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闓運與他的時代
作者：羽戈
1916年10月20日午夜，王闓運病逝於家鄉湖南湘潭，享年84歲。11天後，黃興病逝於上海。再過8天，蔡鍔病逝於日本福岡。加上上半年去世的盛宣懷和袁世凱，這一年大星隕落、黃鐘斂聲，實在令人傷感。
逝者都是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然而時值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他們死亡的意義勢必被弱化，既不能終結一個舊時代，更無法開啟一個新時代。拿袁世凱來說，他和洪憲王朝的失敗，並不意味著帝制的終結。進一步講，帝制的失敗，並不意味著共和的勝利，如陳獨秀所言，一些人反對袁世凱，未必反對帝制、贊同共和，他們只是反對由袁世凱來當皇帝。
這些逝者當中，王闓運的名字，也許今人最為陌生。不消說袁世凱、黃興、蔡鍔，就連盛宣懷的知名度，都要壓他一頭：作為晚清最風光的官商，盛宣懷與其對手胡雪岩，依然被今日商界奉為偶像，被成功學視作楷模。不過，倘若不論身後名，單講生前事，只怕無人能及王闓運圓滿。黃興、蔡鍔壯志未酬，英年早逝；袁世凱憂懼而死，身敗名裂；盛宣懷大起大落，晚景凄涼……誰也不像王闓運這般，雖處亂世，卻一生洒脫，逍遙自在，正應了東坡詞：「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而且其著述、教學，皆有所成，門盡公卿，經傳楚蜀，布衣名聞四海，著書風靡五洲。惟一稱得上遺憾的是，帝王學不得其道而行。
王闓運的人生何以如此瀟洒順遂呢，我以為最重要的原因，即在疾如迅雷的轉型時代面前，他始終能夠擺正自己的位置。他生於道光十二年（1833），死於民國五年 （1916），適逢中國轉型的初潮，他的同時代人，不是被潮流裹挾而化作炮灰，就是被潮流拋棄而淪為古董，唯有他，縱使介入時代，卻未淪陷其中，眼見形勢不妙，迅速抽身而出，中年以後，則以旁觀者的姿態，冷眼風雲變幻。不過他的旁觀，並非遠遠疏離於時代，他依舊處於時代的中心，以獨有的方式，引領時代的走向。誠然，他開出的藥方略顯保守，甚至迂闊，可是，他恰恰以其保守，顯出整個中國被激進的浪潮席捲而去。
余華小說 《活著》結尾，福貴老人唱道：少年去遊盪，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據說這三句話，寫盡了許多人的一生。
王闓運的一生，與此略有不同，不過我們不妨借用其句式：少年入世，中年出世，老年玩世。
少年入世之王闓運與曾國藩
少年與青年王闓運，懷經世濟民之心，有澄清天下之志，身負聖人之學，一向以霸才自命。只是我讀王闓運，始終有一疑問：他的帝王學師承何處呢？
查其少時，先從劉煥藻就讀於浣月山房，後從陳本欽、熊少牧就讀於城南書院，這些先生不是學者，就是詩人，皆對王闓運青眼有加，如熊少牧說：「吾生平未見此才，不獨吾當讓出一頭地，即古來作者恐亦當退避三舍矣！」然而從他們身上，著實難覓帝王學的蛛絲馬跡。也許只能這麼理解：帝王學崇尚秘傳，有人秘傳給王闓運，王闓運再秘傳給楊度。
不只傳授，帝王學的踐行，同樣見不得光。熟悉王闓運的朋友，都該聽說他勸曾國藩造反的故事，不過，在這二位當事人的文字當中，能否找到一絲明證？仔細想來，謀反之事，豈能形諸文字，以作呈堂證供？歷史留下的只是傳說，而且是王闓運門生弟子的一面之詞，只能姑妄聽之。
沃丘仲子 《近代名人小傳》云：「先生少負奇志，嘗說胡林翼以湘鄂自立，徐平發捻，逐清建夏，林翼謝不敏。又說國藩曰：『南洋諸埠，土皆我辟，而英荷據之，且假道窺我。今士猶知兵，敵方初強，曷略南洋以蔽閩粵。國藩亦謝不敏。」
