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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意革新的晁錯為何被錯殺?

讀《漢書》,總有一些歷史人物讓你感慨,也總有一些歷史細節讓你扼腕。晁錯之死,大約就是這樣。公元前154年春正月的一天早上,天色肅殺,春寒料峭,御史大夫晁錯奉詔入宮覲見。晁錯穿好朝服後,登上前來接他的馬車,但馬車並沒有直奔皇宮,而是馳往處決犯人的東市。晁錯下車後尚未反應過來,即被宣判腰斬。這一幕,史書僅以「紿載行市」一筆帶過。「紿」即哄騙,說白了,晁錯是被誆騙到東市誅殺的。

後來的事實證明,晁錯被誅實在是太冤枉了。晁錯死得無辜,不當誅而被誅,是謂冤;晁錯死得不值,不該殺而被殺,是謂枉。晁錯本無罪,是被強加罪名腰斬的,腰斬後又沒能達到平叛目的。

誅殺晁錯始末

既然晁錯是被錯殺的,那麼,誰該為枉殺晁錯負責?有太多的聲音回應說,怪就要怪晁錯自己,誰叫他那麼嚴峻苛刻,剛愎自用,樹敵太多呢?誰叫他那麼個性張揚,鋒芒畢露,不知收斂呢?的確,晁錯為人耿介戇直,不思後路,以至於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麼掉的。這種說法,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卻是捨本逐末,無形中有意無意地遮蔽了歷史冤案的本質。

細看史書記載的原委就會發現,儘管「清君側」因「削藩策」而起,但誅晁錯並非唯一選擇,而是漢景帝情急之下的一念之差。景帝在下決心殺晁錯之前是頗費躊躇的,就在這時,晁錯的政敵袁盎加入到「清君側」陣營中來,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晁錯擔任御史大夫後,擬以接受吳王賄賂的罪名處罰他,被景帝下詔赦免,降為平民。吳楚叛亂的消息傳來,晁錯就對部屬們說,袁盎得了吳王好處,總說他不會造反,現在果真反了,我想奏請嚴懲袁盎,這樣定能查清吳王的陰謀。可部屬們認為,叛軍已經打過來了,審判袁盎又有什麼用呢?見大家都不贊同,晁錯猶豫不定。袁盎得知這一消息後,嚇得要命。因他已貶為平民,沒資格覲見皇上,於是連夜去找竇嬰,希望援手引見皇上,親口說明原委,竇嬰立馬進宮奏報皇上召見袁盎。景帝問他如何看待吳楚叛亂的局勢,他卻說不足為慮。景帝說,吳王有備而來,沒有萬全把握怎麼會起兵?袁盎回答說,吳王鑄錢、熬鹽是真,但他招募的都是些烏合之眾。景帝問他有何妙計,他說,請陛下讓左右迴避。景帝屏退左右後,晁錯仍在場。袁盎說,我要稟報您的話,任何臣子都不當聽到。景帝就讓晁錯也予以迴避,晁錯聞言對袁盎極為惱怒,但也只好躡步退到東廂房。袁盎這才對景帝說,吳楚七國諸侯興兵是沖著晁錯來的,當今之計,只有殺了晁錯,再派出使臣宣布赦免吳楚七國,恢復他們的封地,兵不血刃即可平定叛亂。景帝沉默良久,表態說,如果沒有別的法子,我不會為憐惜他一人而謝罪於天下。就這樣,未經核查與審判,漢景帝只批了一個「可」字,就匆匆把晁錯全家老少送上了黃泉路。

後來,景帝徵詢從前線回來的鄧公,得到的答案卻恰恰相反。他對景帝說,吳王蓄謀反叛已有數十年之久,這次串通諸王聯手舉兵志在必得,誅殺晁錯,不僅退不了叛軍,而且封閉了言路,今後誰還敢向你講真話呢?景帝聞言追悔莫及。試想,景帝當時若能洞悉清君側不過是個借口,誅晁錯無異於揚湯止沸,怎麼會偏信袁盎,無謂犧牲晁錯這位股肱之臣呢?

