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漢學 | 孔飛力：乾隆盛世 de 憂思？

原標題：海外漢學 | 孔飛力：乾隆盛世 de 憂思？

乾隆年間的中國，經濟確實是生氣勃勃。然而，它對社會意識有著怎樣的影響，卻是一個實際上未經探討的問題。社會傳播就是一個例子。密集的商業網路在十八世紀的全景中佔有重要地位，並幾乎使每個人都同某一市場有著固定的關係。關於各種地區性與全國性事件的消息見聞，也沿著連接各個村莊與各個市鎮的商路，隨著商品和外出旅行者流傳開去。那種在今天的中國作為對於由政府控制的新聞媒體的補充而顯得特別重要的「小道消息」，在帝制晚期便已經有了發展。而且，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中國各地的「小道」即便在那個時代便已同地區性和全國性的信息網路聯繫在一起。關於別的地方存在著什麼機會、或有著什麼危險的消息，是當時中國村民（更不必說城裡人了）的日常生活中須臾難離的。

我們最難以判斷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裡究竟意味著什麼。人們對於生活正向何種方向發生變化，是變好還是變壞，是變得更安全還是更不安全等問題的態度，同我們期待在經濟發展時會發生的情況，可能大相徑庭。從一個十八世紀中國普通老百姓的角度來看，商業的發展大概並不意味著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會變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著在一個充滿競爭並十分擁擠的社會中，他的生存空間更小了。商業與製造業的發展使得處於巨大壓力下的農村家庭能夠生存下去，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投入每個人的勞力。從歷史的眼光來看，當時經濟的生氣勃勃給我們以深刻印象；但對生活於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來說，活生生的現實則是這種在難以預料的環境中為生存所作的掙扎奮鬥。

談到十八世紀晚期的意識，又帶出了兩個更大的問題：第一，不管中國的經濟成長從絕對值來看給人以多麼深刻的印象，它是否能夠抵消中國人口的巨大增長？第二，存在於地區間的不平衡發展，又對人們關於自己生活安全的看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人口、物價與金錢

1748年稻米價格的猛漲向全國性的官僚機構敲響了警鐘並立即對民間的秩序產生了令人擔憂的影響。在蘇州和長江下游其他一些向來從上游進口稻米的城市發生了暴亂。然而，帝國各地的官員們對於米價上漲與人口壓力之間的關係，並非一無所知。陝西巡撫陳宏謀寫道，米價上漲的根源在於人口與土地之間比例的長期變動。「米價日增，原非一時頓長，實由生齒日繁。……各省沃土皆已開墾，山坡水濱，曠土尚多，但地氣淺薄，種一年，需歇一二年。」全漢昇：《乾隆十三年的米貴問題》，載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新亞研究所（香港）1972年版，第560頁。一位有經驗的官員汪輝祖曾就這些情況對他的家鄉蕭山（毗鄰杭州，二十年後將成為叫魂大恐慌爆發的地方）所產生的影響作過評論：「憶十餘歲時，米價斗九十，或一百文，間至一百二十六文，既訝其貴。乾隆十三年，價至一百六十文，草根樹皮具盡。地中產土如粉，人掘之以資生，名曰觀音粉，有食之死者。」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卷下），乾隆五十七年條，轉引自林滿紅：《貨幣與社會》，第294頁。

這不是一個短期性的問題；稻米價格在十八世紀的整個下半葉持續上漲。然而，它對地方社會的衝擊卻顯然因貨幣供應的增加而得到緩和。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起，中國業主開始在安南開採銀礦；同時，作為對中國貨幣的支付手段，墨西哥銀幣加速流入，擴大了白銀的供應量。根據一個權威性的估計，在1752—1800年間，中國的白銀供應量增加了大約二億七千四百萬墨西哥銀元。林滿紅：《貨幣與社會》，第267頁。然而，正如下表所示，白銀流入的急劇增加發生在進入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群聯出版社（上海）1958年版，第605頁。