楊鈞 《草堂之靈》云：「湘綺雲，嘗與曾文正論事，其時曾坐案前，耳聽王言，手執筆寫。曾因事出室，湘綺起視所寫為何，則滿案皆『謬字。曾復入，湘綺論事如故，然已知曾不能用，無復入世心矣。」
相比勸曾國藩造反，有一則史料，可信度更高。據王闓運之子王代功 《湘綺府君年譜》所記：「是歲七月，文宗顯皇帝晏駕熱河，鄭怡諸王以宗姻受顧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請太后同省章奏。府君與曾書，言宜親賢並用，以輔幼主，恭親王宜當國，曾宜自請入覲，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臨朝，則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謹慎，自以功名大盛，恐蹈權臣干政之嫌，得書不報。厥後朝局紛更，遂致變亂，府君每太息痛恨於其言之不用也。」
咸豐帝病逝之時，王闓運正在家鄉為母親守喪，曾國藩則率軍與太平軍激戰安慶。是年9月5日，安慶被湘軍攻克，自此太平軍轉入劣勢。聯繫時局，可知曾國藩不理王闓運的提議，不僅是謹慎的問題，而是攻堅戰進行到關鍵時刻，自顧不暇，豈容分心。當然，反觀曾國藩平生行事，哪怕不在打安慶，他也不會北上冒險。
王闓運為曾國藩獻策，還有一節故事。同治三年 （1864），湘軍攻陷南京，太平天國覆亡。王闓運去南京拜訪曾國藩。王森然 《近代二十家評傳》云：「王闓運會走謁文正於金陵節署，公未報，但遣使召飲。先生笑曰：『相國以我為餔綴來乎？徑攜裝乘小舟去，追謝不及。」餔綴即餔啜，吃喝之意。王闓運既不為吃喝而來，結合當時南京的政治氣氛，可知有所圖，不幸終究落空。
這三則故事，哪怕第一則系捕風捉影，後二則大體不誣。在此，王闓運的急切與曾國藩的審慎，恰成鮮明對照。話說回來，這二人，怎麼看都不像同路人。王闓運恃才放曠，倜儻不群，恭親王稱他「是處士之徒為大言者」；曾國藩的性格，則似諸葛亮，「諸葛一生唯謹慎」，如其用兵，「但知結硬寨，打呆仗，從未用一奇謀、施一方略制敵於意計之外」。王闓運所獻的種種奇謀秘計，不是割據東南，就是帶兵進京，無外乎教曾國藩行險，以曾國藩沉穩、謙抑的性情，如何能夠接受？
屢次遊說而不成，王闓運對曾國藩漸生怨念。後來他撰 《湘軍志》，愛憎毀譽過於分明，大加詆斥曾國藩和湘軍，以至「楚人讀之慘傷」，曾國藩的九弟曾國荃怒不可遏，「幾欲得此老而甘心」，意思是，曾老九竟對王闓運動了殺心。這番風波，以王闓運自承「此書信奇作，實亦多所傷，有取禍之道」，「送刻版與郭丈筠仙 （郭嵩燾），屬其銷毀，以息眾論」而告終。可惜還是授人以柄，如馮煦在信中痛罵王闓運：「文正當日，凡湘中才俊，無不延攬，而對於此老 （王闓運），則淡泊遇之如此，益服文正之知人，然不料此老之末路頑鈍無恥至是也。」
不過，有人卻盛讚王闓運及 《湘軍志》，譏諷曾國藩。劉成禺 《世載堂雜憶續篇》云：「王闓運著 《湘軍志》，最為曾國藩所惡，其重要處，指曾攘鮑超之功為國荃之功，私於其弟，而真實有功將領，反遭埋沒。故曾家延東湖王定安作 《湘軍記》以駁之。私者，不公，不公者，不實誠。勒方錡曾曰：『滌生最懼人評其不誠，如攻擊其學問、文章、功業、措置，皆可坦然自引為咎，謂其不誠，則懷怨不忘，唯王壬秋深知其病。國藩一生作偽，被王壬秋揭穿，隱恨難言，壬秋亦因此而坐廢矣。」
這裡有一筆誤。《湘軍志》作於光緒三年（1877）二月，定稿於光緒七年 （1881）閏七月，曾國藩則於1872年去世，絕無可能讀到此書。憎惡王闓運的乃是曾國荃。然而，儘管王闓運名列曾國藩幕府，曾國藩不喜歡他，則屬事實，其日記所云「文人好為大言，毫無實用者，戒其勿近」，雖未點名，大抵可施與王闓運。至於劉成禺稱「壬秋亦因此而坐廢矣」，未免小覷了曾國藩的胸襟。
