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秦漢史》：研究秦漢史的最基本參考之一

原標題：呂思勉《秦漢史》：研究秦漢史的最基本參考之一

中華現代學術名著200種之第12種

史學大家呂思勉(1884—1957)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是一位具有標誌意義的重要人物。

呂思勉先生的部分著作

呂思勉著作等身。他的論著包括：兩部中國通史，即《白話本國史》(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呂著中國通史》(上冊，開明書店1940年版；下冊，開明書店1945年版)；四部斷代史，即《先秦史》(開明書店1941年版)、《秦漢史》(開明書店1947年版)、《兩晉南北朝史》(開明書店1948年版)、《隋唐五代史》(開明書店1948年版)；五部專史，即《中國國體制度小史》、《中國政體制度小史》、《中國宗族制度小史》、《中國婚姻制度小史》、《中國階級制度小史》(上海中山書局1929年版，上海龍虎書局1936年版)，後除《中國階級制度小史》以外的四種收入《中國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版)。

呂思勉畫像

《理學綱要》(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宋代文學》(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先秦學術概論》(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中國民族史》(世界書局1934年版)、《中國民族演進史》(上海亞細亞書局1935年版)等，也可以看作專史。

呂思勉就史學方法的探討，也見於專著《史通評要》(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歷史研究法》(永祥印書館1945年版)等。關於史學研究工具的研究，他又著有《中國文字變遷考》(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章句考》(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字例略說》(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等。呂思勉史學論著的豐收，是以他超乎尋常的勤勉耕耘為條件的。

據楊寬回憶，「呂先生從二十一歲起，就決心獻身於祖國的學術事業，以閱讀《二十四史》為日課，寫作讀史札記，這樣孜孜不倦地五十年如一日，先後把《二十四史》反覆閱讀了三遍。所作讀史札記，著重綜合研究，講究融會貫通。他之所以能夠不斷寫出有系統、有分量、有見解的歷史著作，首先得力於這種踏實而深厚的基本功」(楊寬：《呂思勉史學論著前言》，《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版)。這樣的「基本功」，沒有多少學者能夠具備。

《二十四史》

在呂思勉諸多史學論著之中，《秦漢史》是斷代史中最值得推重的一部。《秦漢史》也是能夠集中體現這位卓越的史學家的科學精神的著作。對於呂思勉《秦漢史》的學術價值，楊寬在《呂思勉史學論著前言》中有一段精彩的概括，我們不妨引錄在這裡：「《秦漢史》是與《先秦史》互相銜接而又獨立成書的。由於作者對《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所下的工夫很深，對於這個時期各方面歷史的敘述和分析，十分紮實而有條理。作者認為這段時期內，就社會組織來說，新莽和東漢之間是一個大界線，從此豪強大族勢力不斷成長，封建依附關係進一步加強，終於導致出現長期割據分裂的局面。」

楊寬還總結道：「此書把兩漢政治歷史分成十一個段落，既作了全面的有系統的敘述，又能抓住重點作比較詳盡的闡釋。對於社會經濟部分，敘述全面而又深入。作者根據當時社會的特點，把豪強、奴客、門生、部曲、遊俠作了重點的探討。同時又重視由於社會組織的變化而產生的社會特殊風氣，對於『秦漢時的君臣之義』、『士大夫風氣變遷』，都列有專節說明。對於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部分，分成許多章節作了細緻的論述，其中不乏創見。作者認為神仙家求不死之方，非盡虛幻，不少部分與醫學關係密切，諸如服餌之法、導引之術、五禽之戲，都有延年益壽的功效。至於道教的起源，當與附會黃老的神仙家、巫術家有關，當時分成兩派流傳：一派與士大夫結交，如于吉之流；一派流傳民間，如張角的太平道和張修的五斗米道，兩派宗旨不同而信奉之神沒有差別，道教正是由於這兩派的交錯發展而形成。」(《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頁至第6頁)

所謂「把兩漢政治歷史分成十一個段落」，應是指《秦漢史》全書在「總論」之後就政治史的脈絡按照年代先後分列十一章，即第二章《秦代事迹》、第三章《秦漢興亡》、第四章《漢初事迹》、第五章《漢中葉事迹》、第六章《漢末事迹》、第七章《新室始末》、第八章《後漢之興》、第九章《後漢盛世》、第十章《後漢衰亂》、第十一章《後漢亂亡》、第十二章《三國始末》。

