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鷹派」公知梁啟超

原標題：雪珥：「鷹派」公知梁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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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28日，剛滿44周歲的民國著名公知梁啟超，遭遇了其他公知們的強烈「吐槽」。

原因是：梁啟超居然鼓動中國對德國絕交乃至宣戰，加入世界大戰，為國家挽回利權、獲取更大利益。

圍毆梁啟超的公知，以原國民黨黨員(該黨已於1913年被解散，孫文另組了中華革命黨，到1919年才改組為中國國民黨)、36歲的參議員馬君武為代表。他聯合了300多名參議員，聯名通電，不指名地攻擊梁啟超為「陰謀小人」，「欲藉此在國內滋生事端，聳情政府，斷絕國交，加入戰團，禍害種種。」

另一原國民黨黨員、36歲的文人葉楚槍，也在《民國日報》上撰文，譴責梁啟超想率中國人民入於「市井下流」之境。

早已分道揚鑣的梁的老師康有為，也在不久後(3月13日)發表「元電」，認為對德絕交將導致德國的反攻，甚至套用伍子胥的語錄說：「懸吾目於國門，以視德艦之入。」

這些都僅僅是言辭攻擊的一部分，馬君武甚至公開要求政府將梁啟超「驅逐出京，以絕禍源」——儘管馬本人從來都反感這個政府對他的任何鉗制。

在公知們可以暢所欲言、毫無顧忌、甚至喊打喊殺的民初輿論場，「鷹派」的天空似乎並不寬廣……

文攻武鬥

圍繞著是否對德絕交、宣戰，各種利益集團的爭鬥都到了關鍵時刻。

其實，梁啟超還算是幸運的。在他遭遇文攻之前，已經有支持中國參戰的參議員，在議會大廳內遭遇了馬君武的武鬥。

那位倒霉的參議員，名叫李肇甫。在議會討論中，李肇甫贊同中國應該對德國斷交、宣戰，被馬君武破口大罵，說他「放狗屁」，而後跳將過去，用手杖猛揍李肇甫，連說「打狗、打狗」。

據李肇甫的後人記載，當時李肇甫邊退邊辯，馬還追著打，後來議院的警察過來干涉，李肇甫反倒為馬君武解圍說：「這是我們議員之間的辯論，你們不能干涉。」據說從那時候開始，為了防止議員在辯論時動武，議院的墨盒硯台都釘在桌上。李肇甫回家後，其妻打水給他洗腳，看到他的腿都是青紫色，一問才知是被馬議員打的。

馬君武與梁啟超，曾經是保皇黨的同志，後來馬改投孫文的革命黨，他還是《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翻譯者。馬君武其人脾氣暴烈，一言不和便會動手，且無論是對外人還是同志。辛亥革命成功後，革命黨內部無法就實行集權的總統制還是分權的內閣制達成一致，在孫文的高壓下，最後認可了總統制。一向主張分權的宋教仁，依然繼續推銷他的內閣制，馬君武為此指摘宋是「自謀總理」，在內部會議上狠劈了宋一個耳光，令宋的左眼流血不止。

對於主戰的梁啟超，馬君武並沒有僅僅發了個通電就放過，而是繼續痛打。

圍繞著是否對德絕交、宣戰，各種利益集團的爭鬥都到了關鍵時刻。

一旦中國成功參戰，則對段祺瑞政府權威的樹立、資源的獲取等，都將有極大的作用，這絕非原國民黨一派所樂見的，也絕非總統黎元洪所樂見的；即便中國參戰，黎元洪希望的是靠美國更緊，而段祺瑞或許更容易得到日本人的支持。

至於以孫文為核心的中華革命黨(原國民黨)，雖在國內還屬於地下黨，但原國民黨在國會內的班底仍在，斷不容北洋政府繼續壯大。參戰與否，不僅關係到國家利益，更關係到這些黨派的自身利益，馬君武敢於以在議會會場亮劍的方式、反對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亮劍，也正是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表現。

總統黎元洪原本是主張對德強硬的，在得知總理段祺瑞傾向對德絕交後，立即掉轉立場。當時的著名記者陶菊隱在《督軍團傳》感嘆：

「中國人最不可恕的一件事，對外問題常帶有對內的一種作用，而不以國家利害為其出發點。……黎(元洪)恨段(祺瑞)達於極點，段的政策沒有一件事對的，倘段朝東他就得朝西，決不與段走著相同的路線。黎在歷史上也許不失為好好先生，而以國家安危所系的一件大問題，受著私人意氣的支配，實在太兒戲國事了。」