曾國藩去世之後，王闓運輓聯云：
平生以霍子孟、張叔大自期，異代不同功，戡定僅傳方面略。
經術在紀河間、阮儀徵而上，致身何太早，龍蛇遺憾禮堂書。
這副輓聯怎麼解讀，素來有些爭議。我同意陶菊隱的說法，此聯皮裡陽秋，明褒暗貶， 「上聯譏其無相業，下聯譏其無著述」，暗諷曾國藩立功不成，立言不成，足見王闓運怨念之深。據說，曾國藩長子曾紀澤讀罷大怒，斥為妄人之舉，一撕了之。
少年入世之王闓運與肅順
王闓運的坐廢，無關曾國藩，而與肅順關係甚大。
王闓運與肅順的故事，《清史稿》之 《王闓運傳》有載：「學成出遊。初館山東巡撫崇恩。入都，就尚書肅順聘。肅順奉之若師保，軍事多諮而後行。左宗棠之獄，闓運實解之。」《湘綺府君年譜》亦云：「肅公才識開朗，文宗信任之，聲勢烜赫，震於一時，思欲延攬英雄，以收物望，一見府君，激賞之。八旗習俗，喜約異姓為兄弟，又欲為府君入貲為郎，府君固未許也。」
王闓運與肅順結識於咸豐九年 （1859），其時肅順任戶部尚書，大權在握。他的才識，在同時代的滿人當中，的確一流，《清史稿》對他不無微詞，卻也承認「其贊畫軍事，所見實出在廷諸臣上」。其人行事，以鐵腕著稱，處理戊午科場案、戶部寶鈔案，雖有根治痼疾須下猛葯的必要，然而手段未免過於嚴酷，株連太廣，殺孽太重，十足酷吏本色。大體而言，他是權臣，而非能臣，最終敗於慈禧之手，恰恰證明了權臣與能臣的差距。
肅順延攬英雄，以收物望。當時有個說法叫「肅黨」，包括三種人，首先是留京公車，其次是京曹官，再次是外吏。所謂公車，即入京應試的舉人，肅黨當中，正以王闓運和高心夔為代表。後人記述，常有「引王、高為策士，蹤跡甚密」、「日夕參與肅邸密謀者也」之語。
肅順對王闓運的倚重，也許沒有達到「奉之若師保，軍事多諮而後行」的地步，不過他對王闓運的激賞，與王闓運對他的感恩，在有限而含糊的文字當中——肅順伏法之後，與其相關的文字，銷毀殆盡，甚至其名字都成禁忌——依稀可見。最傳奇的一則，如錢基博 《近百年湖南學風》所記：「一日，為草封事，文宗嘆賞，問屬草者誰，肅順對曰：『湖南舉人王闓運。問：『何不令仕？曰：『此人非衣貂不肯仕。曰：『可以賞貂。故事，翰林得衣貂，而闓運嫌以幸門進，不出也。」
王闓運與肅順的密切關係，引起了其同鄉前輩嚴正基的擔憂。嚴氏曾官居通政使，沉浮宦海數十載，也許預見了權臣肅順的慘淡下場，於是給王闓運寫信，「手書誨以立身之道，且舉柳柳州急於求進，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頓以死，言之深切」。王闓運收信之後，大為感動，借故去往濟南。不過未過多久，他即重返北京，回到肅順身邊。隨後，便到了王闓運的帝王學大放光彩的一刻：他向肅順建議，請其上奏皇帝，授曾國藩以東南軍政大權。
咸豐十年 （1860）6月，清廷下旨，曾國藩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7月，實授兩江總督並任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這使王闓運意識到，自己的運作竟有如此力量，足以影響千里之外的戰局。隨之他向肅順請纓，奔赴前線，建功立業。只是當時誰也不曾想到，這是訣別。
一年後，辛酉政變，肅順被斬於菜市口。儘管慈禧表示對肅黨寬大處理，絕不深究，並把從肅府查抄的書信和賬簿一把火燒掉，以安人心，然而作為肅順的心腹，王闓運等人卻不能心安：「肅順既敗，乃踉蹌歸，伏匿久不出。」「肅順敗，被目為餘黨，不敢會試，乃以著述自遣。」