年份白銀（盎司、兩）

1681—1690189，264

1691—1700139，833

1701—1710769，665

1711—17206，312，798

1721—17302，287，676

1731—17402，528，338

（乾隆統治始於1736年）

1741—1750642，000

1751—1760412，800

1761—17703，411，453

1771—17807，564，320

1781—179016，431，160

1791—18005，159，542

1801—181026，658，835

1811—18209，932，442

1821—1830（2，282，038）

1831—1833（9，922，712）

乾隆初年，白銀供給的減少可能使得要在人口增長的壓力面前維持生計變得更為困難。而白銀供給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突出增長，以及在整個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的力量聚集，又使得當時的人口雖十分密集，卻仍有可能出現繁榮。然而，由白銀所帶來的利益只是緩慢地滲入到地方社會中去。就長江下游而言，轉折點看來出現於1780年左右。至少，對這個關鍵性的地區來說，與質量有關的證據顯示，十八世紀為人稱道的「盛世」的開始不可能大大地早於這一時間。使我們了解到蕭山方面情況的汪輝祖寫道：「十餘年來，此（米價昂貴）為常，或斗二百錢，則以為賤矣……夏間，米一斗錢二百三四十文。往時米價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餓殍。今米常貴，而人尚樂生。」對此應作何解釋？汪輝祖認為，這是因為大約在1780年以後，通貨膨脹已不僅僅局限於人們對之很敏感的稻米價格，而是擴展到了所有的商品上：過去，稻米價格雖高，其他商品的價格卻不受影響，「今則魚蝦蔬菜無一不貴，故小販村農具可糊口」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卷下），乾隆五十九年條，轉引自林滿紅：《貨幣與社會》，第294頁。。對這種轉變的一種解釋，便是貨幣供應總量的增加。當每個人手裡都有更多錢時，商品出售者就可以對所有種類的商品都開出更高的價格了。林滿紅：《貨幣與社會》，第295頁。雖然證據尚不很多，但汪輝祖的記述為根據白銀供應的數據作出推斷提供了可信的地方性實例。

要更全面地理解十八世紀的經濟變化（尤其是人口增長和錢幣的較易獲得）怎樣決定人們對周圍社會環境的認識，必須要從事更多的研究。首先我們必須做到分期準確：是周圍發生的哪些變化使得人們意識到他們生活中的機會發生了變化？如果汪輝祖對於時間問題的感覺是對的，那麼，我們在1780年以後所看到的便不過是一段短暫的幸事。「盛世」的真正繁榮從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延伸到了十九世紀的頭五年（其時，世界性的白銀短缺降低了國外購買中國貨物的能力——而大約與此同時，鴉片的進口又導致了白銀的災難性外流，並造成了我們歷來將之與近代的開端聯繫在一起的全國性的心理沮喪）。雖然據彭信威的圖表（參見第44頁）所示，白銀輸入的負增長始於1821—1830年間，但這一數字（來自東印度公司的記錄）未將當時正勃勃發展的鴉片走私包括在內，因此，白銀的倒流也許在至少十年前便已開始了。如果情況正是這樣的話，叫魂危機恰恰發生在十八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貨幣供應的增長已開始緩解人口壓力的前夕。在長江下遊人口過於密集的地區，稻米的價格對普通平民百姓仍然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而在1768年，外部世界還只是剛剛開始在為中國人口的巨大增長支付賬單。

不平衡發展

如果說，就連高度發達的杭州地區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前亦已經歷了某種程度上的困難時期，那麼，偏僻的山區又如何呢？人們無需遠離已經商業化的中心地區，便可以看到赤貧、失業與秩序的混亂。距叫魂危機的發源地德清縣大約一百三十里處，恰恰是在長江下游的核心蘇杭地區的邊緣，兩個相互毗鄰的政區代表著兩種形成鮮明對照的情況。廣德是安徽省的一個州，坐落於距太湖西岸大約百里處。一個州可以被視為一個縣級單位，儘管在行政體制中，它的地位要稍微高一些。浙江安吉縣是廣德的東鄰，有水道與大運河相連，絲綢工業極為發達，甚至使桑蠶的養殖擴展到了該縣的山區各鄉。然而，除了長江下游各山區縣份所共有的人口流入現象以外，經濟發展卻繞過廣德而去。1739年，李姓知縣奏請皇上豁免當地的糧貢，以便將之用於補給當地的賑濟糧倉。他寫道：「竊照廣德一州，僻處萬山之中，與徽郡接壤，可耕之田無幾，兼以水少瀦匯，田皆瘠薄。而生長其地者，既無車牛服賈之人，又乏百工糊口之術，所賴存活惟望歲耳。休養日久，生齒浩繁，歲豐一年之收，僅支一年之食。上年偶值偏災，粥不敷。」《廣德州志》（1881年版），第50卷第13頁；《安吉縣誌》（1871年版），第8卷第29頁；韋思蒂（StevenCAverill）曾對進入江西的移民作過研究，這一過程看來與廣德及毗鄰地區的移民情況有相似之處，參見韋思蒂：《棚民與長江沿岸高地的開發》，載《近代中國》（ModernChina），第9卷第1期（1983年），第84—126頁。由於用於運輸的道路失修，難以及時從別處購來糧食。如果官方從當地購糧以充實賑濟糧倉，則會給當地人造成極大的困難。就在當年夏天，人們便曾因為洪水的威脅而陷入一片恐慌，並將穀物囤積儲藏起來。李知縣的結論是，在整個江南地區，沒有哪個政區在為民覓食上遇到了這麼大的困難。此外，我們還知道，儘管官方一再禁止，廣德溺殺女嬰的比例仍然高得異乎尋常。《廣德州志》（1881年版），第24卷第10頁。毫無疑問，奏請豁免稅收描繪了一幅極為嚴峻的圖畫。然而，正如本章以下將對乞丐的討論所揭示的那樣，一代人以後，在叫魂大恐慌爆發前夜發生的種種事件，又極為生動地證明了這幅圖畫有多麼精確。