除了有「組織」必須服從的黨派議員之外，一般的議員，面對摻雜著內部複雜權爭的複雜外交，也都退避三舍、明哲保身；至於各省手握雄兵的督軍們，對這種出國作戰、無地盤可搶的生意，也都不願意亮劍了。

其實，當黨派利益、小團體利益高於一切時，「兒戲國事」幾乎是必然的選擇。此時的中國政界，除了極少數的「鷹派」、少部分的「鴿派」之外，大多數其實是「雞派」——為了一點米，隨時待價而沽，抱持的都是「轉盤式」立場，隨時可以更改。

中國武士道

在行動上，除了推廣體育救國之外，梁啟超還成為保皇派推行暗殺、建立武裝的主要執行人。

「公知」梁啟超當上「鷹派」，並非自此時起。

早在其1900年寫就的《少年中國說》，已經是「鷹氣」外露：

「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

1904年，梁啟超在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中國之武士道》一書，成為其「鷹派」觀點的宣言。《中國之武士道》一書，通過中日的對比，希望重新喚起中國人尚武的民族天性，以使中國趨於富強。他在該書的《自敘》中說：

「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國之歷史，不武之歷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嗚呼！吾恥其言，吾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吾故今搜集我祖宗經歷之事實，貽最名譽之模範於我子孫者，敘述始末而加以論評，取日本輸入通行之詞，名之曰：中國之武士道，以補精神教育之一缺點云爾。」

在這本書中，梁啟超列舉了秦、漢以來「我先民之武德，足為子孫模範」者之事迹，列出18條之武德典範：「要而論之，則國家重於生命，朋友重於生命，職守重於生命，然諾重於生命，恩仇重於生命，名譽重於生命，道義重於生命」。

造成中國人「不武」的根本原因，梁啟超認為是「一人為剛萬夫柔」的體制，「數千年民賊，既以國家為彼一姓之私產，於是凡百經營，凡百措置，皆為保護己之私產而設，此實中國數千年來政術之總根源也」。

同一年(1904年)，梁啟超亦出版《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入傳的多是被官方所不屑的「海盜」、「海賊」。他在開篇中就感慨：「近數百年來，泰西各國競言闢地殖民，阿利安種之國旗輝映全球，以中國方之誠遠不如也。泰西之殖民皆以國力盾其後而中國無此者，所恃者我民族之天然膨脹力而已。」

梁啟超自豪地說：「我民族固有一非常之特色，為泰西所不如者。泰西豪傑若摩西之君猶太、哥倫布之開美洲、克雷飛之並印度，其人大都曠世不一遇，而中國乃時時有焉。」然後他舉出一大堆開疆拓土的先驅們，希望「我華人所應永永不忘也」。(參閱雪珥著作《大國海盜》)

在行動上，除了推廣體育救國之外，梁啟超還成為保皇派推行暗殺、建立武裝的主要執行人。不過，在清末的環境下，這個「鷹派」鷹爪向內，在內戰內行的中國式「鬥雞」中，雄鷹和公雞並不容易分別。而當世界大戰一開，面對外部，鷹就有機會和雞分別出來了。

國之立於天地

梁啟超勉勵兒子「國之立於天地至不易易，而長思盡瘁以報也」，其愛國情懷溢於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梁啟超就敏銳地看到，這對中國來說，未嘗不是個好機會。

他與自己的學生、前雲南都督、時任陸軍編譯處副總裁、高等軍事顧問和陸海軍大元師統率辦事處辦事員的蔡鍔，多次覲見總統袁世凱，建議利用歐戰的機會，立即與德進行交涉，甚至乾脆對德宣戰，先行收回膠州灣。

此時，德國方面也因為無力東顧，擔心膠州灣一旦被協約國方面奪取，對德國將更為不利，不如直接交換給中國。但是，中德兩國的接觸被日本察覺，其反應相當強烈，堅決反對中國「私相授受」，甚至不惜武力威脅，中國方面也只好不了了之，宣布中立。

隨即，日本派兵攻佔德國租借的青島，奪取了膠州灣，並且任意擴大佔領範圍。這一舉措，遭到梁啟超的堅決反對。

1914年10月2日，梁啟超在參政院代行立法院第十五次會議上，強烈譴責日本。

這位曾受日本庇護多年的大清國政治犯，如今毫不客氣地將矛頭對準了日本。次年(1915年)，日本更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梁啟超的反日立場更趨強硬，先後發表《中日最近交涉平議》《中日時局與鄙人之言論》《解決懸案耶？新要求耶？》等文，認為日本根本不是為了「維護東亞全局之和平」，出兵中國是「謀蹙我於死地」。

