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劍》背後的袁崇煥：是誤國罪人，還是被毀的長城？

文史 03-23

原標題：《碧血劍》背後的袁崇煥：是誤國罪人，還是被毀的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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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歷史上袁崇煥是否有子，尚存爭議。按《明史》，「崇煥無子」，但《清史稿·富明阿傳》則有不同說法。究竟何者為真相，還需學者分辨。

金庸先生作為「20後」，親歷階級矛盾與外敵入侵併起的戰亂時代，並於1948年移居香港。而《碧血劍》中，袁承志最終也選擇避居荒島做「化外之民」，遠離了戰火紛飛、明清鼎革之際的中土。

晚明亂局一發不可收拾，離不開明帝國糟糕的軍政措施。在此筆者想「紙上談兵」，聊聊明末，尤其是遼東的軍事。

從萬曆末年，歷經泰昌、天啟和崇禎，遼東局勢整體是越來越差，雖然有局部戰役勝利，但整體局勢是一直在走下坡路。

為什麼造成這樣的結果，恐怕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來自於明末士大夫的心態。除了極少數實幹者，朝中士大夫普遍不能擺正心態，正確認識崛起中的後金勢力。簡單說就是明朝官員壓根看不起後金，不能正視後金的軍事實力。

因為你是夷，我是華，所以不管輸多少回，輸成什麼樣我也要跟你打，把你徹底從地球上抹去，任何想要和後金和談的都是賣國賊、漢奸。如果國內局勢太平，興許還禁得起這麼「折騰」；國內連年大災，赤野千里、民變四起，此時的遼東就是一個黑洞，朝廷不停地在往裡面填人、填錢。那麼人和錢從哪兒來呢？顯然還是要從中原內地徵調，增加人民的負擔。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孫子兵法》，開篇便是這麼一句重要的話。而在明末士大夫的眼裡，打仗彷彿變成了兒戲，沒事就可以從國內斂斂十幾萬人、幾百個武將就出去打，全軍覆沒之後下回再來。總是輕啟戰端，卻又不重視戰爭，不好好打仗，豈有不輸的道理？

如果從制度層面來看，軍政、軍令都集中於文官手中，一旦這個被指定的文官不會打仗、沒打過仗，結局可能就不會太好。打仗不是僅僅帶一幫人到前線砍人去那麼簡單，複雜程度和難度是臨時指定的文官難以承擔的。比如萬曆四十七年的薩爾滸大戰，朝廷派曾經在朝鮮抗倭吃過敗仗的楊鎬擔任總指揮，指揮四個總兵作戰，導致了最終的大敗。

於是，連綿不斷的戰火消耗著帝國的國力，遼東沒填上坑，中原也成了窟窿，「民有偕亡之志」，陝地群雄並起。然而面對農民起義，明廷君臣還在犯同樣的錯誤。我是天子，你是賊，我就是要「剿賊」，哪怕他大順軍勢如破竹，哪怕我明知道南遷可以續命。一而再再而三，拘泥於「夷夏」「君臣」觀念和顏面，罔顧實際情況，最終身死國滅，又去怪誰？

曆數明末像孫承宗、袁崇煥、洪承疇、盧象昇和孫傳庭這樣少數幾個很能打的文官，卻是「偏差的倖存者」，而更多的則是像楊鎬、袁應泰、王化貞和楊嗣昌這樣不會帶兵打仗的文官。外行指揮內行，讓整個大明帝國最終滑向深淵。

參考資料

《明史》、《崇禎實錄》、談遷《國榷》、閻崇年《袁崇煥傳》、樊樹志《晚明史》、曾磊《論清朝對袁崇煥的歷史評價》、劉伯涵《袁崇煥與孫承宗》。

歷史遺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