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人類學博士有多難找工作？

【編者按】

在美國，文科畢業生很難找工作，這是眾所周知卻又心照不宣的事實。到底有多難找工作？為什麼難以找到工作？很少有相關的研究文章。在最新一期的《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由美國人類學協會主辦）雜誌上，刊登了一篇名為「美國人類學研究的危險性」（Academic Precarity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的文章，兩位作者——大衛·普拉策和安妮·阿里森——通過大量的調查，探討了美國文化人類學專業博士在就業市場上的困境。

對90%的文化人類學專業的研究生來說，他們的職業目標都是擁有終生教職，並會為其努力奮鬥。但不幸的是，在整個美國，這種職位的空缺極少；2016年，只有不到90個教職崗位；截至撰文前，2017年的空缺教職也只有55個。與此同時，據我們推測，只有16%至21%的博士生能在畢業五年內獲得終生教職，哪怕只是在任意一個學院中，可見該職位的稀缺與競爭之激烈。但獲得終生教職仍然是大多數文化人類學研究生志之所向，他們的導師也希望他們致力於學術研究，並鼓勵他們堅持信念、克服困難，以獲得教職為職業目標，尤其是在該領域前沿的名校。

其實，人類學的研究生教育體系，無論是在課程設置、學科方法或教學指導方面，其目標都是培養學者或人類學專業的田野工作者，至少，也是能通過學界嘉獎、知名出版機構的論文及專著證明其學術能力的教師。總而言之，培養目標是終生教職一類的職位。然而，這種雄心壯志的理想對面，是極為不確定的現實，由此也引發了我們的思考：如果說多達80%的人類學研究生最終無法獲得一份教職工作，為什麼人類學的博士課程幾乎專門培養學術型人才，卻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是個問題呢？

更多問題接踵而來：從教學上看，持續接收新研究生，並將他們培養為學術型人才，卻只有極少人能獲得相應的教職崗位，這是否是道德的？人類學的教職工和畢業生們如何理解就業市場上如此普遍的「失敗」呢？在漫長而艱苦的人類學訓練期間，學生們如何處理未來職業的不確定性？再者，由於職業培訓模式的可行性變得越來越不穩定，是否會有什麼新的模式將其取代？

源起：關於這個問題的對話太少了

筆者二人一直在致力於研究這些問題，雖然各自的出發點和立場完全不同。

大衛·普拉策（David Platzer），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編者註：世界知名的私立大學，美國第一所研究型大學）的人類學博士研究生，在撰寫畢業論文的最後階段，他沒能通過學術界的首次求職考試。而他通過大學朋友的聯繫，在Adobe公司實習過一段時間，於是接受了Adobe公司的體驗研究員工作。在工作的過程中，他驚奇地發現，自己喜歡這份工作，在其中感受到了與同事協作的愉悅，這種合作氛圍中也帶著一種學術精神。同時他擁有了一份穩定的收入和慷慨的公司福利，這與他之前在研究生學院的緊張情緒形成了鮮明對比。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一直都想繼續尋求教職崗位。

我們的另一位作者，安妮·阿里森（Anne Allison），杜克大學（編者註：世界頂級的研究型大學）文化人類學系的資深教授，也剛好是大衛的母親，她長期都在處理自己學生面臨就業市場時的困境。同時，她在一個關注人類學博士「就業困境」的部門工作，這個部門的教職人員都感受到了該問題的緊迫並積極討論。在安妮看來，雖然她十分清楚人類學博士生在學術界就業的不確定性，並且她自己也經歷了一段焦慮且艱難的任期過程才獲得杜克大學這份終生教職，但她非常疑惑——雖然她自己也會建議學生去嘗試在非學術領域就業——為什麼自己的孩子會匆忙去從事非學術領域的工作，放棄申請博士後或訪學教授的職位呢？通過近距離觀察大衛的經歷，安妮更好地了解了與文化人類學領域相關的勞動力狀態。這個過程使她意識到，我們不僅需要更充分地認識學院外的就業途徑，還需要考慮，人類學學科難以預料的職業理想可能給受其培訓的人帶來不利影響。

而在公眾討論中，關於這個問題的對話太少了。於是我們決定與人交談，試圖討論，在只有極少人能實現職業目標的現狀之下，為什麼人類學學科的這種成功標準（即獲得終身教職），得以存續——雖然這其實看起來很正常。正如一個世紀以前，馬克斯·韋伯在分析資本主義精神如何侵襲大學系統時所指出的那樣，這是一種固有的緊張關係，與學術行業的職業使命及經驗是不一致的。