晁錯與諸王眾卿的矛盾

晁錯出生於大禹故里潁川,以文學進身,辯術與謀略也相當了得。他多次就外御匈奴侵擾、內固中央集權等大計上書,「疏直激切,盡所欲言」,頗受文景兩帝賞識。他由太常掌故起步,再拜太子家令,進而擢升內史,後遷御史大夫,晁錯的政治抱負得到進一步施展。御史一職,先秦時期還只是國君秘書,到得秦漢,逐漸完善為職掌監察執法的最高長官,與總理政務的丞相和掌管軍事的太尉合稱三公。

晁錯在做太子家令時,就因見解獨到、別出機杼而深受文帝劉恆和太子劉啟賞識。劉啟繼位成為漢景帝後,對晁錯信任有加,對晁錯提出來的政治主張無不採納。劉啟年少時就很有想法,拿到老爸文帝的接力棒後,極為信任並採納晁錯的治國方略,對外採取積極防禦方針,對內奉行「與民休息」政策,承前啟後的文景之治得以並稱,可眼見以劉濞為首的諸侯王尾大不掉,分庭抗禮,隱憂如蝟,難以釋懷。

晁錯擢升御史大夫後,積極倡導並多次上疏削減諸侯國所轄封地。公元前154年,漢景帝採納晁錯提出的《削藩策》,激起了以吳王劉濞為首的各路諸侯的強烈反對。削藩之策並非晁錯首創,自分封制開啟以來,特別是諸侯權勢的膨脹超出了中央政權容忍限度,成了集軍政、司法、財稅大權於一身的國中之國,削藩以制衡諸侯問題就開始提上議事日程。早在文帝時期,太傅賈誼就曾提出割地定製的措施,消弭諸侯王反叛的風險,晁錯的削藩舉措不過是賈誼主張的繼續,且勢在必行,拖下去只能是養虎遺患。

吳王劉濞剽悍勇猛又極具野心,儘管早年劉邦看他面有反相之說不足為憑,但他坐斷東南、圖謀不軌之心,卻是朝廷內外、路人皆知的事實。漢文帝時期,劉濞因兒子劉賢被太子劉啟失手打死而結怨記恨,詐病不朝。真相暴露後心生恐懼,遂起謀反之心,後因文帝撫慰赦免而有所收斂。但同姓諸王割據一方、妄自尊大的問題終歸是朝廷的一塊心病,只是一時拿不出和平解決的良策而已。晁錯為太子家令時,曾經屢次向劉啟談及劉濞地盤過大,所為過分,應及早採取措施,並多次上書削藩,但漢文帝終不忍心處罰他,致使劉濞愈益驕橫起來,全不把朝廷放在眼裡。袁盎當年被委派到吳國時,情知劉濞心機難測,一百個不情願,但又沒理由推託,只好前往。臨行前,侄子袁種對他說,吳王劉濞驕橫已久,手下多是奸詐之人,萬不可告發他們,否則你就危險了。袁盎本是個性情耿介、敢於直言的人,連他都不敢開罪劉濞,可見劉濞的確不是省油的燈。如此驕橫跋扈的諸侯王不加制裁,漢景帝的天下能坐得穩嗎?

晁錯本人和景帝都有責任

晁錯並非死於自身缺陷,而是死於漢景帝在危機決策時的一念之差,劉啟應負主要責任。晁錯曾為太子家令兼老師,胸有韜略,能言善辯,劉啟即位後信任並重用他可以理解,但過分寵信晁錯,使之凌駕於三公九卿之上,不僅有悖分權制衡原則,而且還會引起其他公卿的不滿。漢代中央機關,實行三公九卿制。三公之中,丞相為主要治國大臣,主持廷議然後領銜上奏。太尉一職置廢無常,多半是根據戰事需要臨機授命。御史大夫居末,職能比較模糊。一方面為丞相之副,職掌監察;一方面供內廷的差遣。因個性使然,晁錯與同僚關係原本不睦,景帝的做法無異加劇了他與其他公卿的對立,等於把他推向風口浪尖而陷入孤立,一旦情勢有變,忌憚他的人和他得罪的人勢必會尋隙報復。儘管如此,手握生死予奪大權的景帝,也不該偏信袁盎的一面之詞就把晁錯送上祭壇。說到底,還是他為一己之私而喪失了理智和主見。景帝若能珍視晁錯的赤膽忠心,關鍵時刻保護他,晁錯又怎麼會成為無端被誅的犧牲品呢?

晁錯之錯,在於他太相信景帝了,沒想到景帝最後還是拋棄了他。晁錯的悲劇同商鞅有相似之處,不同之處在於,晁錯的施政措施零散,不夠系統,不夠成熟,缺乏徐圖漸進的操作性;實施步驟隨意,激進有餘,穩妥不足,缺乏應對危機的預見性;感召能力欠缺,單槍匹馬,四面出擊,缺乏和衷共濟的協調性;加之對政敵能量估計不足,策略失當,再好的施政方案也難貫徹到底。不過,就像商鞅、王安石和戊戌六君子等一樣,歷史上那些銳意革新的有識之士,無論他們的人生結局如何,都值得歷史銘記。

文章原標題為《誅殺晁錯誰之錯》,刊載於《學習時報》2018年3月19日第7版

本期編輯:翟月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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