這一長期遭受災害的地區是否與別處有特別的不同？雖然這可能是一個特別糟糕的個案，但廣德的生態環境卻並非獨一無二。層層疊疊的小山脈在北邊構成了一道長達五百餘里的屏障，處於丘陵地區的各縣東北起自太湖附近，西南抵達江西省界。頗有意思的是，社會史家們通過來自位於這一地區西南角的徽州商人在全國範圍內取得的成功，來說明清代的商業生活是何等生氣勃勃。然而，徽州本地的經濟，卻與我們剛剛作過描繪的廣德的情況非常相近：這裡地處丘陵，土地貧瘠，因沿海地區過於擁擠而離鄉背井的無地農民來這裡安身立命，這是一個相對來說尚未商業化的農業地區。在徽州，存在於那些長期定居此地、以務農為生的人們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一種近於農奴制的體系之上的，這同平原地區自由發展的農莊經濟形成了生動的對照。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特別參見第232—302頁。從整體上來說，由於受到將一直持續到下個世紀的移民浪潮的影響，這一地區的人口數目大大膨脹。1843年的一份報告提及，來自更為貧窮的浙江西南各府的流民，正大批湧入廣德—徽州的丘陵地區，成為生荒地上的「棚民」。許多流入此地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也許便如我們以下將要敘述的那樣，構成了那一大群在十八世紀的廣德四處遊盪的乞丐暴民。《大清會典事例》，第158卷第296頁。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名士汪士鐸曾作為難民生活於這一地區（徽州府績溪縣），他對當地的情況作過這些描述：長期貧困，人口過多，基本商品缺乏。儘管女嬰被溺殺的比例甚高，由於人們成婚的年齡極早（甚至達到了男子「三十即可為祖」的程度），人口增長仍在繼續。汪士鐸：《汪悔翁乙丙日記》，文海出版社（台灣）1967年重印本，第1冊第13頁，第2冊第10頁。他所記述的這個縣份，出口茶葉、木材製品，偶爾還出口貴金屬和鉛。但這裡的基本狀況卻是糟糕至極：「環縣皆山，力農者層累而上，尺耕而寸刈之。旱則憂槁，雨則憂沖。雖終歲勤勤而衣牛馬之衣，食犬顒之食。」《績溪縣誌》（1755年本），台北績溪同鄉會1963年版，第83頁。雖然績溪是地區性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正是由於核心地區的商業化發展，才使得績溪的少數出口商品有可能得到出售——但績溪及其周圍的地區卻同蘇州與杭州所處的那個世界形成了驚人的對照。當那些大都市受到困難時期的衝擊時，績溪一類的內地縣份又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呢？

在論述十八世紀的經濟時，沒有人能夠抹煞存在於中心地區與邊緣地區以及富庶的三角洲與貧瘠的山區之間的巨大差異。與經濟地圖上這一傾斜趨勢同時而來的則是人口的持續流動：移民與過客，商人與江湖騙子，僧人與進香者，扒手與乞丐，擁塞在十八世紀的道路上。人們外出旅行，有的是為了雄心勃勃的事業，有的是基於獻身精神，有的則是出於絕望與無奈。由旅行者彙集而成的人流，不能不對人們的意識發生影響。谷井俊仁在當時文人的筆記文章基礎上，就十八世紀旅行者們擁塞於中國道途的情況描繪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圖畫。他的主要觀點是，剪人髮辮者很容易地便可以四處走動，而官方要發現並抓住他們卻難上加難。參見谷井俊仁：《乾隆時期一樁影響廣泛的犯罪事件及國家的對應——關於割辮案的社會史素描》，載《史林》，第70卷第6期（1987年11月），第33—72頁。

向外部與下層的人口流動　

有關叫魂的懷疑都集中在流浪者身上，包括陌生人，沒有根基的人，來歷不明與目的不明的人，沒有社會關係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最有可能淪為暴民私刑和官府堂上刑罰受害者的，是和尚和乞丐。如果我們考慮到和尚其實也是一種乞丐，那就可以說，被懷疑從事叫魂的人都是乞丐。他們究竟從何而來？為什麼他們會使人產生恐懼？

人口增長與生態環境變化十八世紀期間，中國的人口大約翻了一番，從1700年的一億五千萬左右增加到了1794年的三億一千三百萬左右。何炳棣：《中國人口研究》，第278頁。何著仍是關於這一問題的標準權威之作。這一增長的前提，是中國發展出新的方式，或是開發出新的地區使得人們能生存下去。在這些方式中，包括從新世界引進的諸如玉米和甜薯一類的作物，從而使得山地也能為移居那裡的人提供生計。這還包括大規模的國內人口流動，尤其是人口向著因征服時期的內戰而人數銳減的四川地區遷徙。人口還移往處於長江與漢江流域的高地，移往滿洲，移往很大程度上仍由土著居民居住的台灣，以及移往海外。在中國各地，人們都在向上或向外移動。曾經長滿樹木的山丘被開發成為勃勃發展的甜薯和玉米農場，直至山地因水土流失而變得不可耕種。十八世紀期間，可耕種土地到底有多大擴展，還難以計量。但有人認為，直到1800年這種擴展仍在全國範圍內同人口增長保持著平衡。所有這一切，可以看作是人們意志與行為的成功，但同時也是生態環境的災難——因為，中國山地的泥土都漸漸地被沖刷到江河中去了。關於移民及其影響，參見何炳棣：《中國人口研究》，第6—8章。