針對多少有著私恩的日本，梁啟超尚且能夠不留情面，對於毫無個人恩怨糾葛的歐戰，梁啟超更能夠從國家利益出發，精打細算了。

一戰爆發當年(1914年)的冬天，梁啟超寫成了《歐洲戰役史論》這本後來傳頌一時的名著，隨即又在《大中華》雜誌上連續發表長文《歐戰蠡測》。

在《歐洲戰役史論》序言中，梁啟超說：「此次大戰，予我以至劇之激刺，吾以為是國人研求外事之良機會也。」

在新近發現、即將(2013年6月)在京公開拍賣的《歐洲戰役史論》手稿上，梁啟超的封面題詞，頗能解釋其寫作意圖：

「一九一四年之戰，世界有史以來第一大戰也。生其時而恭睹之，寧非人生一奇遇。思成生於二十世紀之第一年，其十五歲生日則戰事正酣之際也。以所著史論厚稿畀之思成，讀此其亦知：國之立於天地至不易易，而長思盡瘁以報也。乙卯三月初二日。飲冰。」

梁思成生於1901年4月20日，農曆三月初二。贈書這天「乙卯三月初二日」，即1915年4月15日，正是梁思成的農曆生日。此時，正值日本步步逼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梁啟超勉勵兒子「國之立於天地至不易易，而長思盡瘁以報也」，其愛國情懷溢於言表。

戰爭良機

「此次歐戰，不至有大惡影響於我國，而比較的反有良影響於我國。」

「鷹派」梁啟超，對所謂的世界「和平」，早已失去了信心。

在1912年的《中國立國大方針》一文中，他就指出，各國「汲汲於內聯而外略，以務自廣其土宇」，第一個原因就是當今世界乃是所謂「軍容平和時代，日本所謂武裝的和平，非有大兵力，不足以自固其圉」。這種靠武力均勢維持的「和平」，十分脆弱。

在《歐洲戰役史論》一書中，梁啟超認為，自普法戰爭告終後到歐戰爆發前這四十餘年和平，靠軍事及外交均勢維持，這種均勢既是和平之保障，又是爭亂之因緣，「各有所以互相倚以為重者，則易以陵人，及至予人以不能受」。這種和平，完全不可持久，天演進化法則之下，優勝劣汰。

梁啟超認為，歐戰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良機：「此次歐戰，不至有大惡影響於我國，而比較的反有良影響於我國。我國人惟宜及此努力，造成完全國家完全國民之資格，以待他日得機而奮飛焉。」

當時，亡國論甚囂塵上，梁啟超分析說，第一種亡國論，「謂歐戰發生，借款無望，吾將以財政破產致亡」，他認為這是「最無價值」的說法：「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暫時未亡，而借款愈多，破產愈迫，是日種亡根也。」歐戰爆發，中國借款之路絕，「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為計，其或者財政上從此自立之道，孟子所謂生於憂患也。」

第二種亡國論，是擔心中國走上土耳其的命運。梁啟超通過比較中國與土耳其，認為土耳其的問題，在於國內小國林立，民族眾多，土耳其政府「不能以己力同化之，又不能舍己以同化於彼，且其諸種者亦不能相互同化，是以勢不得不裂為數國而亡隨之也」。中國不存在這個問題。

第三種亡國論，是日本的威脅。梁啟超承認，這也正是他「日日憂之」的問題，但即便如此，也未必亡國：「國際公法雖曰不足恃，但無論何國，終不能毫無口實而興兵以滅人國，彼雖日夜處心積慮以謀此，然必有機可乘然後能得志。」這種機會，一是中國主權者與它定盟約，將統治權的一部分移交給其手，然後其會取之，二是中國處於無政府狀態，各軍隊紛紛割據相攻，各省小政府分立，日本乘機而勘定中國。但是，歐戰期間的中國不會給日本此兩種可乘之機，將來若有這種機會，則不是日本亡我，而是我國自亡。

對於歐戰各國當時所普遍表現出來的愛國熱情，梁啟超在《歐戰蠡測》一文中進行了分析，認為參戰國國民之所以能夠「視戰爭為義務」，「其一由國家組織日就完善，內部偏受壓抑之人漸少，國中不平之氣漸消，故能摶控其民為一體，有事斯得其用；其二由政治日日改良，國家與人民之關係日親厚，人民共知國家為己身託命，無國則無所怙恃，故一遇國難，則如手足之捍頭目；其三由教育日普及，多數國民，皆明於世界大勢，知物競至烈，非厚集其力不足以相倚而圖存，斷不肯漫爭意見，自取分裂，以致削弱。」

