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鵝》作者新書：經濟學中的「同舟共濟」，對我們影響有多大？

編者按：一個木桶能裝多少水，取決於其最短板。由此可見，木桶的每個構成元素都對整體有潛在影響。但有一個前提，如果爛木板不被收拾掉，就算最短板很高，桶也是邊裝邊漏。本文是《黑天鵝》的作者Nassim Nicholas Taleb，對自己的新書《同舟共濟》（Skin in the Game）做的一些闡釋。

如果你要找外科醫生給你做手術，你會挑一個看起來像屠夫的醫生嗎？

正常人一般都至少會選擇一個看著像醫生、有手術資格的人。這也就是說，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做出決策的時候，我們更傾向於選擇看起來像模像樣的，哪怕這個醫生是演員扮演的，我們也不會選擇屠夫。其中的邏輯是，要扮演一個特定的角色，至少得做出相應的努力或付出相應的代價。

同樣的邏輯，也可以回答以下這些重要問題：

1. 真理智和找借口之間的區別是什麼？

2. 真美德和假正經之間的區別是什麼？

3. 榮譽和犧牲的本質區別是什麼？

4. 宗教和惺惺作態的區別是什麼？（在功能看來上，教皇其實是個無神論者。）

5. 如何合理化尋租行為，說明它並不會導致經濟上的不平等？

6. 為什麼不要告訴他人將要做什麼，只談論自己已經做到的事情？

甚至是

7. 去哪兒找誰買車？

什麼叫做「同舟共濟」（Skin in the Game）？這個表達通常容易讓人誤解，讓聽者覺得說的光是激勵：提出給獎金，就會讓員工更加努力工作等等。但任何事情都有兩面。你也可以將「同舟共濟」理解為：你我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如果我栽了，你也應該付出代價。「同舟共濟」既有獎勵的一面，也有懲罰的一面，如果有人做錯了事，傷害了其他人，就應該擔負起責任，接受相應的懲罰。既然大家在同一條船上，有獲得激勵的機會，那同時也應有接受懲罰的風險。

我的觀點是，這個邏輯背後有非常重要的一面：讓願意接受懲罰作為參與的前提，作為一道篩選的機制，以幫助整體進步。不管是在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一個系統如果要正常運行，所有參與者都必須承擔潛在的風險。決策者必須為其決策負責，並且在失敗時付出相應的代價。不然的話，整個世界就會變得異常脆弱，容易崩潰。這樣看來，當前大眾對那些自詡的專家普遍感到不滿，覺得這些所謂的專家雖接受了很高的教育，表面上看十分專業，但是說話做事不用付出代價，並且一錯再錯，有時不光是一人犯錯，而是集體失誤。

你有沒有想過，高速公路上，車開得這麼快，卻很少有司機能造成大事故，導致數十人傷亡？這樣的事故其實不多，因為如果真發生了大型事故，司機本人也很難幸免於難而那些危險駕駛的司機大部分也確實承擔了代價，或者被吊銷執照，所以說，開車這項活動的前提就是先「簽下生死狀」，不按規則行事的參與者就會付出代價。這個前提就是一個篩選機制，是社會正常運行的風險管理工具，其本質是風險共享，無論是自然系統還是人類社會都是如此。如果輪船失事，船長就會失業；如果飛行員技術不過關，就會和飛機一起墜落；理財經理如果不考慮風險，最後也會失業，淪落到干苦工。（假如他們交易都是自己的錢。）

系統自己不會學習進步，因為系統中的人各學各的，進步速度不同。這也是現在社會的一個謎題。

系統是通過選擇機制，在集體的水平上學習的：淘汰掉那些影響整體健康的因素。但前提是，所有因素都有被淘汰的可能。

一個城市餐飲質量的進步，就是在不同餐廳不斷的競爭中，優勝劣汰，水準才越來越高，而不是取決於某個餐廳的某個主廚個人的水平。但是屹立不倒的政府飯堂就不受淘汰機制的約束，假如參與者無需付出代價，那麼整個進化機制就會崩潰：本該被淘汰的甲，讓乙當了替死鬼，隨著整個系統中苟延殘喘的甲不斷增加，整個系統的健康程度就每況愈下，最終崩潰消亡。