為此，我們從職業定位和工作兩個方面研究人類學家的專業訓練及後來的就業問題。我們對大約50名本研究的參與者進行了短時間訪談，他們中有人類學的終身教員、博士生、在讀研究生（即還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和幾位AAA（美國人類學協會）的工作人員，訪談時間通常持續在30分鐘至幾個小時。

僧多粥少：我們是不是培養了過量的博士？

很多教職人員與我們交談時表示，在他們的經驗中，追求人類學的終身教職一直是個不確定的目標。許多學生都被警告過，他們中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能有運氣獲得任職。很多人都將他們獲得穩定教職歸於運氣：一位終身教授將自己的成功完全歸因於偶然，因為他所做的研究，包括田野地點和論文主題，都恰好滿足了職位要求，才使他獲得了這個已任職15年的職位；另一位終身教授曾提交了200份職位申請，而只接受了兩次面試，其中一次就是他現在這份已經持續25年的工作；三分之一的教員都是從一所小型文科大學開始教書，再逐漸被調到一所R1大學（研究型大學），這種任職軌跡也需要運氣。從這些例子中我們不難看出，無論獲得哪種終生教職，從來都不是一件確定的事情。而在專業訓練、田野工作和論文寫作的過程中，學生們在求職和經濟上的風險一直都存在。

其實，即使職位緊缺並不新鮮，AAA的數據顯示，如今就業市場也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嚴峻。從總體趨勢上看，招聘人數大幅減少，2015年只招聘459人，低於2007年的631人（請注意，這些數字並未按子領域細分，包括訪學教員、其它有可能的教職以及終身教授等職位）。與此同時，實際上高校生產的博士生數量卻增加了：2015年有558個，而2007年是507個。

美國人類學協會統計的2007-2016年教職與博士畢業生數據

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博士正在進入就業市場，與我們談話的大多數人卻並不知曉現狀的殘酷——儘管他們能意識到獲得人類學的終生教職是很難的，但大多數人並不知道過去十年中畢業生就業情況的具體數據。許多人表示他們希望能獲得這些信息，或者打算在未來某個時候去收集這些信息，但實際上，這些信息的缺失讓大多數人對擁有終生教職一事的思考都很模糊。也就是說，大家都承認就業市場很困難，卻沒人對這個問題進行更具體的說明。相比之下，在應用類碩士項目中，就業統計數字在其教學部門觸手可及，並且表現出很高的就業率。統計就業數據也是教學部門的核心責任。

目前，當被問及本專業的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表現如何，以及我們推測的就業數字「16%-21%」這個比率是否能引起共鳴時，只有一半的受訪者表示，這一比率從直覺上講是正確的，或者略高，另一半的人給出了稍微好一點的數據，不過這通常是因為他們自己所在的院系排名很靠前。

然而，即使在前沿院系中，教師們也意識到學生認為就業形勢非常不穩定，很有危機感。事實上，許多教師都描述了研究生們有就業壓力的意識，以及他們對於如何應對的無力感。有幾位教師直言不諱地表示，自己根本沒有接受過就業諮詢的培訓，甚至沒有在學術界之外工作過。「坦白說，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一位名校的終身教授說，「我們很多優秀的學生都沒有找到工作，我們也不知道如何幫助他們。」

求學的焦慮：緊張的職業規劃和激烈的就業競爭

即使是對當今勞動力市場的危機感持懷疑態度的教師也認識到，現在的研究生們非常焦慮。研究生們自己對這種焦慮表達得很清楚，他們認為緊迫感和不穩定性已經影響了大家在學院里的生活。一位學生表示，這是一種強烈的競爭感，你甚至很難將其區別於憤怒與敵意，在他的同學中，有人覺得每一次與同僚的會面都會有點兒劍拔弩張，甚至在學生休息室里洗咖啡杯時也會如此。其他學生們談到提高競爭力時，更像是一個達爾文主義者，他們堅持認為競爭關係中不是人人都能存活。正如老師和學生們指出的那樣，這種情形會衍生出一種野心勃勃的精神風氣，比好奇心和探究精神傳播得還要廣。

