吝嗇的全球首富：為什麼亞馬遜 CEO 貝索斯不愛搞慈善？

編者按：貝索斯是富可敵國了。但是，他在慈善方面的表現與其財富相比卻顯得非常渺小。Amazon的創始人兼CEO會不會將美國CEO們的囤積財富、規避納稅然後在後期投身到捐贈的劇院當中的傳統發揚光大呢？《服務條款》的作者Jacob Silverman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在去年的政治混亂中，有一家美國公司卻變得越來越強。隨著收入的飆升，Amazon的股價也穩步上漲，一度衝到了1500美元以上。公司創始人兼CEO貝索斯也經歷了被《紐約時報》稱為「可能是有史以來最迅猛的個人財富增長」。其資產凈值大概達到了1300億美元。據《The Land Report》雜誌報道，他手握著40萬英畝土地——其中大部分位於德州西部，也就是他的太空公司Blue Origin（藍色起源）所在地——這讓他成為美國排名第28位的大地主。無論以任何標準來看，貝索斯都是有史以來最富有的人之一，而Amazon則在一系列領域——從零售到出版乃至於雲計算均發揮著無論如何誇張都不為過的影響力。作為備受追捧的第二總部爭奪戰的一部分，20座北美城市在提供了稅收減免和極其誘人條件之後才從數百份申請中脫穎而出入圍最後備選名單。貝索斯、Amazon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就像Brad Stone在《The Everything Store》中描述那樣，要想弄清楚貝索斯的影響力，就意味著要用批判性的眼光接觸Amazon及其「臭名卓著的對抗」文化。翻閱Stone 2013年出版的這本有關電子商務巨頭及其創始人的書，觀看著Youtube上面眾多對貝索斯的訪談內容，你的腦海里會浮現出一幅聰明、狡黠、特別有緊迫感，對自己願景充滿自信的高管形象。Amazon的預算非常精益，幾乎就像初創企業一樣，在高期望與持續績效考核的氛圍下，導致了一些員工彷彿「永久生活在恐懼當中」。Stone解釋說，如果你想探尋這種高度緊張高成就的環境的源頭，就得從創始人身上找答案：「這一切都來自貝索斯本身。Amazon的價值觀就是他的商業原則，這是數十年在低利潤運營和外部世界強烈質疑的氛圍下生存下來而塑造成形的。」

的確，想要把貝索斯這個人跟Amazon分開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家公司的運營有賴於他的箴言，這在內部被稱為「Jeffisms（傑夫主義）」，而放在公司網站上呈現給公眾的則是那14條原則，比如「客戶至尚」，「貴在行動」，以及「敢於諫言、服從大局」等。這裡面客戶至尚也許是最重要的。實際上，就像貝索斯在最近的會議上指出那樣，這轉化為3個要素：低價、便利的交付以及無限選擇。但這也有一個形而上學的特徵，這個特徵強化了貝索斯對Amazon應該是什麼樣的感覺：Amazon的存在就是為了滿足客戶的幻想，讓零售物美價廉順暢。

對於客戶來說，這也許就像是一場晚期資本主義的熱夜之夢——只需說出你想要什麼，你的Alexa就會把東西帶到你面前——但對於成千上萬在Amazon履約中心遞送包裹的人來說，這意味著巨大的兇險。這個童話故事是由無數悲慘的Amazon藍領工人書寫的，大家一致公認，這群人的存在僅僅只是權宜之計，最終將會被機器取代。與此同時，工人又被預期要像機器一樣行事，他們在倉庫裡面的每一步走動幾乎都要靠軟體來指導，要求他們從貨架上取出東西並放到運輸隊列的下一步。（似乎這種冷酷的監管還不夠，不久前，Amazon還申請了一項設備專利，那是專門用來跟蹤倉庫工人的手部動作的。）

Amazon倉庫工人的條件跟它對待客戶的方式形成了鮮明反差。為了滿足客戶至尚的渴望，貝索斯把某種人道主義關懷施加到自己客戶身上：他希望謙卑（付費）的大眾得到想得到的一切。有誰會反對這個呢？Amazon的觸角那麼廣，收入好幾千億美元，對Amazon有利的對美國也一定是好的。貝索斯在第二總部的宣傳中許諾要給所在地帶來50000個高薪的高科技崗位。但他幾乎沒怎麼提到那支規模龐大得多的後備軍，那些臨時倉庫工或者在履約中心工作的那些工人往往會被壓低工資水平，而且通常並不能給不景氣的確帶來永久性的、收入體面的工作。Amazon的新總部並不能鞏固社區充實地方金庫，相反，它會像自己的履約中心一樣，消耗地方服務並且加劇房地產的競爭。客戶也許能夠省幾個錢，但公眾不會。