肅順案是晚清的鐵案。慈禧一生，最恨兩個人，一是肅順，二是康有為。以肅順與慈禧結怨之深，只要慈禧在位，肅黨再難出頭，不被秋後算賬，已經是天大福分。高心夔中年落魄，「年未五十鬱郁以歿」，王闓運自絕於仕途，皆與此有關。
作為幕僚、策士的王闓運，先後奉肅順、曾國藩、丁寶楨等為謀主，這些人中，他對被清廷打入另冊的肅順，反而最具深情，原因不難想見：與肅順合作，是他最接近權力中樞的一次，是他的縱橫志距離實現最近的一次。他一直後悔，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咸豐帝、肅順等逃往熱河，此時他正在祁門大營遊說曾國藩，未能與肅順同行，「使余同行，當受顧命。時必親賢並用，外徵曾國藩，內用恭王，如此天下翕然，必無垂簾五十年之事也。」肅順敗後，他常為其辯白、申冤。徐一士說，王闓運曾撰 《記端華肅順事》，以白其冤，可惜此文遍尋不見。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期間，曾改王闓運 《遊仙詩》，有「東華幕客曾謀逆」之句，注云：「王為肅順上客，與謀逆事。談及清末失敗曰：肅順若在，必不使戚貴橫行，自有立國之道，清亡於殺肅順雲。」以「清亡於殺肅順」，對照「人詆逆臣，我自府主」，王闓運對肅順的懷念，不止戀戀故人之意。
中年出世
王闓運由入世轉向出世、由政治轉向學問的時間點，應在1864年。不過其契機，埋藏於三年之前，肅順被誅，肅黨餘孽惶惶不可終日。在慈禧的恩威並施之下，誰也不敢舉薦王闓運，曾國藩、左宗棠等人有心而無力，況且他們未必有心。
1864年12月26日，「便循揚淮，北游清苑，將有從宦之志」的王闓運，抵達山東齊河，時值寒冬，冰雪封鎖，無法渡河，觸景傷懷，賦詩二首。這兩首五絕並不怎麼出色，詩前小序反而意味深長：「十一月，至齊河，瀕渡，會夜冰合。船膠，還宿草舍。大雪五尺，人馬瑟縮，方坐轅吟嘯，傲然自喜其耐寒暑也。俄而悟焉。夫以有用之身，涉無盡之境，勞形役物，達士所嗤，乃自矜誇，誠為謬也。」就個人際遇而論，王闓運齊河之悟，堪比王陽明龍場之悟。後來，為了紀念這一悟，他把自己最重要的詩集命名為 《夜雪集》與 《夜雪後集》。
與此相應的還有一首 《思歸引》。從名目可知，此詩意在明志。序云：「同治三年冬，余從淮沂將游於燕趙，過桃源之鎮，重訪石崇舊河，朔風飛雪，僾焉而嘆，停車裵回，感念而悟。」佇立於齊河漫天風雪之中，他吟誦石崇 《思歸引》，「悲所志之不遂」，並回顧這些年來的入世歷程：
最後一句，近乎開脫。「游半天下，未嘗困厄」的背面，則是縱橫十載，一無所成。念及石崇的結局，他不由萌生退意：「吾生也有涯，而所待者難期。余嘗游朱門，窺要津，親見禍福之來貴賤之情多矣，亦何取身登其階然後悔悟乎？」
自肅順敗亡那一天起，王闓運大概便開始考慮行藏。歷經三年沉潛往複，他終於在齊河雪中，一念菩提。此時他32歲，正值大好年華，卻決定退隱：「歸歟！歸歟！將居于山水之間，理未達之業，出則以林樹風月為事，入則有文史之娛，夫讀婦織，以率諸子……」
自此，他歸隱衡陽石門，「息影山阿，不聞治亂」，從同治四年 （1865）到光緒二年 （1876），共計12年。其文學與經學，皆由此而奠基：「鈔詩、書、易、三禮、二傳、爾雅，注書、詩、禮記、春秋、易說、莊子、桂陽州志，分手稿、手書為兩箱。」待其出山，氣象萬千，儼然一代宗師。對此，瞿兌之感慨：「觀先生年譜，知其一生學問最得力時為石門歸隱之十二年……箋經贊史，皆在是時，而詩境亦自此始益博大。使先生不遇挫折，或尚風塵奔走，未必有此成就。」
福兮禍兮，是耶非耶。
1878年後，王闓運的人生進入一個新階段。這一年他受四川總督丁寶楨之邀赴川，翌年正式出任尊經書院山長。從尊經書院起步，繼而執掌長沙思賢講舍、衡陽船山書院、江西大學堂等，25年間，其一腔心血，盡付教育，終成一代師表，不僅桃李滿天下，而且直接影響了中國的學風與士風，間接影響了中國的政局。
