譽。18世紀早期一位旅行者的記載，使我們得以窺見咖啡館理念在維也納的迅速發展。這位旅行者寫道：「維也納到處都是咖啡館，文人學士和忙於報紙的人們很喜歡在咖啡館碰頭，閱讀報紙、討論報上的內容。有些咖啡館名聲超過其他咖啡館，因為聚集在這些咖啡館的報紙醫生們（原註：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名稱）對許多跨界的最重大事件毫不遲疑就做出判斷，對政治事態的觀察與考量得出的觀點超過其他咖啡館。」這些咖啡館因此贏得人們尊重，許多人又因此而更喜歡在這些咖啡館聚會。結果，這些聚會使大家的頭腦充滿了那些名人們的天才之論或愚蠢之說。「令人無法相信的是，這些閑言碎語八卦新聞竟能自由傳播。言談之間，他們對國家的將軍們和大臣們的所作所為毫無敬意、毫不客氣，彷彿他們就是皇帝本人。」或許，這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雛型。因此，有種觀點認為，土耳其人讓咖啡流入歐洲，但讓品嘗咖啡變成文學，變成藝術，變成一種生活的，卻是維也納人。

咖啡館的開放性、公共性，無疑使它成為一個重要的「公共領域」。公眾可以在這個空間中自由言論，不受國家的干涉，這便是「公共領域」，即「政治權力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其關鍵含義是獨立於政治建構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眾輿論的形成，它們對於政治權力一方面具有批判性，同時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礎。著名學者哈貝馬斯認為，歷史地看，公共領域經歷了三種形態，即：古代古希臘城邦公共領域、中世紀歐洲封建社會公共領域、現代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他分析了18世紀轉型中的西方社會出現的俱樂部、咖啡館、沙龍、展覽會、圖書館、雜誌和報紙，是一個公眾討論公共問題、自由交往的公共場所、公共領域，它形成了政治權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礎。咖啡館的開放性與公共性尤其受到他的重視：「咖啡館的繁華時期是在1680－1780年，無論何處，它們都首先是文學批評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評中心，在批評過程中，一個介於貴族社會和市民階級知識分子之間的有教養的中間階層開始形成了。咖啡館不僅向權威性的圈子自由開放，進入其中主要是廣泛的中間階層，乃至手工業者和小商人。」

三、中央咖啡館

幾百年來，咖啡館成為與音樂、華爾茲並列的維也納「三寶」，不少歷史悠久、聲名遠揚。但是，現在名聲最大、遊客最喜去的，還是開業於1860年的「中央咖啡館」（Caf Central），除了咖啡點心確實好外，還因那裡「故事」最多。

開業不久，「中央咖啡館」就成為著名詩人、劇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外交官、知識階層喜歡聚集的地方。有人不無誇張地說，這裡是奧地利許多詩歌、劇本、小說和重要學術著作的搖籃。走進中央咖啡館，迎面就是奧地利作家阿登伯格的塑像，他坐在椅子上，手拿報紙。在常客中，他並非最出名者，但卻是這家咖啡館的最忠實的顧客。1859年出生的阿登伯格曾在距此咖啡館不遠的維也納大學先後學習法律、醫學，但他一心想當作家，未能完成學業。直到34歲以前，一直籍籍無名。雖然作品屢被退回，但仍每天來此勤奮寫作。有一天，他看到報紙上一則新聞，突來靈感，隨手在一張便箋上寫詩數行，恰被在此的一位文壇宿將看到，大為讚賞推薦發表，一炮而紅，由此登上文壇。他在一首詩中寫道：「你如果心情憂鬱，不管是為了什麼，去咖啡館！深戀的情人失約，你孤獨一人，形影相弔，去咖啡館！你跋涉太多，靴子破了，去咖啡館！你所得僅僅四百克郎，卻願意豪放地花五百，去咖啡館！你是一個小小的官員，卻總夢想當一個名醫，去咖啡館！你覺得一切都不如所願，去咖啡館！你內心萬念俱灰，走投無路，去咖啡館！你仇視周圍，蔑視左右的人們，但又不能缺少他們，去咖啡館！等到再也沒有人信你、借貸給你的時候，還是去咖啡館！」他自己就踐行此道，此後終生在此寫作，連通訊地址都改成了中央咖啡館。有人玩笑地說，他與中央咖啡館的關係是「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他頗以此自豪。後來，此話廣為傳播，無形中成為世界所有咖啡館的廣告。只是有誤傳為茨威格所說，更有誤傳為法國哲學家薩特所說。

▲托洛茨基

信步走來，中央咖啡館離維也納大學不到一刻鐘。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以維也納大學為核心，維也納的學者、知識分子、思想家們在許多領域都開始了「激動人心的革命」。心理學家佛洛伊德，科學家、哲學家馬赫、石里克、哥德爾、薛定諤、卡爾納普，哲學家波普、維特根斯坦，經濟學家門格爾、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一連串輝煌的名字，都與此咖啡館相聯。精神分析學、邏輯經驗主義、奧派經濟學等等，直到現在，影響仍深。

《1913：尋找大戰前的世界》一書的作者、英國皇家國際關係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查爾斯埃默森說：「咖啡文化和在咖啡館舉行辯論的概念是當年和今天的維也納文化」。因為「維也納的知識界其實很小，大家彼此都認識，這為跨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條件，也對政治異見人士和在逃人士有利。」「對在逃的異見人士來說，維也納是歐洲最好的藏身之處，因為可以結識很多有意思的人」。歐洲中部的維也納，確是歐洲各國流亡者的聚集地之一。由於沙皇迫害嚴酷，俄國政治流亡者尤多，如列寧、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等，都曾來往於此。托洛茨基在維也納時間最長，從1907年秋到1914年秋，他最喜歡中央咖啡館是出了名的。