我們應該把乾隆年間的商業看作是汲取不斷增長的勞動力的蓄水池。它使得只有小塊土地的家庭能通過出售家中婦女與孩童的手工作品而得以生存。但是，有足夠的證據表明，無論是商業的擴展還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個人都得到關照，總有一部分人會被完全排除在生產性經濟之外。他們的出路，並不在於向外遷徙，而是向社會的下層移動，淪為乞丐之類的社會下層階級。我們尚未掌握什麼可靠的方法，能夠對時值盛世而離鄉背井的人數及其背景情況作出精確的判斷。對當時人口進行登記的種種措施，並沒有將無家可歸者包括在內。過了一個世紀後，在十九世紀的經濟危機期間，不少觀察家理所當然地看到了有很多人四處流浪。相形之下，十八世紀看上去就像是黃金時代。十九世紀中葉清朝的安徽巡撫王植回憶道，他曾從自己直隸家鄉（保定府）的年長者那裡聽說，「往時，一鄉一集，其游惰之業者，率不過百人，眾皆非笑，無所容身。今（亦即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孔飛力所加註）則數百家之聚，數十人不等，習以為常」。轉引自彭澤益：《鴉片戰爭後十年間銀貴錢賤波動下中國經濟與階級關係》，載《歷史研究》，1961年第6期第63頁。這種情況，是由這一時期因白銀短缺而引起的經濟危機所造成的。然而，儘管對流浪人數的看法不同，早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社會便意識到流浪者存在的情況仍然使我感到驚奇。這個問題之所以特別令人感興趣，是因為，有著各種不同背景的流浪者——不管是僧道還是俗人——在妖術大恐慌中都成了被人懷疑的對象。在本書中，我使用「僧道」（clergy）或「僧道的」（clerical）這兩個詞，以避免使用「禮儀職事人員」（ritualspecialist）這個表達方式（儘管我有時也會使用它）。在帝制晚期的中國，大多數禮儀職事人員同西方神職人員的區別在於，他們不從屬於任何一個教會。他們也並不全都以從事禮儀活動作為一種「職業」或以此來排斥其他的各種追求。就那些從廣義上被認為是「佛教徒」的人而言，其中有很多新參加者居於佛門內外之間，並不是完全的佛門弟子，而且除非他們接受正式的剃度，大概也永遠不會成為真正的佛門弟子。大多數的「和尚」並不居住在規矩嚴密的正式的大寺廟中，而是住在地處普通社區、或位於普通社區附近的小廟中。至於大體上遵循道教傳統的「道士」們，他們的大多數既不以自己的全部時間從事這一活動，也不居住在任何一類道觀中。許多「和尚」與「道士」只在自己村中三教九流兼容並蓄的廟宇中從事職事活動，而並不從屬於專一的佛寺或道觀。總之，比起另一些人來，一些僧人道士所過生活受到的控制要嚴密得多。在人數甚少、素養甚高的僧道上層人士與廣大未受過多少訓練的「和尚道士」之間，差別是巨大的。在官方文件中，常用「僧」、「尼」或「道」等詞，來簡稱一大批形形色色、通過衣著、剃光了的頭以及行為舉止來表明自己從屬於某種主要宗教的人們。對官員們來說，他們不得不作出這樣的區分，而我們卻不能對此僅從字面上來看待。在舊中國，「僧道」與「俗人」之間的差別遠遠沒有西方「僧侶」與「平民」之間的差別那麼明顯。有關這個問題的一般性討論，請參見本書參考書目中普利普-繆勒（PripMller，Johannes）、施舟人（KristoferSchipper）、湯普森（LaurenceThompson）、華琛、尉遲酣（HolmesWelch）、武雅士（AuthurWolf）等人的著作。

下層道士僧人當妖術危機達到高潮的時候，一個名叫李英的年邁道士因涉嫌剪人髮辮而被直隸省當局逮捕，後來又被送往承德的夏宮，交由軍機處審理。《上諭檔方本》，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博恆）。李英招供如下：

我系定州人，定州座落在人口稠密的華北平原，位於北京西南三百餘里處。今年五十七歲，父母妻子已身故，一向在外傭工度日。於（乾隆）三十一年在房山縣做工後，因貧乏難過，發願出家，在黃蓮洞跟道士傅月砍柴挑水。傅月因廟中窮苦，不肯留住。有石堂寺僧人廣善，亦系定州人，修理廟宇，我遂往投他做工。