「直接」一語，不難理解。尊經書院本來崇尚漢學，王闓運入主之後，引進今文經學，一年不到，風氣大開。後世評論道：「……主尊經書院，蜀士多鄙嗇，王至以經學為訓，士風為之丕變。」「湘綺主蜀之尊經書院有年，蜀士化之，王學之盛，轉在衡湘之上，易世而後，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他在船山書院，影響更大：「王教澤所及，以湘之船山書院為最久，其循循善誘轉移風氣，曾文正死後，推為獨步。」
至於「間接」，則待細說。
王闓運歸隱之時，洋務運動已經逐步展開。不妨說，從一個人對洋務及列強的態度，大抵可窺見他與時代的關係。不論在偏遠的鄉村，抑或清寂的書院，王闓運並未隔膜於時代的轉型。不過從文章來看，他的確落伍了。他的學問，以春秋學為根基，春秋大義，尊王攘夷，故而其筆下，稱列強為「夷」，稱洋務為「夷務」。作為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他依然沉浸於中國學問至高至大、至善至美的幻覺之中，如認為西方科技源於墨子：「然墨子尤工制器，西海傳其學，去其節用、明鬼不便己者，其道乃更東行於中國。」對基督教與 《聖經》進行道德貶斥：「祆教妖異，約書鄙陋，兢兢計較，何關損益？」不知「克虜伯」為何物，嘲笑「新學鬼話一絡流」。
但是，王闓運的學問固然保守，其教育方式卻相當開明，海納百川，有教無類，培養了一大批優秀弟子。尊經書院的學生，包括廖平、宋育仁、楊銳、劉光第等；船山書院的學生，包括楊度、楊鈞、劉揆一、夏壽田、齊白石、曾廣鈞等。這些人對近代中國政治的影響力，怎麼高估都不過分，譬如廖平啟發康有為寫作 《新學偽經考》和 《孔子改制考》，從而推動了戊戌變法；楊銳與劉光第則直接參与戊戌變法，並為此喋血捐生；劉揆一與黃興組織華興會，發起革命；楊度一生七次轉向，其中至少有兩次，暗中改寫了歷史的方向……基於此，我們有理由立論，王闓運間接影響了中國政局。
讀到這裡，也許一些朋友會有異議：王闓運隱居石門，潛心著述，你說是出世，那也罷了，從尊經到船山，傳道授業，育人子弟，這怎麼還是出世呢？
這的確需要解釋一番。王闓運執掌尊經書院期間，依然「危行高談」，曾勸丁寶楨「經營西藏，通印度、取緬甸，以遏英、俄、法之窺伺，且自請出使以覘夷情」，可惜丁寶楨的生命已經臨近尾聲，空存壯心，力有不逮。光緒十二年 （1886），丁寶楨病逝於任上，王闓運慨嘆：「丁之歿，吾志之不行也！」「自是不復語大略」。然而這個「志」，我以為並非縱橫志，丁寶楨雖貴為一方諸侯，素有千里之志，卻難比肅順、曾國藩等只手便可傾覆天下的「非常之人」，王闓運代他寫過奏疏，論說天下大計，不過二人合作的主旨，還是教育。
光緒九年 （1883），王闓運與丁寶楨談話，丁氏問他仰慕哪位古人，他答：少時慕魯仲連，今志於申屠蟠。魯仲連是戰國人，以辯才著稱，有縱橫家風，奔走列國之間，排紛解難；申屠蟠是東漢人，不願出仕，隱居治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王闓運曾為其寫過小傳：「申屠子龍，外黃人，為漆工，七辟不就，掛書樹上，初不顧盼，先見黨禍，絕跡梁、碭，因樹為屋，自同傭人。闓運無斯人確然之操，而好立名譽，讀其傳，庶幾高山仰止之思雲。」由此可知，王闓運的答案，應該發自肺腑，此時他的心志，已經回歸學問之道。如果把「少時慕魯仲連」，縱橫於政壇，稱之為入世，那麼「今志於申屠蟠」，隱於山野與學院，治學育人，視之為出世，未嘗不可——所謂入世與出世，終歸只是相對而言。
晚年玩世