▲斯大林

1907年10月，第二次流亡的托洛茨基到了維也納，不久他的妻子也帶著孩子來到這裡。托洛茨基的工作集中在總結1905年革命經驗，並為他認為即將到來的第二次革命作理論準備。1908年10月，他創辦了《真理報》。《真理報》每月兩期，一共出版了三年半，在國外印好後，偷偷運回國內。由於黨內派系林立，矛盾日益激烈，托洛茨基難以調解，1912年8月，維也納《真理報》宣布停刊。幾乎同時，布爾什維克在聖彼德堡創辦了另一份報紙，由於《真理報》在工運中已經名聲響亮，新報依然叫《真理報》。對此，被排除在新《真理報》之外的托洛茨基憤怒異常，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譴責了列寧等人，認為是對自己報紙名字的公開篡奪。20年代初，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矛盾日益激烈，這封「惡毒攻擊列寧同志」的私信被公開，成為他早就「反列寧」的證據。雖然《真理報》後來成為布爾什維克、再後幾十年又一直是蘇共中央的機關報，但隨著托氏的「被肅」，蘇共官方只承認1900-1903年的《火星報》、1912-1914年的《真理報》為後來的中央黨報《真理報》的前身，托洛茨基才是《真理報》的最早創辦者這一史實被掩蓋了70年。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戈爾巴喬夫提出「公開性」，托洛茨基在維也納創辦《真理報》才被重新提起。無論怎樣，《真理報》、托洛茨基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共運，產生了巨大影響。在維也納，托洛茨基一直與國內秘密聯絡，經常會見前來的俄國革命者，了解國內情況，指導革命。列寧也曾來到維也納，與托洛茨基商談俄國革命問題。

▲列寧

1908年到1912年，俄國革命者越飛流亡維也納，與托洛茨基一同編輯《真理報》。越飛家境富有，是《真理報》經費的主要資助者之一。越飛在十月革命後任蘇維埃政府外交部副部長，1923年1月，他在中國上海與孫中山長談，最後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由此，國民黨確立了「聯俄、聯共」方針，改變了國民黨的命運、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中國的命運。

1912年，理論家布哈林流亡維也納，在俄國僑民中進行革命活動，學習歐洲各國語言，研究、參加奧地利工人運動。他還長期到維也納大學去旁聽政治經濟學，撰寫批判「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文章，認為這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1914年，他寫成了《食利者的經濟學》一書。後來他回憶說，在這段時間裡不僅補充了自己的基本知識和專門知識，掌握了幾門外語，同時還獲得了歐洲工人運動的實踐知識。無疑，布哈林認為「公有制」、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其最終理想，但是他認為由於俄國生產力水平低下，如果計劃的比例超出了客觀經濟水平所允許的限度，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同時他又強調市場關係是連接過渡時期各種經濟成分的紐帶，要通過市場關係走向社會主義，利用市場機制建設社會主義。布哈林認為列寧說過在市場關係中經常產生資本主義這一論斷應當是有時間和條件的: 在資產階級專政下，市場關係必然造成小資產階級分化，產生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如果無產階級國家的經濟命脈鞏固壯大了,社會主義經濟最終將戰勝資本主義，計劃經濟將從理想變為現實。這是他與「斯大林模式」的重大分歧。此處不必細論二人究竟誰對誰錯，但反映出布哈林在批判「奧派經濟學」時，或多或少還是受其影響。1914年8月一戰爆發,奧地利警察把布哈林當作「外國間諜」拘禁起來, 經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袖作證後釋放，被驅逐到瑞士。

▲布哈林

1912年底到1913年初，流亡中的斯大林來到維也納住了短短的兩三個月，在此認識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此時他們是流亡中的同志，絕不會想到今後是你死我活的敵人。雖只短短兩三個月，但斯大林卻基本完成了他最重要的理論著作《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按照列寧的指點來到維也納研究民族問題，但苦於不會德語，無法利用原始材料和有關重要著作。布哈林按照列寧的指示，幫助斯大林閱讀有關文獻，甚至在文章邏輯、結構上提出意見。《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的基本理論和原則，是對蘇聯後來的民族制度設計的基石，也是新中國民族制度建立的理論、原則和基石。直到現在，仍無原則改變。或許，布、斯二人曾在中央咖啡館詳細討論過這部重要的理論著述呢。

▲希特勒

從1909年到1913的春天，希特勒也在維也納流浪。他靠賣畫、打零工、住雞毛店、施粥棚討食為生，同時，他拚命讀書、觀察、思考奧地利各政黨的思想、理論、主張和策略，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論開始萌芽。據說，他也喜歡到中央咖啡館。在那裡，他見過托洛茨基嗎？1913年，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希特勒和正當汽車工人的鐵托都在維也納,他們可曾在街上擦肩而過？可曾在咖啡館鄰桌而坐？

當時，誰能想到，這都是些隨後將深刻影響20世紀的重要人物？有個故事廣為人知，一位奧地利政治家在探討俄國發生革命的可能性時，非常瞧不起這些整天泡咖啡館的革命家，不無諷刺地說：「誰會去發動革命？或許是中央咖啡館的托洛茨基？」然而，正是這位「中央咖啡館的托洛茨基」，後來成為十月革命的重要領導者之一，創建了蘇維埃紅軍並親自擔任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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