一位教職員感嘆道，許多雄心勃勃的研究生在培訓初期就將自己塑造成學術界的「個人品牌」，他們通過創建個人網站、定期更新Twitter等，使自己成為特殊領域的「企業家」，而不是知識分子的一員或該領域的相關人士。這種動機引發了一種令部分學者感到厭惡的學科轉向，一位終身教授對這種風氣感到惋惜，她將學生和青年教師中的這種轉向形容為「大逆不道」，她說，僅僅為了找到一份工作而什麼都做，何必要來人類學系求學，如果這樣的話，為什麼不去當一個銀行家呢？

俄勒岡大學前任人類學終身教授凱倫·凱斯基，也許是最為突出的職業諮詢顧問中的一員，他們會幫助學生對整個求職過程進行戰略性思考，即便學生們對學術界和人類學帶著盲目的妄想。我們的一位受訪者意味深長地說，那些還在學習這門學科基本技能的一、二年級研究生，即使只有微薄的生活費，也願意花費超過每小時200美元的費用來支付就業諮詢服務。大家對於就業的焦慮是多麼顯而易見，而職業中心主義也表現得越來越普遍，這非常令人沮喪。

許多博士生在回憶他們第一個學期的課程時，都提到自己在積極地參與學術研討會，而研討會論文就成為了他們潛在的出版物，他們極其重視這種可見的學術產物，以豐富個人簡歷及個人作品集的內容。但又有一部分學生認為，雖然讓自己的簡歷豐富很重要，但不斷為了發表論文而去參與研討會的這種行為，對深入地去研究某個領域是不利的。

學制的分歧：放慢腳步還是趕緊畢業？

除了逐漸膨脹的野心，一些教職人員還指出了對學生和學院施加更大壓力的結構性因素。一方面，大學和其他機構的獎學金資助已經減少；另一方面，管理人員對完成學位施加的時間限制變得更加嚴格。據一位大學教師說，他們學院嚴格要求所有社會科學的博士候選人要在六年內完成學業，而私營機構也在朝著同樣的方向發展。許多教師則認為，在時限上的加急與學術訓練的過程是背道而馳的，這是一種太過於市場化的觀念，是異常的。由於人類學歷來重視對異文化語言的習得，以及與長期調研時間相對應的田野材料，加快田野工作可能會導致研究的不深入。一位教授說：「我一直試圖讓我的學生放慢腳步。」

然而，也有一些教師傾向於減少學生在博士學位上花費的時間。一位受訪者，他在學制通常為四年左右的歐洲獲得了人類學博士學位，認為美國體系可能想仿效歐洲體系。另一位教師提到，通過鼓勵學生思考、創作、表達比人類學期刊內容更有可讀性的作品，從而提高培訓的「效率」，她注意到學生們在學習過程中很可能深陷於理論和術語，而在她看來，文本的清晰性和易讀性可能是未來訓練的方向，而人類學學者和研究生往往缺乏這種特質。她還鼓勵學生更快速地在博士培訓的環節中「上路」，比如去實踐論文寫作、研究計劃申請、進出田野點及撰寫畢業論文——這一切都將有助於專業知識和技能訓練，並且都對學生們在就業市場、學術界以及任何其他領域有所裨益。

總而言之，我們認為教職人員在思考人類學訓練的時間長短上確實存在分歧。對有些人來說，研究生在學業上花費的時間太多，會對這個學科的細節感到厭倦，也因此無法發展出更多的技能；對另一些人來說，研究生學習的時間太短，則會過於關心個人的就業問題。其實，對於人類學研究生們來說，無論是否有學術野心，不論是在長期或短期的學制下，他們都會感到時間上的尷尬，總感覺自己做出的研究計劃是被迫決定的，只能期望未來的研究能證明其真的行之有效。但如果他們徘徊猶豫，可能他們第一學年就接觸到的熱門研究會變得不再新鮮。然而，如果他們做田野調查的時間太少，又會覺得自己的田野工作是敷衍了事，不夠嚴謹。他們正面臨進退兩難的窘境。