如果把王闓運的學問分作入世法與出世法，那麼其弟子如楊氏昆仲，楊度繼承了入世法，楊鈞繼承了出世法。唯有這位老師，在入世法與出世法之間進退自如，遊刃有餘，至晚年，則集二者之大成，名曰「玩世」：他的知識，決定了他不能與時俱進，他的心志，決定了他不願抱殘守缺，只能以這樣一種獨特的姿態，與世周旋。
王闓運這代人，倘若高壽，勢必面臨晚節的考驗。垂暮之際，迎來鼎革，改朝換代，山河易色，新舊之間，何去何從？與王闓運同齡的老友，大都選擇做遺老，以示有始有終，相形之下，他的姿態反而有些游移。
話說回來，王闓運對清朝，原本談不上什麼忠誠，遊說曾國藩起兵造反，豈是忠臣之舉。而且，他雖遊走於權力場，卻未仕清一日。晚年忽逢天恩浩蕩，被授予翰林院檢討 （1908年）、侍講 （1911年）。翰林院侍講學士是從四品的官，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不過此時距離清朝之亡不足一年，這樣的恩寵幾無意義。特授之後，王闓運撰聯自嘲：「愧無齒錄稱前輩，幸有牙科步後塵。」可知並非十分在意。但是，你也不能說他毫不在乎，光緒三十四年（1908），他給人作家傳，落款則雲「特授翰林院檢討禮學館顧問湘潭王闓運頓首拜撰」，筆下不無炫耀之嫌。
清朝覆亡，他並不傷心。在他看來，「清廷遂以兒戲自亡，殊為可駭，又補廿四史所未及防之事變，以天下為神器者可以爽然」，所謂以兒戲自亡，是極中肯而嚴苛的評語。他對新興的民國亦無好感，譬如稱革命黨為「寇」、「逆黨」，稱參加革命為「從逆」。端方暴死，他作輓詞云：「世事真難料，匆匆蜂蠆傷。」蜂與蠆，都是毒蟲，用以隱喻革命黨人，可見觀感之劣。袁世凱擔任大總統，他感慨時無英雄，有詩云：「並無豎子能成事，坐見群兒妄自尊。」後來改作：「豎子無成更堪嘆，群兒自貴有誰尊？」批判的口氣略有弱化，意思還是一般。對於革命黨人與袁世凱，他一概稱之為「竊國人」。
對舊朝無可哀，對新國無可期，此際王闓運的政治心理，只能名之「孤懸」。這絕非一種理想狀態。他在致友人信中嘆息：「我等以專制受累，復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獨立不懼，乃真獨立。立則難言，不懼其庶幾乎。」從中不難讀出迷惘與苦痛。明確了這一點，再來談王闓運晚年的出山之舉。一應疑雲和爭議，皆可迎刃而解。
1912年，王闓運便收到袁世凱請其出山的邀約，「正欲送女往北，怯於盤纏，即欣然應之」，不管是不是借口，反正他動心了。有人投詩勸阻，「以莽大夫相規，誠為愛我。」兩天後，他改北行為東行，到上海與樊增祥、沈曾植等老朋友相會去了。這自是穩健之舉。當時民國肇興，前程未明，還需觀望風色。
直至1914年3月，王闓運才決定應袁世凱之聘，以耄耋之齡進京擔任國史館館長，是謂「晚年作公卿」。這背後，應出自楊度的大力鼓動，他既鼓動袁世凱聘請王闓運，同時鼓動老師北上為袁世凱站台。對此，葉德輝視為王闓運一生最大的污點，王氏死後，其輓聯無比刻薄：「先生本自有千古，後死微嫌遲五年。」早死五年，即死於1911年前，即可功德圓滿，成為一代完人。陳散原作詩諷之：「名留傾國與傾城，奇服安車視重輕。已費三年哀此老，向誇泉水在山清。」其意與葉德輝同，即批評王闓運晚節不保。
葉德輝與陳散原都是清朝遺老，晚節可謂他們的立身之重。不過，王闓運已經明言，對清朝「無可哀」。號稱「余與民國乃敵國也」的鄭孝胥，作詩嘲諷名列「籌安六君子」的嚴復，順道損了王闓運一句：「湘水才人老失身，桐城學者拜車塵。侯官嚴叟頹唐甚，可是遺山一輩人？」「湘水才人」即指王闓運。王闓運則自語：「余未仕前清，登西山不用採薇。」言下之意，無須為清朝守節。