後來，李英又從別人處聽說了「立志修行，從不下山」的大道士王來水的名字。王來水的一個徒弟帶他去見師傅，可是王來水「因糧米短少，亦不肯留住」他。十天後，在下山的路上，李英跌傷了腿。「遇民人韓俊發扶我至村中，養活數月。今年二月腿好了，才出來募化度日。七月初七日，至小井地方，遇總督大人經過，我去觀看，即被拿獲。」軍機處的官員們將此案發還直隸，省當局對李英供詞中提及的所有廟宇道觀都進行了搜查，除找到了「佛道經典」外，並未發現藥品、符咒或妖術指南之類的東西。在李英故事中提到的每個人均被逮捕，帶往承德審訊。最後李英和其他人均被宣告無罪，釋放回家。

處於社會邊緣的下層和尚道士的人數到底有多少？四川省一位按察使曾指出，有越來越多的失業男女，未經削髮，便以「帶髮修行」為名，「潛居庵觀」。他們既非僧道又非俗人，在寺廟庵觀中過著地下生活，「勾引為匪，花消寺產」。《清實錄》，第790卷第10頁，乾隆三十二年閏七月十七日。我們可以將這種現象視為民眾的一種虛偽的宗教虔誠，也可以把這些人看作難以為當時經濟所吸納的多餘部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在關注安全問題的官員們看來，這些人都是一種威脅。當然，當時並沒有什麼可靠的手段來統計他們的人數。

最令人感到吃驚的是，儘管皇帝本人對於和尚道士深持懷疑，到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清政府那套用來對他們進行登記的體制已經殘破不堪。在一位經驗豐富的省級官員高晉（曾任兩江欽差總督）看來，政府中沒有什麼人在費心收集有關和尚道士的準確情報。高晉曾親自檢查過屬下一些縣的登記名冊，發現誤差甚大，不僅對僧道總人數未作統計，就連發放度牒的體制也已經停止運作。根據高晉的報告，因為無人認真執行有關僧人每收一個新徒弟（亦即每剃度一個人）都必須上報當局的規定，只有「十之二三」的僧人道士持有度牒。其結果令人吃驚，大批人冒充僧人道士，以至於「奸良莫辨」。這些人不僅「罔遵戒律，蔑棄清規」，而且「甚有異言邪術，煽惑愚民，干犯法紀，大為風俗人心之害」。這裡涉及到的一個問題是，處理這些報告的一般程序（報告經由省府轉送禮部，而不是省里的官員奏報皇帝），給地方官員留下了所有這一切不過是走走過場的印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一般程序是1674年根據弘曆的皇祖父康熙的詔令而設立起來的。通過將皇帝這個因素從這一程序中取消（亦即皇帝不再過問這些情報），也就意味著這整個體系已形同虛設。《硃批奏摺》，第864卷第6號，乾隆三十年八月十三日。

高晉的擔憂，同反映在《大清會典》中的官方對於僧道人員的普遍成見是相當一致的。然而，十八世紀中葉的情況是不是使這種焦慮變得更加迫切了呢？高晉寫道，「私行削髮」（亦即未在寺廟中經過正式的剃度儀式）、「漏造入冊」的流浪者如此眾多，如果將他們統統圈起並強迫他們回復世俗生活，就會使他們「失業無依」，造成極大的社會動蕩。高晉指示其下屬對沒有登記在冊的僧人道士進行徹底清查，列入名冊。然而，他奏報皇帝，這樣做還只是一種治標的措施。他提議，除奏報當年的人口及收成情況外，還應當恢復在年底向皇帝奏報當年在冊僧道人員的做法，從而使控制他們的努力多少具有一種緊迫性。弘曆反對這一意見。他硃批道：「此亦治標而非正本澄源之論。」（然而，究竟什麼是他的「正本澄源之論」，卻不甚清楚。）更何況，此事「此時更不可行」（弘曆顯然是擔心在反妖術運動正開始紮下根的時候，這會造成僧道人員中的混亂）。弘曆決定：「俟事後再講。」浙江省按察使曾日理也觀察到當時只有少數僧道持有度牒，因而提出了一個相似的建議，要求所有的僧道人員必須持有路照（《硃批奏摺》，第864卷第12號，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日）。同高晉的一樣，這一建議是來自省級官僚的一個典型的反應：比組織有力的偵緝來得更快、也更有利的，是通過通常的文案處理而把整個問題納入常規。對於這種反應，本書第九章將作進一步的分析。在這個社會環境中，有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人（就像「道士」李英那樣）因為生活無著而四處流浪。「僧道」生活顯然正將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吸引過來，去從事得到社會的認可（但未必得到官方批准）的乞討活動。