終生教職：是職業追求還是道德綁架？

許多傑出、敬業的學生沒有獲得終生教職的工作是不爭的事實。有位大學教員說她對申請她們學校教職的300多人感到非常震驚，「他們都非常優秀，每個人都應該得到這個職位」，她回憶道。但最後委員會只選擇了一位候選人，她非常費勁地試圖解釋這個人為何比其他人更為特殊。另一位教授觀察到，他的一些最親密和積极參与研究的學生都沒有找到工作，說這話的時候他趕緊補充道，「那些獲得工作的學生當然也是非常好的。」然而，就像大多數我們研究的參與者一樣，他沒有提到任何正在採取的措施可以使學生更具競爭力地在學術界工作，或更好地為不同類型的職業做準備，無論是在課程中還是在額外的培訓中。

那麼，如果連前沿院校和學界大牛也難以安置他們學生的工作，那麼我們應該認識到這個問題可能是結構性的，非常簡單，即學術界只有極少的工作機會。但在我們與終生教員的對話中，令人驚訝的是，即使對學生面臨的職業難題感到非常沮喪，他們更為注意的仍然是讓學生在終生教職的崗位上更具競爭力，而不是思考其它替代方案。

這也是研究生們自己指出的一個問題，儘管一位終生教員認為她自己也同樣「短視」，但她仍然說道：「我們都非常熱愛校園，無法想像在學術環境以外的領域生活。」她和其他教員一樣，都有不少學生不得不選擇一份非學術性的工作。與我們交談過的大學教員中，有一半人談論了那些在工業設計、政府、新聞、發展、開發、宣傳或高等教育的管理部門等領域工作的學生，有一些人還表示他們為此非常高興。但是這些學生是如何在這些領域找到工作的，大多數教員表示自己毫無頭緒，他們認為這些學生最終是靠自己找到工作的，來自學院和大學的幫助其實非常有限。

在很多教職人員看來，終生教職更像是一種個人魅力和喜好的表達：他們在做自己關心和擅長的事情。對於這樣想的人來說，一份終生教職的工作是一種志向，也是一種使命。事實上，有些人認為，追求終生教職不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是一種義務或責任，不論是面向人類學學科還是那些人類學所研究的人群，當然，在人類學中，這兩者間通常是相通的。一些研究生表示，不論個人成本如何，他們的導師都期望並要求他們能獲得終身教職，這是一種從道德和倫理上的自我要求。

這種立場有一個極端的例子，一名研究生認為，那些在人類學系探索其它領域職業路徑的教職人員，是個人對學科的背叛，甚至是道德敗壞的。其他人則表示，在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交流中，需要或想要在學術界以外尋找工作的話題從未被提出，即使管理者一直在向學院施加壓力，希望將職業化要素納入其課程中。一位博士生回憶說，在經過連續五次在就業市場上的嘗試以及四年的兼職之後，她決定去工業領域尋找工作，卻收到了一些委員會成員發來具有敵意的電子郵件，指責她對該學科缺乏承諾。過去，她曾試圖與教員談論一直找不到教職工作給她和家人帶來的心理壓力，但她的導師不願意介入。同時，委員會則堅持說她的學術能力非常強，只要長久堅持就能尋找到教職。現在，她已經在科技行業工作兩年，而那些她曾經認為是朋友的大學導師們已經不再回復她的郵件。

許多研究生表示，雖然在學術界以外就業並不是那麼嚴重的禁忌，但這的確是一個很少與導師們談到的話題。職業前景或者就業市場的現實狀況會被視為是粗鄙的話題，並不值得投入像討論哲學、人類學理論或民族志議題那樣的精力去討論，也不應獲得熱切的關注。然而，另一些教員卻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是學生自己不願意考慮學術界以外的工作，並且堅持將精力投入到各種研討會和學術資源中。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園

研究生教育：是專業訓練還是「龐氏騙局」？

在批判整個學科生產過量的、無法被任職的博士生這個問題上，一位教授稱整個教學系統為「掠奪性的」。他譴責道：「是我們的自私自利讓我們不願意教學生做一些別的事情，而讓他們一直在做和我們相同的事情。」另一位人類學教授則稱人類學為一個巨大的「龐氏騙局」，在這位資深教授看來，錄用研究生並以一個極少人能完成的虛幻的職業夢想去鼓勵他們是不道德的。「我們自以為這是一份崇高的使命，讓學生在不得不回到他們的現實生活前，至少去為此追尋八九年的時間。」而他的提議則是完全放棄人類學研究生教育。

少數人類學教授也表示他們聽過類似的建議，並且不情願地表達自己也持有相同立場。有些受訪者則思考到了其它層面，他們認為教師在教學、教學輔助、研究助理等方面赤裸裸地利用研究生的勞動力。一位終身教授說，教師們是研究生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維繫研究生教育，鼓勵追求教職，是因為這使得他們可以教授他們喜歡的課程，並開展小型研討會。