那麼，王闓運此行，到底什麼目的呢？他已過八十，年壽無多，不在家鄉養老，反去北京湊熱鬧。當時一些朋友和弟子，並不贊同他北上就職，推測其情由，首先還是考慮晚節問題，其次擔心袁世凱一代梟雄，不宜共事，章太炎被軟禁的遭遇，發生不久，可為前車之鑒。
友朋出主意，建議他一到湖北，便以病告歸，這樣既保清名，且不得罪袁世凱，可謂兩全之舉。王闓運則答，見到袁世凱之後，再辭不遲，「如用吾言，或能救世，今干戈滿眼，居此能安乎」，看來還是有所期盼。吳熙贈他的祝壽聯云：「獻策即還山，文中子門牆有諸將相；投竿不忘世，周尚父耄耋為帝王師。」半賀半諷，後一句正道出了王闓運的心思。
不過，觀察王闓運此後一年的行止，卻屬「一點都不正經」，充滿玩世氣息，全程近乎喜劇，一路都是段子。這正符合他一貫性情。有人以此為王闓運辯解，稱他根本不把國史館館長當回事，而且早已識破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野心，談笑之間，玩弄竊國者於股掌之上。
救世與玩世，兩種說法，都有道理。結合起來，恰可見王闓運的心態：觀望。與此前的孤懸，遙相呼應。
我以為王闓運此行的意圖，正取決於袁世凱怎麼對待他：若尊為國師，倚重其「雄才偉略」，他便唱正劇；若奉為耆儒，倚重其「碩學大德」，他便唱喜劇。
王闓運初見袁世凱，便確定了這齣戲的唱法。袁世凱請王闓運出山，企圖借重他在文壇和儒林的一時之望，而非其胸中的帝王學，故待他以文士，而非帝王師。二人初見，「談久之，無要話，換茶乃出」。袁世凱「無要話」，雖令王闓運失望，卻也是一種解放。他就此耍起了名士風範，狂奴故態，放誕開來。日記當中一口一個「袁世兄」，倚老賣老，視總統如玩物。對外則裝瘋賣傻，嬉笑怒罵，諸如稱新華門為「新莽門」、譏嘲國史館「民既無國，何史之有？惟有館耳」「瓦崗寨、梁山泊也要修史乎」、以女僕周媽為擋箭牌和護身符等，正應了章太炎的評語：「不意八十老翁，狡猾若此！」
他以袁世凱的長輩自居，張口「世兄」，閉口「年侄」、「老侄」，可謂一種權術，即把出任國史館館長之舉，由公家事變成私家事，如楊鈞所強調的那樣：「湘綺之去，實應年侄之招，非就總統之聘。」這固然是為其師開脫，卻也反映了王闓運的玩世心理。
最後辭職，亦以家事為由。是年11月，政府發文整飭官眷風規，王闓運趁機脫身。這一封辭呈，名目甚長：「呈為幃薄不修婦女干政無益史館有玷官箴應行自請處分祈罷免本兼各職事」，所謂「幃薄不修婦女干政」，即指周媽而言：「闓運年邁多病，飲食起居需人料理，不能須臾離女僕周媽。而周媽遇事招搖，可惡已極，至惹肅政史列章彈奏，實深慚恧。上無以樹齊家治國之規，內不能行移風易俗之化，故請革職回籍，以肅風紀。」
不待袁世凱批准，他便把國史館印交給楊度，悄然而去。王闓運行事，一向殺伐果斷，絕不拖泥帶水，一見事不可為，立即高翔遠引。當年遊說曾國藩如此，而今執掌國史館亦然。這正是他的生存智慧。若要尋一個名目，可稱之為「逍遙」。楊度挽王闓運，稱其師「曠古聖人才，能以逍遙通世法」，可為註腳。
王闓運的逍遙之學，一般認為源自莊子，他把老、庄割開，援庄入孔，以道家釋儒家，可謂其解經的一大特色。不過，我覺得他的逍遙，未必全然出自莊子，他的進退，尤其是退，取決於對時勢的明察，如老吏斷獄一般。劉成禺說：「湘綺入世，貌似逍遙，實則處處留心，絲毫不苟也。」不苟到什麼程度呢？袁世凱稱帝之際，他給楊度寫信，除了勸其急流勇退，還特地叮囑，「各長官皆有賀表，國史館由弟以我領銜可也」，這是第一種情形；「如須親身遞職名，我系奉命遙領者，應由本籍請代奏，不必列名也」，這是第二種情形；「若先勸進，則不可也」，這是第三種情形。其慮事之周詳，分寸拿捏之巧妙，即使老於世故之輩，不過如此。