尚不清楚貝索斯是否意識到享受到福祉的客戶，與服務他們的人，以及他們所在的更大社區之間的巨大脫節。這位CEO並非公眾場合的稀客，但往往只有他鐘愛的對話者才能向他發問（他的兄弟Mark在最近的一次創意節日中得到了這個機會）。自我懷疑、更不用說正常的質疑，這些都不在貝索斯心智工具包之列。從公司早年開始，當所有員工都要幫助打包客戶訂單時，貝索斯就希望大家對Amazon的使命表現出慷慨的熱情。早期員工Susan和Eric Benson告訴Stone，當時甚至沒人過過周末。Eric還解釋說「截止期限和死亡進軍總是如影隨形。」就像貝索斯在一次全員大會上透露那樣：說到取悅客戶，「你們每天早上都應該在擔心和恐懼中醒來。」

貝索斯的脾氣並沒有像他的同齡人那樣火爆，但眾所周知他總是在挑戰員工的極限。正如一位匿名員工告訴Stone那樣：「如果你表現不好，貝索斯會把你撕得粉碎。如果你表現不錯，他會讓你干到趴下為止。」就像其他的業界大亨一樣，他的這種行為也被譽為是嫻熟高管的表現，這是把員工當成「消耗品資源」來用，同時強調超級理性的思維、效能，以及不惜一切代價提高公司業績。

從第一天開始，推進Amazon的利益就意味著對稅收的懷疑態度。簡而言之，這家公司有著很長的避稅史；避稅支配著Amazon大部分的早期歷史，其中也包括公司還有好幾年才能實現盈利，在部署履約中心的那段時間。儘管後來Amazon跟很多州就支付營業稅都達成了協定，但貝索斯一直都視之為不必要的稅收支出。2008年的一次股東大會上貝索斯就曾說過：「其實我們從各州提供的任何服務裡面沒有獲得一點好處，所以我們要對當地稅收機關負責是不公平的。」當然，Amazon的履約中心——該公司的生命線和血液循環網路——需要依賴電力、道路等基本服務，這些都是要由營業稅來買單的。而它的競爭對手，包括沃爾瑪以及當地的小企業，它們也都要交營業稅並且靠後者支撐的服務才能維持運營。

不過，也許這一切都是可以預料的。億萬富翁跟稅收的關係正如吸血鬼之於日光。現在貝索斯已經贏得了人生的遊戲，現在他有機會循慣例把他的財富捐獻給一系列懷有公民思想的非盈利組織（自然是免稅的），並且贏得大眾的仰慕與喝彩。就像扎克伯格、蓋茨和巴菲特這些人一樣，貝索斯是時候放低身段，宣布這些年殘酷的盤剝其實都是為了這一刻，把他的億萬身家千金散盡到慈善事業的熔爐當中，而他個人也得到升華。或者至少，這是當今億萬富翁令人欣慰的敘事弧，尤其是技術圈的億萬富翁。

但實際上，貝索斯對把自己的億萬財產捐獻給社會公益幾乎沒有展現出什麼興趣。（如果有的話，也許納稅就是個好的起點。）他反覆表達過要拯救世界的意圖，但又用技術大亨典型的彌賽亞主義宣稱，他會通過建立偉大的公司來實現這一點。從小就對火箭和太空痴迷的貝索斯，把他的火箭技術公司藍色起源視為延續他的傳奇的關鍵。就像他解釋那樣：「我們的願景是讓數百萬人在太空中工作和生活。」他相信我們只有離開地球才能拯救地球。「如果我們希望繼續發展文明的話，我們需要進入太空。」根據貝索斯的計劃，所有的重工業有朝一日都將搬到太空上，而地球將成為一片凈土。儘管他也像馬斯克那樣致力於可重用的火箭，但貝索斯並不認同人類未來在火星或別的星球上。他說：「我不喜歡計劃B，不喜歡我們得去到太空，找個備份星球落腳的想法。相信我，地球是最好的。毫無疑問：這就是你要保護的星球，地球是瑰寶。」