在官僚們的心目中，不管是什麼人，凡四處流浪的乞丐都是對於公共安全的一種威脅。那些居無定所、沒有家室的人也是無法納入控制的人。今天，在官方對於行乞者的態度中，仍然充滿著對於公共安全的關切以及道德上的說教。在此，我要感謝韓書瑞使我注意到了《中國日報》（ChinaDaily）一篇題為《乞丐對社會秩序構成威脅》的報道。根據這一報道，儘管乞丐人數有所下降，但據估計中國全國在1987年仍有67萬名乞丐，比起1979年，下降了37%。根據《人民日報》的報道，這些乞丐「擾亂了社會秩序，因而應當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在乞丐中，只有20%是因自然災害或家庭變故的原因而以乞討為生的。大多數人則把乞討視為賺錢的捷徑。還有人則或是為了逃學，或是為了逃避由父母包辦的婚姻。還有人是被家庭拋棄的精神病人……1987年，廣州市35%的乞丐是罪犯」。載1988年5月16日《中國日報》。當剪人髮辮的危機達到高潮的時候，湖北布政使閔鶚元在一份奏摺中寫道，過去對僧道人員登記在冊並加以控制的制度已不足以應付當前的情勢。《硃批奏摺》，第865卷第5號，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閔鶚元）。現在，成千上萬的遊方僧道（其中有些人同僧道只有極表面的關聯）已成為煽動叛亂和從事法外活動的可悲溫床，從而構成了一種新的威脅。通過法令而實施的控制，只是對那些定居一地並受當局管轄的僧道人員才有效力。而現在，數以千計的「遊方僧道」卻在法律不及之處流浪。他們「每托朝拜名山、訪求師友為詞，暮北朝南，行蹤莫測」。每當經過收留遊方僧道的寺院，他們便以「掛褡」為名，居住下來。「其中奸盜詐偽之徒，依草附水，偕影藏身。」每年，各省奉命查緝的人犯數以千計，但能夠捉拿歸案的只佔其中很小一部分。大多數被通緝的人犯都換上了僧道服裝，銷聲匿跡，遠遁外地。這就是為什麼「至如妖言妖書等重大案件，每案必有外來奸僧邪道主持，煽惑良由」。因為這些人居無定所，要追尋他們的蹤跡也就極為困難。

閔鶚元對於下層僧道人員的看法，表明了這樣一種意見：很多「僧人」和「道士」其實同僧道沒有任何關係，而只是披著僧人道士的袍服來逃避法律的制裁。雖然在剪辮大恐慌中被捕的大多數僧人道士並沒有經過正式程序入教，但他們中的很多人既非真正的僧道，又非假冒者，而是處於兩者之間的新近削髮者（對於他們的情況，我將在第五章中作進一步的探討）。不管怎麼說，他們更像是乞丐，而不是罪犯。他們中的有些人（如蕭山的巨成和定州的李英）是全家經歷悲劇後孤獨的倖存者。然而，從官方的觀點來看，任何人不受其控制的行動都帶有某種危險性。閔鶚元建議，朝廷應作出新的規定，禁止僧道人員投靠本人設籍處以外的寺廟道觀，也不準其外出時越出本人所屬寺廟道觀百里以外。如有觸犯，則地方官員可以將其逮捕，「究明有無犯事脫逃圖謀」。即便沒有發現犯罪情節，也要根據《大清律例》中那條奇妙的、涵蓋萬事的「不應，重」（不遵守法規為重罪）條款，對其罰以重杖，並「勒令還俗」。所有的寺廟道觀都必須將這些「雲遊僧道」驅逐回籍，並向官府具結保證本處不再收留這類人員（皇帝批註道：「此事可緩，知道了」）。然而，我並不知道閔鶚元的計劃最終是否獲得批准並得到了實行。

諸如此類的警告大大觸動了皇帝本來就敏感的神經。弘曆從來就對佛教僧人有著根深蒂固的懷疑（這同他對於佛教大事聲張的贊助是很不一致的）。這並不僅僅是因為和尚及他們的行動使得當局難以對之加以管束。正如弘曆本人在另一場合所表露的那樣，他的這種態度還反映了儒教對於那些「甘心剃髮為僧，並不顧父母妻子，則行蹤可疑」的人們所持有的更一般性的鄙視。《清實錄》，第813卷第15頁，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在這方面，僧人的情況與受人歧視的太監相似——太監為了飯碗的緣故，而摒棄了生養後代這一最重要的盡孝的義務。