關於不苟或認真，還有一事。王闓運執掌國史館期間，有人問：「中興人物，先生皆及見之；今之人材，何如曩日？收拾時局，有其人否？」他答道：「彼時人物，事無大小，皆肯認真；今之人物，聰明過之，認真二字，則非所有。收拾時局，未之敢信。」當時以為名言。
「不苟」，還可以引申為不苟且。「若先勸進，則不可也」，擺出了底線。底線之上，如遞賀表，順水推舟，不妨應允；底線之下，如上勸進書，關係名節，則不可為。縱觀王闓運一生行事，極有分寸感，雖常事權貴，絕不摧眉折腰，涉及人格，絕不妥協。西美爾說：最高境界的處世藝術是不妥協卻能適應現實，極端不幸的個人命運是儘管不斷妥協卻無法達到現實的要求。前者適用於王闓運，後者適用於楊度。
「不苟」的背後，則是心地光明如雪。汪辟疆論王闓運生平：「數十年耆宿名儒，少年為諸侯上客，晚歲乃奔走道途，終身抑塞磊落……」我非常喜歡「抑塞磊落」這四個字。就帝王學而言，王闓運一生「抑塞」，然而壯志難酬，猶能「磊落」，正見胸懷曠達。
再說王闓運辭職，真正原因，應是那句「予不躬逢盜國」。「盜國」指袁世凱復辟帝制。儘管袁世凱稱帝要等到一年之後，但他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對「袁世兄」此舉，王闓運並不看好，而且關係底線，「為避免在京稱臣之嫌」，遂作金蟬脫殼。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稱帝，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翌日，王闓運分別給楊度和袁世凱寫信，可視為他對這個「滿地干戈起荊棘」的國家的最後忠告。致楊度信云：
皙子仁弟籌席：謗議發生，知賢者不懼，然不必也。無故自疑，毫無益處。欲改專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嘗論「弒」字，字書所無，宋人避居而改之，不知不可試也，將而誅焉，試則敗矣。既不便民國，何民意之足貴？楊叔文嘗引梁卓如之言云：「民可則使由之；不可亦使知之」，自謂圓到，適成一專制而已。自古未聞以民主國者，一君二民，小人之道，否象也。尚何籌安之有？今日將錯就錯，不問安危，且申己意，乃為陰陽怕懵懂。……弟足疾未發否？可以功成身退，奉母南歸，使五妹亦一免北棺之苦乎，抑仍游翌彀耶？相見有緣，先此致復。
「欲改專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既不便民國，何民意之足貴？」都是警世之言。「足疾未發」，借鑒袁世凱故事，提醒楊度，朝廷殺機四伏，須早作退身之計。
致袁世凱信云：
大總統鈞座：前上一箋，知荷鑑察。籌安參議，理宜躬與，緣天氣向寒，當俟春暖。三殿掃飾事，已通知外間。傳雲四國忠告，殊出情理之外，想鴻謨專斷，不為所惑也。但有其實，不必其名，四海樂推，曾何加於毫末？前已過慮，後不宜循。既任天下之重，亦不必廣詢民意，轉生異論也。若必欲籌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國體。且國亦無體，禪征同揆，唐、宋篡弒，未嘗不治。群言淆亂，何足問乎？……
徐一士說，王闓運致楊度那封信「或庄或諧，若嘲若諷」，不過我讀起來，卻覺得情深意重，並無嘲諷之心。致袁世凱這封信，才配得上那八字。「國亦無體，禪征同揆，唐、宋篡弒，未嘗不治」云云，豈止嘲諷呢，簡直直接打臉。此信由其弟子陳毓華代呈，後被陳扣下，否則袁世凱看到，怕是要氣憤填膺。
據說，作罷書信，王闓運嘆道：「天下大亂，必自此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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