貝索斯用未來主義的時間範疇去展望太空，這跟他的性格是一致的。他經常強調要有長期思維，這一點在他對Amazon的管理工作中已經體現得淋漓盡致——面對多年虧損和分析師報告的質疑仍堅定不移。貝索斯說，別的公司都是按季度思考，而他卻要提前規劃好幾年。他最著名的項目之一是投資一個複雜而奇怪的鐘，這個鐘預計要走10000年，目前正在貝索斯位於德州的地產建設。這個鐘部分由Stewart Brand設計，這位技術精英眼中的反主流文化天才做這個鐘的目的無他，就是作為一個強調長期思維的符號。

可如果貝索斯真的痴迷長期的話，那麼，也許不足為奇的是，在一個跟他同一時代的人在研究如何長命百歲的領域，他可以偶爾馬上展現出好奇心。去年夏天，貝索斯跑到Twitter上面徵求慈善工作的建議，解釋稱他希望看到「既有迫切需求又有持續影響」的結果。對於這位全球最富有的人來說，這是對慈善興趣的一次罕見的公開表示，結果他收到了成千上萬條響應，內容涵括公共健康、難民、氣候變化等方面的建議。貝索斯上一次對慈善的貢獻相當的微不足道，總計約1億美元捐給了普林斯頓（貝索斯的母校）、西雅圖的一家博物館以及其他實體。自從公開徵求意見以來，貝索斯的表現依然相當平靜，也就是給Dreamers（夢想家）大學基金會捐了3300want美元）（而貝索斯家族基金會主要是由貝索斯的父母資助和運營）。

貝索斯給夢想家的捐獻就好像2010年9月時扎克伯格給Newark的學校體系捐1億美元一樣。從很多方面來說，這筆捐贈都是慷慨的、奢侈的，但幾乎不能解決底層的結構性問題。扎克伯格捐贈的資金規模已經佔到該教育體系年度預算的1/10，但大部分都流到了昂貴的教育顧問和特許學校去了。就像Dale Russakoff 後來在《紐約客》所寫那樣，「幾十年的研究已經表明，家庭和社區的經歷對兒童學業成績的影響要比課堂教學大多了，」所以扎克伯格本來可以通過遊說大學醫療保健、政府資助的日托、基礎設施投資，或者終結毒品戰爭等來更多地幫助Newark的學生。或者他可以直接捐錢給健康中心、日托中心、食品銀行等。

但這些想法——提高稅收、把政府視為對人民負責的人，積极參与到明顯屬於黨派的問題——違背了現代富豪的信條。今天的大亨是慷慨的，但卻是「結果驅動」的。他們認為現有的制度是不得當的、低效的，所以把大量的幾年都投入到「創新性」解決方案當中，而這些解決方案總是會把公共服務變成了私有公司（比方說Amazon就在西雅圖贊助了一個無家可歸者的庇護所）。他們所無法忍受，或者根本就不知道的是，這些問題的答案很多已經在70多年前的戰後社會民主主義中被發現了：那就是享受公交、教育、醫療保健、住宅以及受雇的權利。

那些國家雖然也很繁榮，但並不是貝索斯之流的家，這一點可能不僅僅只是巧合。他們沒有像我們在美國那樣，能夠有幸品嘗到無拘無束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令人眼花繚亂的跌宕起伏。但如果你將私有財富與公共利益視為權衡取捨的話，那麼貝索斯 1300億美元的財富就是一種污穢。靠掠奪政府備用金建立起自己企業的貝索斯將會因為而企業家精神和饋贈（不管捐什麼）的慷慨而受到雙重讚美。就像19世紀的強盜貴族那樣，今天的技術巨頭向態度在景仰和怨恨之間左右為難、生活在拼搏與動蕩之中的公眾提供捐款，通過這樣來為自己的無節制而贖罪。不過在一個我們的院校體系搖搖欲墜的時代成長起來的經濟霸主，在目睹了政府經常無法贏得公眾的信任之後，他們不像Vanderbilt、卡內基等人那樣去創辦圖書館和大學也許會得到原諒。在新自由主義的可疑勝利之中，福利國家並不是唯一的意外事故——建設和維護公共領域的承諾也丟失了。這種普遍的危機感似乎還不足以喚醒這些超級富豪的政治意識。相反，貝索斯和他的公司僅僅提供給我們太空旅行的幻想，以及伴隨著成就而來的貪婪與無情的、千篇一律的童話故事。

編譯組出品。編輯:郝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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