梁啟超因此感慨：「吾國民睹此，其可以鑒。若在上者怙勢以藉踐吾民，致吾民不復知有國家之樂，一旦有事，何以相使？而或者乘國家多難，率野心以煽亂，以為人驅除，吾益不知其時何肺腸也。」

在梁啟超看來，民生就是戰鬥力，要抵禦外侮，必先改良內政，「我國今日最患苦者，乃區區政治問題耳。政治一改良，則凡百皆迎刃而解。」

對德斷交

「鷹派」梁啟超自此再度活躍，積極鼓動中國對德斷交、甚至宣戰。

儘管梁啟超等人大聲疾呼，但黨爭、權爭之下，中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展現的良機，除了中立之外，毫無作為也難有作為。

1916年，法國公使康悌受命與中國政府接觸，希望從中國引進勞工，填補因戰爭造成的勞工缺口。中國最後同意向法國輸出華工。

這一年，因應著混亂的國際局勢，中國內部一地雞毛。而最大的事件，就是袁世凱稱帝，「鷹派」梁啟超再露鋒芒，支持其學生蔡鍔起兵護法，南北分裂。6月份，袁世凱去世，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則繼續當總理。在內部紛爭中，歐戰之事，自然無人關切。直到1917年。

1917年2月1日，德國宣布實行無限制潛艇封鎖海面戰略。3日，美國宣布對德國絕交，並照會中國政府，要求中國與美國一致行動。「鷹派」梁啟超自此再度活躍，積極鼓動中國對德斷交甚至宣戰。

據梁啟超在《余與此次對德外交之關係及其所主張》一文中披露，2月3日，他在天津得知美德絕交，立即致函段祺瑞，「勸其研究預備」，同時，又托眾議院副議長陳敬民面謁段祺瑞轉告。2月7日晚，中央派人赴津，詢問梁啟超對此事的意見。梁啟超當即寫成一封長信，陳述意見。信尚未發出，又接到北京電話，敦促其入京面商。8日晚上，梁啟超進京。此時，中央已經開過六次國務會議及總統府聯席會議，對德國提出抗議的大旨已定，梁啟超自然表示贊成政府的決定，提出：一是既向德國提出抗議，便應有與德國絕交、宣戰的決心，「苟無宣戰之覺悟，則無寧勿抗議也」；二是在對德國提出抗議之前，應與協約國及各省督軍、省長和國會先行接洽。

在接受《申報》採訪時，他說自己「居京十日，進謁總統者凡六次」，催促黎元洪。在各方努力下，一向不和的黎元洪和段祺瑞，這次比較快地達成了共識，中國政府在2月9日下午6點向德國提出抗議。梁啟超說：「此次外交，當2月9日下午6點鐘以前，余為取慎重主義之一人；當2月9日下午6點鐘以後，余為取激進主義之一人。」

2月17日，情況再度發生戲劇性變化，不過，這次對中國來說，是一場悲劇——法國郵輪阿多斯號(Athos)在地中海被德國潛艇用魚雷擊沉，船上有1000名中國勞工，其中543人喪生。

這件事激化了正在醞釀的對德外交。一方面是美國在拉攏中國對德絕交，另一方面德國潛艇戰又造成了華工的重大傷亡，梁啟超認為中國應順應世界潮流，趕緊加入協約國一方參戰。為此，他遭到了以原國民党參議員為主的輿論攻擊，其「鷹派」言論被多方挑剔和指責。

在梁啟超的大力協助下，政府終於頂著重重阻力，分別在3月10日、11日獲得了眾、參兩院的通過。3月14日，中國政府宣布同德國絕交。

鷹隼試翼

但梁啟超此時似乎已經極度厭倦了政治的骯髒，他開始了歐洲考察，為中國收回利權而到處呼籲。

絕交之後，梁啟超則致力於推動對德宣戰。他公開發表《外交方針質言》等文章，認為對德宣戰，並不僅僅為了所謂公法、人道等「普通義」，更是為了「因應世界大勢而為我國家熟籌將來所以自處之途」。從國家民族的實際利益出發、而不僅僅是空頭的道義出發，這是梁啟超這位「鷹派」公知區別於他人的最為顯著的標誌。