還有幾位教授指出，研究生教育使得他們隨時可以獲得助教，也可以減輕一些單調乏味的評分文件，以及與本科生合作的時間。以終身教職為目標的路徑中，也鼓勵學生以最低工資去做一些邊緣性的、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以獲得所謂經驗，而這些經驗可以使學生在求職市場上更有優勢。其實，這些工作任務不論是以教師們組織、編稿、研究背景指導的監督會議或哪種形式，可能都是一種利用的借口。除此之外，在激烈的求職市場競爭中，畢業生們對推薦信的需求更強化了這種提供勞動力和時間的關係。

雖然公然的利用情景很少見，但至少在調查中，我們聽到了比預期更頻繁的關於這個主題的微妙提及，不論是明示還是含蓄的提及，教師們可能的確在利用研究生的勞動力，更不用說一再被提及的兼職工作。回到上文中我們討論的人類學研究生在學制長短上進退兩難的窘境，有幾位教師還暗示他們的同事存在故意拖延學生論文時間的行為，其實也是因為上述原因，他們一直告訴學生，這是為了生產高質量的研究，但實際上，他們最終是為了確保自己作為知名學者光明的前途。

就業市場：由熱愛的學科陷入求職的困境

同我們交談過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表示求職的過程不僅費時費力，而且令人深感沮喪。許多人都描述道，他們無休止地申請工作，不斷地接電話並準備面試（無論是通過AAAs、Skype，還是訪學），同時，他們還要提交進一步的博士後申請或一年期的職位，這個過程中他們還必須保持理智，做萬全準備，讓答辯委員會對自己的畢業論文滿意。這個過程令人筋疲力盡，不論是身體上、心理上還是這當中的一切。我們還聽到了幾個在這種壓力之下關於婚姻和親密關係的故事，尤其那些年輕的父母，他們因為整個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而備受煎熬。

一位博士生回憶起自己的一次「情緒過山車」，他說自己在秋季申請職位時感到非常樂觀，而在冬天遭到拒絕或沒有回應後又感受到毀滅性的打擊，接著在春季收到一兩個回應後又激動得發抖。另一位博士生也哀嘆道，在他的同學中，關於求職過程中如神經質般的分裂感和終日揣測已經成為了所有人都在討論的問題，即便是他們聚會的派對上，也在聊這個話題。還有一位博士生，她對整個求職過程中徹頭徹尾的不安全感和無助感深深嘆息，她申請了許多個訪學的職位，卻不知道對方需要什麼樣的條件，很難做出相應的準備，她說自己體驗到一種強烈的絕望感，以及深深的自我懷疑，因為她發現自己無法在曾經作為決勝者進入的領域成功獲得一個職位。

幾乎所有我們的研究生受訪者都表示，獲得終生教職是他們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時的目標，而且這種目標被視為選擇博士項目時理所當然的願望。大多數人都承認，這樣的願望也是他們自己的理想，並不是教師們強加給他們的——而是受到自己對人類學學科的熱情所驅使。一位博士生非常強烈地描述了她對田野工作和人類學研究的熱愛，她表示自己願意接受任何一種學術職位，包括在歐洲或中東的研究機構，並為此持續地尋找機會，然而，她無休止地申請都沒有得到反饋，這種徒勞感逐漸讓她感到失望。

另一位受訪者則說，是人類學的與教學相結合的研究在支持著他。即使他現在做著一份不穩定的、薪資微薄的助理工作，也比他在求學於人類學之前，在公司有著一個高薪的職位更為充實，不論要耗費多少個人成本，他也不願意再回到之前的角色。事實上，這位最近剛取得博士學位的博士生表示，如果有人需要，他願意成為他人終生的研究助理。他寧願在研究機構里作為研究員而工作，也不願意去社會上工作。

還有一位樂於成為人類學家的博士生，他的理由是不知道自己還合適做什麼其它的事情。經歷了求職市場上連續的失敗後，他離自己最初學習人類學的雄心壯志已經越來越遠了。另一位博士生也透露，自己已經很難回憶起當初為什麼要克服那麼艱難的過程來學習人類學了，甚至在回顧時會有點懷疑這個過程是否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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