但是，一直以來，整個社會科學學界和官僚主義者，都沒有關注這個至關重要的選擇機制。為什麼呢？因為，在自然科學界以外，人文科學學者無需為自己犯下的錯誤付出代價，他們在學術界，覺得學術和現實沒有區別，但現實中卻並非如此。他們在課堂上向學生教授進化論，但他們本身並不實踐這個理論，他們覺得進化論對自己不適用。這些學者幾乎一致同意，應該構建官方權威，把哈佛立為學術金字塔的頂尖。

上文中找外科醫生的例子就可以說明，如果外科醫生手術沒做好，就要付出代價，賠上自己的名聲，甚至整個前程。從這一點看來，我們就能夠確認某個學科是否達到了要求的技術和標準。但是現在在很多智囊團和大企業中出謀劃策的人，很多是繡花枕頭，而這類人很可能正在規劃我們的生活、考慮干預利比亞內政。他們像是扮演著某些角色的演員，嘴上一套一套的說的好聽，會議一場接一場的開。把話說出來容易，但大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台上的人說的太好聽，我們就知道他可能言行不一。

水管工、麵包店、工程師、調音師的技術水平，有他們的客戶來評判。醫生的技術，可以有患者來評判。小鎮的市長，工作做得好不好，可以由市民來評判。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其他自然科學家，他們的研究更是有嚴格精準的規則作為標準。這些職業人士都可以稱為專家，99%都受到規則限制，如果犯錯就會付出代價。但是，宏觀經濟學家、行為經濟學家、心理學家、政治科學家和評論員，以及智囊團的政策制定者，他們是不是專家就不好說了。奉行官僚主義的學者專不專業，通常是由其他官僚和學術人士來判斷的，他們沒有被現實淘汰的壓力。這些判斷是由同輩做出，犯錯了也無需付出生存代價，他們的研究通常相互引用。他們眼中的激勵是：在合適的期刊上發表文章，討論合適的話題，設法促成一些經驗主義談，提出聽起來很有道理的理論，以求打敗標準。

事實上，評判預測者工作水平的不該是同輩的預測者，也不是手拿著某些公認標準的裁判，而應該是會計。

公認的標準常常被糊弄：政客常常為了促進經濟增長，讓整個系統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而這樣做的苦果通常都落在繼任者頭上，留下一個爛攤子給繼任者收拾。

因為建築師之間會相互評價，那麼一個建築師設計沒做好，別的建築師就會指出。但是對官僚主義者的憤懣只能來自普羅大眾。大眾判斷的原則很簡單：領域越小，功夫越深。（用複雜理論的術語來表達就是，專業程度是與其規模有關的。）而現在諷刺的是，世界越來越複雜，滿嘴宏觀理論的人，影響力卻越來越大。我們要做的是去中心化(讓地方政府自己採取行動，並且讓行動的過程透明化)，而不是像我們現在所做的，將權力集中起來。

此外，在過去4000年以來，為自己的行動承擔風險是人類社會的道德準則，大家都必須遵守，但最近卻並非如此。在過去，鼓動戰爭的人，必須親自參戰。羅馬帝國的國王大多死在戰場上，沒幾個是在自己床上去世的（除非被下毒毒死。）要取得更高的地位，就必須接受更高的風險：亞歷山大大帝、漢尼拔、西皮奧和拿破崙不僅是親自參加的戰爭中表現出極大的勇氣才獲得權力。勇氣是唯一不能裝出來的美德。爵士和騎士都是拿勇氣換來的稱號，他們的義務就是保護那些給了他們頭銜的人。這些歷史上出類拔萃的人都承擔了極大的風險，這也是文明中不變的真理。(幾乎所有文明，除了埃及的法老和中國明朝以外：官僚主義者一度登上了權力的巔峰，但是後來很快就滅亡了)。

編譯組出品。編輯：郝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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