如果說，閔鶚元關於四處流動的下層僧道人員的描述並不僅僅揭示了官方受到刺激的神經的話，那麼，對其作為清中葉一種社會現象的重要性應如何看待？有人會推測，到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人口的壓力已開始侵蝕很多地區平民家庭的經濟基礎。然而，我們所掌握的關於下層階級的資料是如此之少，以至於除了他們的赤貧狀態以外，我們對於他們的社會背景全然沒有系統性的了解。乞討作為應付饑荒的一種手段，以及遊方僧道作為乞丐的一類，當然都不是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才開始出現的現象。谷井俊仁引用了1721年孫家康遊記中關於窮人出家以求生存的記述。參見《乾隆時期一樁影響廣泛的犯罪事件及國家的對應》，第60頁。然而，對於妖術的恐懼並不是因為捲入其中的人數多少，而是由於人們對此的想像而產生的。閔鶚元以官方的常用習語所表達的，正是因那些無根無基的人們不受控制的流動而產生的焦慮。在一般民眾中，是否也存在著相似的焦慮？如果存在的話，那麼它極可能是通過與妖術恐懼有關的種種習語而表達出來的。在一般民眾中，可能正發生著這樣的情況：也許，因為有更多四處流動的陌生人出沒於自己的社區，人們對他們的恐懼才不斷增加；也許，不管四處流動的人數有多少，人們對他們的看法始終在發生變化；也許，兩種情況都存在。即便沒有這一類的社會變化，如同我在第五章中將要解釋的，在人口稠密的地區，人們對於陌生人的恐懼本來就是根深蒂固的。

平民乞丐幾乎所有寫到乞丐的人在開始時都要列舉他們的類型（瞎子，身體畸形的人，在市場上賣唱或賣藝的人，本地乞丐，以及隨季節變化而來的外地乞丐，等等）。他們具有一些看上去相當普遍的特徵（例如，只有乞丐才唱的曲調，或流落街頭的乞丐常用的「職業性哀號」，等等）。最後這條資料引自吉（NathanielGistGee）：《被社會遺棄的階級：關於中國乞丐的筆記》，北京領袖出版社1925年版。關於乞丐的類型，參見馬蒂農（JeanJacquesMatignon）：《北京的乞丐》，載《中國的迷信，罪行與貧困》（Superstition，Crime，etmisèreenChina），里昂1902年版，第207—246頁；徐珂：《清稗類鈔》，中華書局1986年重印本，第5473頁。現在已很清楚，到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僧道人員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實就是形形色色的乞丐。不管官方對此如何加以反對，以僧道的衣衫舉止在外行乞，是人們所熟悉的，甚至還為民眾所尊重。一位十八世紀的觀察者指出，那些鄙視一般乞丐，連一個銅板都不會給他們的富人，卻會把自己兜里的每個銅板都扔進乞僧的碗中，以便為來世積德。「仙舫」對蒲松齡的評語，見張友鶴輯校：《聊齋志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31—132頁。毫無疑問，一般乞丐的身上有著僧道人員所沒有的某些特徵。僅僅是他們的外表（例如，骯髒得令人生厭，頭髮板結，衣衫襤褸，等等）便與通常身著袍服的僧人形成了對照。沙學漢（DavidCSchak）：《中國乞丐「窩」：一個下層社區的貧困與流動》（AChineseBeggarsen：PovertyandMobilityinanUnderclassCommunity），匹茲堡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頁。即便如此，在大眾的心目中，僧人與一般乞丐之間的區別並非一清二楚。北京人很久以來便習慣於將一般乞丐叫做「叫化子」，這種叫法便是來自於「募化」一詞——指的是佛教僧人宗教性的募化乞討活動。徐珂：《清稗類鈔》，第5475頁。在種種為乞丐特有並通常扮演的角色中，和尚也許是最能為人所接受的一種。我們或許可以將這些角色看作是在十八世紀已經很好地建立起來的某種社會模板，每當時勢變得艱難的時候，越來越多的人便能夠將自己依附上去。這種模板仍然保有塑造改變人們行為的力量，這也許正反映了十八世紀狀況的實質：那些被清代社會的經濟壓力擠壓出來的人們，在社會符號的領域裡，仍然能夠找到可為人接受的通向生存之路。在後來的那個社會走向崩潰的時代，人們將會發現，在大眾一貧如洗所產生的壓力之下，這種模板也開始破裂了。

從一個世紀或更久以後沒有標明日期的那些資料來看（這些資料在民俗學家徐珂極有價值的關於清代逸聞及社會掌故的集子中可以看到），乞丐在各地社會種種不同的生態環境中，已經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些人為縣府服役擔任遞送令狀的差使。有些人的角色隨季節而變：從安徽北部來的行乞者每年冬天（亦即村裡的農閑季節）都要在江浙兩省邊界上的小城鎮集中，整個冬天都以乞討為生，到春天再回家鄉。這些人看來是普通的農民，他們無法在兩季收成之間找到活計生存下去。徐珂：《清稗類鈔》，第5475頁。那麼，就理解十八世紀情況的需要而言，徐珂提供的信息又有多大的幫助呢（這些信息中的很大一部分肯定是來自十九世紀後期或更晚的時候）？儘管一個世紀後的經濟狀況更為惡化，人口過密以及社會解體的情況也更加嚴重，但當時人們對於下層僧道階級發展的種種看法，至少能使我們不會放過十八世紀中葉流動人口實際增長的證據。

