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古代知識分子與現代知識分子

最新 03-23

《知識分子的背叛》是一本具有古典性質的書，給朱利安·班達的寫作提供思想模式的是德雷福斯案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全書卻幾乎沒有具體涉及這兩個事件，而是採用純粹的精神形式，談論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觀念。這部書給人留下經久的印象，卻彷彿不是那個時代的作者寫的著作。當此書於1927年出版時，它所堅持的普遍主義已經顯得與時代嚴重隔閡，儘管它為班達贏得了名聲，但卻不會有人去認真思考他的觀點，就像人們在談論現實時不會再思考伏爾泰、孟德斯鳩和康德的觀點一樣。按照托尼·朱特的說法，在一個意識形態的時代，班達堅持抽象的普遍價值，他對真理、正義和權利的闡釋因而失去了獨立的參考點，他反對知識分子的政治激情，但就連他自己也沒有做到這一點。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朱特顯然會考慮到時代的因素，而班達恰恰對「時代」的概念非常淡漠，因為它抹平了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班達 1867年出生於巴黎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是家庭中唯一的兒子，由於父親去世，他 21歲就繼承了家業，但他的興趣卻不在此。受到德雷福斯案件的影響，他在 30歲時開始寫作生涯，參與公共領域的爭論。那個時候，他已經是一個新康德主義者，認為德雷福斯案件的爭論雙方都是出於情感主義，缺乏抽象的理性立場和絕對的道德價值。

1913年，班達的家庭企業倒閉，他從此成為一名職業作家。二戰中，班達加入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躲在法國南部的卡爾卡松，為抵抗運動撰寫秘密小冊子。戰後直到 1956年逝世，班達一直都沒有脫離對實際政治的關懷。他一生寫了不少小說和論著，但昀有名的還是《知識分子的背叛》。這部書表明，班達的政治熱情只是限於觀念世界，使班達顯得不合時宜的原因正是他在此書中所譴責的特殊主義，即基於種族、民族或階級的價值觀。

班達的一生是在動蕩中度過的，他既目睹過 19世紀的帝國年代，也曾親歷了 20世紀的極端年代，可以說是兩個大時代的見證人。像班達一樣，許多 20世紀初的西方作家都對上個世紀充滿眷念，他們的思想是在那個年代形成的，在凱恩斯、茨威格和馬洛依的記憶中，那是一個城市化、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時代，也是一個和平、秩序與繁榮的時代，人們對未來充滿了樂觀。但進入 20世紀，站在傳統與現代的交界點上，他們卻突然看到昨日的世界正在逐漸逝去。在進步的表象下，不同種族、民族和階級的矛盾都在日益加深，無論是德國民族主義、法國君主主義還是蘇維埃主義，都是以某個群體利益作為價值標準，提倡集體主義價值，而不是全人類的普遍價值。隨著德國崛起對原有世界格局的衝擊，民族主義成為昀主要的潮流。大多數知識分子放棄從前抽象的正義、真理、自由和獨立的立場，與民眾的激情結合在一起，走上通往權力之路。

用班達的話說，這是一個「政治的時代」，知識分子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激情。班達在書中譴責了當時的一些著名知識分子，如法國作家巴雷斯、貝璣、莫拉斯及外國作家鄧南遮、吉卜林和詹姆斯等人。與從前的知識分子相比，這些作家大都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熱衷於實際政治，強調自我民族的高度認同和文化優越性。對他們來說，「真理是由有用來決定的，正義是由環境來決定的」。他們主張的道德是一種進化的道德、時代的道德、行動的道德或現實的道德。這種民族自豪感肇始於德國知識分子，費希特、黑格爾即認為日耳曼民族是昀高貴的民族，並將自己民族的勝利看成是歷史發展的昀高結果。在法國，巴雷斯、莫拉斯等人同樣極力鼓吹民族主義和仇外情緒，認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使自己的國家強大。所有懷有政治激情的知識分子都宣稱自己的主張符合進化的方向，並且毫不掩飾地反對民主。

這一切都與班達信奉的觀念不符，在他看來，德雷福斯案件中就已表現出某種只適合法國的正義，這在孟德斯鳩的國家是一件新事物。為了抵抗各種特殊主義的價值觀，班達在自由與民主的概念中強調個人主義的內涵，他引用法國作家勒南的話，認為它代表了蘇格拉底以來所有思想家的主張：「人既不屬於他的語言，也不屬於他的種族；他只屬於他自己，因為他是一個自由的存在，一個道德的存在。」這種個人主義的道德觀在世紀之交被顛覆了，巴雷斯對此的回答是：「所謂道德，就是不要成為獨立於自己種族的自由人。」集體主義道德取代了個人主義道德，無論民族主義、君主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將組織化原則提升到價值的高度，堅持由群體利益作為行為的唯一評判者。然而，集體主義的道德是時代的反映，卻不是真理的反映。在民族情感的驅動下，當時許多傑出的作家和學者都陷入盲目的愛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支持各自國家的政府。

班達的理性屬於啟蒙時代的普遍理性，他贊同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價值，並將民主理解為個人自由的保障。他引用孟德斯鳩的話：「自由的政府就意味著總是麻煩不斷」，認為民主賦予個人自由，會帶來一種混亂的因素，但他卻反對任何集體主義。在 1946年的再版序言中，他譴責當時的秩序論者，稱民主允許個人獨立思考，而這些人卻要求人們「集體地思考」。個人主義與普遍價值之間的關係構成了班達關於知識分子的概念，那就是個人主義者往往信奉普遍價值，而集體主義者則往往與特殊價值相關聯。作為社會價值的承擔者，知識分子本應具有獨立思考的立場，如今他們卻極力向大眾靠攏，在世紀之交帶頭宣揚種族、民族或階級的特殊道德。正是從這種價值觀念的根本變化中，班達意識到一種新的思維模式的興起，它與人道主義的個人主義完全相悖。對於這種觀念上的變化，他直言為「知識分子的背叛」。

來源：朱利安.班達(Julien Benda) 著。王灝譯。知識分子的背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