這樣看來，首先，呂著《秦漢史》其實並非如楊寬所概括，是「把兩漢政治歷史分成十一個段落」，而是「把秦漢政治歷史分成十一個段落」。其次，是將「三國始末」放置在「秦漢史」的框架之中。前者可以說是楊寬的小小疏誤，後者則是值得上古史研究者注意的史學架構設計。在東漢末年的社會大動亂中，曹操集團、劉備集團和孫權集團逐步擴張自己的實力，各自翦滅異己，逐步在局部地域實現了相對的安定，形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

三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一般所說的三國時期，自公元220年曹丕黃初元年起，到西晉滅吳，即吳末帝孫晧天紀四年(280年)，前後計60年。

三國時期的歷史雖然相對比較短暫，可是對於後來政治、軍事史的影響卻十分深遠。

三國時期，文化節奏比較急迅，民族精神中的英雄主義得到空前的高揚，東漢以來比較低沉的歷史基調迅速轉而高亢。

同時，各種政治主張和政治智謀也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得以實踐。三國史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三國歷史人物和三國歷史事件在後世幾乎為社會各色人物所熟知。歷史知識在民間的普及達到這種程度，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將三國史置於秦漢史之中進行敘述和總結，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呂思勉的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和他在《秦漢史》中提出的如下認識有關。他說：「以民族關係論，兩漢、魏、晉之間，亦當畫為一大界。自漢以前，為我族征服異族之世，自晉以後，則轉為異族所征服矣。蓋文明之範圍，恆漸擴而大，而社會之病狀，亦漸漬而深。」(本書第4頁)於是秦漢史的歷史敘述，至於「三國始末」之「孫吳之亡」(本書第424頁至第481頁)，隨後一節，即「三國時四裔情形」(本書第482頁至第492頁)以與「轉為異族所征服」的歷史相銜接。

近年史學論著中採取將秦漢與三國並為一個歷史階段，在魏晉之間「畫為一大界」這種處置方式的，有張豈之主編《中國歷史》中的第二卷《秦漢魏晉南北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又題《秦漢魏晉南北朝史》(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6月版)。青年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批註》中這樣談到人們的歷史感覺：「吾人攬〈覽〉史時，恆讚歎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頁)

讀「戰國之時」的歷史，自然會關注秦的統一戰爭這條主線。而「三國競爭之時」本來即起始於漢末，如果併入漢史一同敘述，則許多人共同熟悉並深心「讚歎」的「事態百變，人才輩出」的上述四個歷史階段，都歸入秦漢史的範疇了。

按照呂思勉《秦漢史》的說法，即：「戰國之世，我與騎寇爭，尚不甚烈，秦以後則不然矣。秦、漢之世，蓋我恃役物之力之優，以戰勝異族，自晉以後，則因社會之病狀日深，而轉為異族所征服者也。」(本書第4頁)這是從民族史和戰爭史的角度，指出了秦漢歷史的時代特徵，「社會」問題亦已涉及，而戰國時期和三國時期均被概括到了這一歷史階段之內。

呂思勉《秦漢史》第一章《總論》開頭就寫道：「自來治史學者，莫不以周、秦之間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會組織言，實當以新、漢之間為一大界。」(本書第1頁)這其實是十分重要的發現。兩漢之際發生的歷史變化，除社會結構外，政治形式和文化風格也都十分明顯。

不過，對於這一歷史「大界」的說明，呂思勉《秦漢史》並沒有揭示得十分透徹。就此課題進行接續性的工作，顯然是必要的。可惜至今尚少有學者就此進行認真的探討。呂思勉對社會生活情景研究的重視，實現了積極的學術引導作用。

他在《秦漢史》中於討論「秦漢時人民生計情形」之外，專有一章論述「秦漢時人民生活」，分別就「飲食」、「倉儲漕運糴糶」、「衣服」、「宮室」、「葬埋」、「交通」，考察了秦漢時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宮室」一節，是說平民之居的，甚至「瓜牛廬」和「山居之民」、「以石為室」者。大體說來，已經涉及衣食住行的各種條件。而「葬埋」是死後生活條件的安排，當時人們是十分重視的，研究者自然不應當忽略。