梁啟超所謂的「自處之途」，「從積極進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時有所自表見，不足以奮進以求側身於國際團體之林；從消極維持現狀言之，非與周遭關係密切之國同其利害，不復能蒙均勢之庇。」他提出「凡國於世界者，皆不能不求與國」，中國在清前期一直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非受纏擾受壓迫至無可奈何，決不肯與人開襟抱以相交際」，以致「不能齒列於世界國際團體中……成為一種惰力性，吾儕則確認此種惰力性為絕不適於現代國際之生存。苟長此因襲不變，則國家非終歸淘汰焉而不止也。」在他看來，參戰也是一種改革開放。

他並不贊同「弱國無外交」的說法，認為弱國正因為弱，更要充分利用外交機會，提高國際地位。

針對有人主張對德國外交只能到絕交為止，萬不能再言宣戰，梁啟超認為：「苟無宣戰之覺悟，則自始宜勿抗議；既為嚴重之抗議，則結果必趨宿於宣戰……抗議發出之一剎那頃，即為與德國恩斷義絕之時」。如果既開罪於德國，而又不肯宣戰，「復自外於美，自外於協約國，八面不見好，將來平和列席不可得，有敵無友，坐待處分，非喪心病狂，何至出此！」

對於種種攻擊，一向筆鋒犀利的梁啟超，並未給予還擊，而是呼籲大家不可將外交大事作為內部鬥爭的工具，他說：「凡稍有愛國心之血性男子，終當勿以內治與外交混為一談，勿假對外問題為政爭之武器。」

這就形成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向有博學、犀利之名的「鷹派」梁啟超及掌握各種資源的段祺瑞政府，面對種種輿論攻擊並不還口，而那些學識有限、語言霸道甚至滿口痞子腔的人，倒是猛烈攻擊，甚至喊打喊殺。

倒是陳獨秀在《對德外交》一文中，很是為梁啟超說了幾句公道話：

「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識，果能總攬政權，豈不愈於北洋軍人萬萬，特以政象所趨，無論譽任公者、毀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組織一黨內閣之魄力與野心。」

在這篇文章里，陳獨秀對黨爭干擾外交予以痛斥：

「新興國家，黨爭自所不免。然黨爭逾軌，實為進步之障礙。倘有對外戰爭，各黨賢者，食毛踐土，具有天良，理當捐棄私憤，互相提攜，以求達較遠大之目的。南北軍人亦將以患難相依，泯其畛域，此事影響於國家安危，豈不甚巨？」

黨爭再度遲誤了外交，並且造成了內亂。

梁啟超、段祺瑞推動參戰，遭到總統黎元洪的堅決反對，在國會中佔優勢的原國民黨勢力也大力反對。參戰案在國會受阻，總理段祺瑞急於求成，走了一步臭棋：居然在5月份導演了一出「公民團」請願事件，找了一幫地痞充作公民代表，包圍國會，試圖逼迫議員，結果不僅沒有得逞，反而導致國會反彈，要求改組內閣。

段祺瑞只好去職，避居天津，政府立即癱瘓，這引發更多的連鎖反應。各地軍閥立即表態，8省督軍隨即宣布，脫離中央而獨立。張勳出面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趁亂擁戴溥儀復辟清室。段祺瑞等組織「討逆軍」，趕走溥儀、張勳，重新組閣，馮國璋則代理總統。

經此折騰，拖至8月14日，中國政府才正式宣布對德奧作戰：

「爰自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時起，對德國、奧國宣告立於戰爭地位。所有以前我國與德、奧兩國訂立之條約、合同、協約及其他國際條款、國際協議屬於中德、中奧間之關係者，系依據國際公法及慣例，一律廢止。」

歷史證明，中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明智的：不僅收回了相當大的部分利權，而且第一次以戰勝國的身份亮相國際，這是自同光中興之後，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再度露出中興之象。儘管在巴黎和會上，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引爆了國內的五四運動，但也為1921年在華盛頓會議上解決山東問題，做了極好的鋪墊。

但梁啟超此時似乎已經極度厭倦了政治的骯髒，他開始了歐洲考察，為中國收回利權而到處呼籲。

臨行前，日本駐華代理公使芳澤宴請梁啟超，梁啟超說：「我們自對德宣戰後，中德條約廢止，日本在山東繼承德國權力之說，當然沒有了根據。」芳澤說：「我們日本人卻不是這種解釋。」說了這句，就不肯往下談了。梁啟超就說：「中日親善的口頭禪已講了好些年了，我以為要親善就今日是個機會，我很盼日本當局要了解中國國民心理，不然恐怕以後連這點口頭禪也拉倒了。」

「鷹」，沒有停歇，依然在飛，在一個充滿了「鴿」與「雞」的聒噪的國度……

【來源：中國經營報 文/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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