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重視大數據背後的新風險

大數據時代悄然而至，一種新型的社會風險也開始呈現出來。

擁有20億用戶的美國社交媒體公司Facebook近日捲入了史上最大個人信息泄露風波。3月17日有媒體報道，一家名為「劍橋分析」的英國公司，在未經用戶許可的情況下違規獲取Facebook上5000萬名用戶個人信息數據。受此影響，Facebook股價大跌，兩日市值蒸發500億美元。與此同時，Twitter、Snapchat等社交媒體公司股票，也被殃及而大跌。

21世紀是一個「萬物互聯」的時代,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已經逐漸浸入我們日常的生活，未來人類的運行方式、決策機制都將越來越數據化。如何應對大數據時代所特有的風險，需要引起特別關注。

Facebook的信息泄露事件並非單純的個人隱私問題，同樣重要的是其背後的運作方式所形成的力量，足以扭曲商業規則乃至民主政治規則。

例如在政治方面，向英國衛報主動爆料的劍橋分析共同創辦人Christopher Wylie稱，劍橋數據公司成立於2013年，由美國共和黨的億萬富豪Robert Mercer出資，而這家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通過海量數據分析研究，操縱社會輿論。

操縱輿論不算新鮮事，可謂古已有之，但大數據的運用極大地增強了個別集團操縱輿論的能力，甚至可能影響一國長久的路徑和方向，故需要引起不同以往的重視。

總體來看，身處輿論風暴中的Facebook不僅要吞下「百億市值蒸發」的苦果，更重要的是，公眾對Facebook的質疑還指向了其盈利模式的核心：數據挖掘。

如何應對數據挖掘？以及更重要的，因數據挖掘而帶來的數據濫用？這個問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許多國家都是一個重大課題。

是的，面對數據濫用，傳統的糾正機制仍然在起作用，目前可見的糾正機制至少就有四個：第一個就是媒體的監督力量，Facebook醜聞爆發本身就是這一糾正機制的成果；第二個是集體訴訟機制，當地時間3月20日，美國科技媒體《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報道稱，一位投資者已經代表Facebook股東向公司提起集體訴訟；第三個機制就是政府監管，目前，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The 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正在針對Facebook是否違反了2011年的一項規定開展調查。最後，還有市場自身的力量。3月19日，Facebook宣布，已聘請專業公司對劍橋分析的所作所為展開調查，同時禁止劍橋分析及其母公司使用Facebook的任何數據。

但在大數據這一新生事物面前，傳統機制和經驗恐怕還不夠。劍橋分析收集用戶信息的做法並未得到用戶許可，根據英國數據保護法，在未經允許下將個人數據賣給第三方屬於違法行為，但這個違法行為長期沒有被發現本身就說明傳統機制應對能力不足。

已經對數據保護進行過立法的英國算是走在前沿，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其他國家，相關經驗更顯缺乏。

近幾年我國大數據產業得到快速發展，與此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個人信息泄漏、數據權屬劃分不清晰、數據交易安全第三方監督缺位等。

總體來看，立法應是面對大數據風險的首要一步。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專門提出促進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廣泛應用,這是「大數據」連續第四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不過，儘管我國政府已意識到大數據發展的重要性,但國家層面的大數據立法還沒有出台。

許多具體問題需要在法律層面得到界定，例如：哪些數據可以交易,哪些不可以?數據的交易方式是什麼?數據的所有權歸屬誰?如何管理這些數據?數據的安全性如何保障？等等。

目前，一些地方性法規（如貴州）正在試行並積累實踐經驗，可以作為國家層面推動大數據立法的參考。而立法之外的相關事宜，各界也需要儘快開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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