有關清代外向性移民的討論，很大程度上都集中於人們向人口密度相對來說不高的邊遠地區與海外的移動。由於這是一個地方官員所必須處理的問題，也由於國家有時會對此予以鼓勵，這種外向性移民在帝國的檔案文件中有著很完善的記載。然而，要對人口向下移動的情況——即對人們被迫拋棄固定職業而四處漂泊乞討的情況——作出判斷，就要困難得多。當行乞者變得失去秩序時，這個問題偶爾也會在文獻資料中有所反映：在前文提及的廣德山區中，到1767年，乾隆中期的「盛世」孕育了一幫「丐匪」，他們出沒於這一地區，以武力強取豪奪，並以棍棒石塊與捕役交鋒。後來，當這些乞丐被抓到時，才發現，其中有十人先前曾因同樣的案由在鄰近的徽州與休寧被捕過，但他們只是挨了一頓打，然後便被釋放了。這一次，弘曆下詔給他們以更為嚴厲的懲處。然而，他卻完全沒有提及廣德經濟上的問題。《清實錄》，第787卷第2頁，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妖術、敵意與焦慮

雖然上述信息具有啟發意義，但我們並不能因此便斷定，到了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經濟已將大量人口擠入一個不斷擴大的下層階級。然而，有更多的證據表明，人們的觀念是起作用的：在妖術恐慌發生的前後，司法記錄中出現了一些關於民眾敵視乞丐的案子，頗能夠引人聯想。在一件案子里，一個姓黃的乞丐到一家姓黃的家門口乞討（兩人或屬同宗，但並非五服之內）。黃家人讓他以後再來。乞丐已是飢腸轆轆，便一面怒吼，一面試圖擠進門去。黃家人便用粗木棍打他，把他打死了。在另一件案子里，當一群鄰人正散坐著吃喝時，三個乞丐走來同他們搭話。他們得到了一小捧吃食，卻大聲抱怨說東西太少，並把討飯碗摔碎了。這群鄰人便攻打他們，結果，兩人逃走，一人被打死。兩個案子中的殺人者均判為絞監候（對於殺人罪一般都作此判決）。《刑科史書》，第2773卷，乾隆三十四年五月三日和四日。第一件案子發生於廣西，第二件發生於山西。如果有辦法證明，這種導致殺人的敵意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長，那就可能說明，或者是下層階級正越來越侵入社區生活，或者是人們對於赤貧者的責任感正不斷削弱並變得更為模糊。這一研究將需要對保存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刑部編年記錄《刑科史書》進行大規模的縱向分析。只通過較少的研究便已證明，美國社會對於乞丐的敵意正在上升。考慮一下這個1988年發生於紐約市的故事：「在過去一年裡，街頭行乞者的數目增加了好幾倍，其行乞方法也越來越變得咄咄逼人、甚至嚇人。」一個紐約人承認，乞丐們「為我殺人的想像力提供了新的目標」。甚至連那些習慣上對乞丐不予理會的沒有同情心的城裡人，也在「付出某種心理上的代價……內心發生著一場小型爭鬥，有時並外露而成為憤怒」。見布特菲爾德（FoxButterfield）：《紐約人因街頭有太多乞丐而憤怒》，載《紐約時報》（NewYorkTimes），1988年7月29日，第1版。

我們能否以種種社會的或經濟的焦慮為理由，來解釋人們對於妖術的恐懼？有人曾作過這方面的嘗試，但我對之並不感到滿意。有關「焦慮」的一種新近的解釋，參見列瓦克（BrianPLevack）：《歐洲近代早期對巫師的迫害》（TheWitch?HuntinEarlyModernEurope），朗曼出版公司（倫敦）1987年版，第140—142頁。不管事實本身多麼清楚（對於妖術的恐懼，社會中的緊張，等等），但關於它們之間的聯繫，一般來說卻是既不能證明，也不能否定的。我當然會樂於宣稱，十八世紀的中國人之所以害怕妖術，是因為他們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圍種種看不見的趨勢的威脅（也許是人口的過度增長，或者是擔心市場力量上下浮動的影響力會「偷走」他們的生計）。然而，這樣的說法儘管迷人，卻永遠無法得到證明。但清楚的是，一些晦暗不明的觀念會伴隨盛世應運而生：它們也許並不涉及經濟發展對於生存的無形威脅，但卻可以肯定，它們把四處遊盪的陌生人視為危險。隨著叫魂故事的逐步展開，我們將會看到，某些人對於妖術的恐懼很明顯地是與他們的社會經歷有聯繫的。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對國家政治領域中種種有關十八世紀生活的晦暗不明的觀念進行探討。

本文摘自《叫魂》，孔飛力著，三聯書店，2012年

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1933年9月9日~2016年2月11日），出生於英國倫敦。1950年，畢業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威爾遜（Woodraw Wilson)高級中學，同年考入哈佛大學。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歷史講座教授、東亞文明與語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史、政治史著稱。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孔飛力轉向海外華人移民史研究。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

北京時間2016年2月11日，孔飛力逝世，享年8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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