已經有學者指出，「重視反映社會生活方式的演變史」，是呂思勉歷史著述的「一個顯著優點」，「而這些正是現在通行的斷代史著作中缺少的部分」。(王玉波：《要重視生活方式演變的研究——讀呂思勉史著有感》，《光明日報》1984年5月2日《史學》)值得欣慰的是，現今一些學者的辛勤努力，已經使得我們對秦漢時期社會生活史的認識逐漸充實，日益深化。劉增貴《漢代婚姻制度》(華世出版社1980年版)，彭衛《漢代婚姻形態》(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彭衛《中國飲食史》第六編《秦漢時期的飲食》(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彭衛、楊振紅《中國風俗通史·秦漢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等論著的問世，標誌著秦漢社會生活方式研究的顯著進步。而呂思勉《秦漢史》作為先行者的功績，當然是後學們不會忘記的。

我們還看到，呂思勉《秦漢史》中「交通」一節及「倉儲漕運糴糶」一節中有關「漕運」的內容，篇幅達到一萬四千字左右，是為空前的對秦漢交通的集中論述。這在中國交通史的學術史上是應當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的。

有學者總結說，「呂先生的中國通史(包括斷代史)著作是全部著作中的最巨大工程」。這一工作，「把他早期的想法《新史抄》逐步擴大和充實。所謂《新史抄》，其實也是自謙之辭」，「呂先生說的『抄』，是說寫的歷史都是有『根據』的，不是『無稽之談』，也非轉輾抄襲，照樣有獨到之功的」。他自以為「性好考證」，「讀史札記是他歷年讀史的心得」。

除了繼承乾嘉學者重視文獻學功夫的傳統之外，「呂先生的讀史札記還重視社會經濟、少數民族歷史和學術文化方面的各種問題。因此，他既繼承了清代考據學的遺產，同時又突破乾嘉學者逃避政治現實，為考證而考證的束縛」。論者還指出，「寫在『五四』以前的《白話本國史》，在第一編『上古史』中三次公開提到馬克思和他的唯物史觀與《資本論》，並說春秋戰國時代社會階級的變化，很可以同馬克思的歷史觀互相發明」。「從這一點來說，呂先生接受新思想的態度是很積極的，是跟著時代的腳步前進的。」

《呂著中國通史》抗日戰爭時期出版於日本人佔領的上海，呂思勉在書中「是有寄託的」，他說：「頗希望讀了的人，對於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化現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現狀之所以然；對於前途，可以豫加推測；因而對於我們的行為，有所啟示。」這部中國通史最後引用梁任公譯英國文豪拜倫的詩作作為全書總結：「如此好山河，也應有自由回照。……難道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胡嘉：《呂誠之先生的史學著作》，《蒿廬問學記》，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44頁至第46頁，第50頁)回顧悠久歷史亦期盼「自由回照」，也是今天的治史者和所有關心中國歷史文化的人們的共同心愿。

黃永年回憶呂思勉時寫道：「呂先生究竟對《二十四史》通讀過幾遍，有人說三遍，我又聽人說是七遍，當年不便當面問呂先生……。但我曾試算過一筆賬，寫斷代史時看一遍，之前硃筆校讀算一遍，而能如此作校讀事先只看一遍恐怕還不可能，則至少應有四遍或四遍以上。這種硬功夫即使畢生致力讀古籍的乾嘉學者中恐怕也是少見的。」(黃永年：《回憶我的老師呂誠之先生》，《學林漫錄》四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

《二十四史》通讀七遍、四遍或者三遍，今天的學者似乎已經難以做到或者說也確實沒有大家都這樣做的必要了。但是支撐這種「硬功夫」、這種「踏實而深厚的基本功」的內心的學術理想和科學精神，確是我們必須繼承的。而就研究秦漢史而言，無論有怎樣先進的電子圖書檢索手段可以利用，認真地通讀「前四史」，仍然是無論如何必須具備的「基本功」。要取得秦漢史研究的新收穫，要推出「有系統、有分量、有見解的」秦漢史學術論著，應當說「首先得力於」這一條件。這是我要對願意學習秦漢史的青年朋友們說的一句誠心的話。

《秦漢史》

呂思勉斷代史中最值得推重的一部

研究秦漢史的最基本參考之一

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經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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