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農民大起義爆發在陝北，有其深刻自然和社會原因
明末農民大起義爆發在陝北，有其深刻自然和社會原因
文/笑笑小科技
馬隊路過饑民隊伍時，流寇中有幾人用刀一划馬背上包裹，用力一抖，金燦燦的金錠和白花花的銀元寶灑向半空，在日光映照之下更加絢爛奪目。馬上之人哈哈大笑「咱還是鄉黨咧！這都是財主老爺家的金銀，你么拿去使用么」，打馬揚鞭，呼嘯而過。饑民們雙眼放光，爭先恐後上來搶奪，力氣大的從力氣小的手中搶過。喧囂過後，饑民叢中一陣歌聲響起，聲音嘶啞無力，不成腔調，只聽得唱道「老天爺，你年紀大， 耳又聾來眼又花。 你看不見人，聽不見話。 殺人放火的享盡榮華， 吃素看經的活活餓殺！ 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 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
明末農民大起義爆發在陝北，有其深刻自然和社會原因。除了罕見的三年大旱的天災因素之外，陝西在明末本身特有各種因素也促成了大起義的爆發。在如此巨大的自然災害之下，明朝官府依然橫徵暴斂，更加激化了社會矛盾。 明朝在農村實行里甲制度，十一戶為一里，其中一戶為里長。十里為一甲，其中一戶為甲長。在當時，官府有一條很殘酷的規定，叫「人去糧存」。就是農戶逃亡之後，人走了地卻帶不走，原來他所應繳納的賦稅要由未逃走的同里之人負責繳納，實質上就是連坐制度。如此一來，由於一兩戶繳納不起賦稅，出現整村農戶逃亡，大量土地拋荒的惡性循環，非但農民流離失所、背井離鄉，就是朝廷也收不上賦稅，政府民眾皆受其害。
早在天啟七年，西安府受災，人民餓死甚多，嗷嗷待哺。可是官府依舊催征賦稅，毫不寬待。 在西安東北的澄城縣，境內多山，土地貧瘠，賦稅沉重，人民多有逃亡。 雖然遭了大災，但朝廷沒有減免賦稅的旨意。從中央到省到府、道再到縣，壓力一層層傳導下來。縣從秦漢開始就是中國最基本的行政單位，做好一個合格的知縣很不容易。澄城知縣張斗耀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稅務指標，掘地三尺，嚴加拷比，動用了不少暴力強制手段，民憤極大。
二月十五，天已黃昏，張知縣還端坐大堂催收賦稅。突然，門外闖進幾十名農夫，手中各持鐮刀、?頭、殺豬刀、劈斧等利刃，衝上大堂，口中叫嚷要殺張知縣。堂下有十幾個手執水火棍的衙役，見狀上前攔阻，被這些不要命的農民刀斧俱下砍倒幾個，余者一鬨而散。張斗耀見勢不妙，急忙跑入後堂，農夫們追了進去將他亂刃分屍。
知縣被殺，那還了得。 西安府馬上派兵緝拿兇手，可是哪裡找得著，這些農民殺了知縣知道犯下大罪，索性聚在一起，劫掠當地有錢人家。饑民們聽說有人造反，跟著就有飯吃，紛紛加入進來，隊伍越滾越大。明末農民起義爆發了。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雖然聽起來荒謬，卻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條政治倫理，同樣，官逼民反，民也是不得不反。中國老百姓，是出了名的富於忍耐，甘於受辱，只要有一線生機，斷不會鋌而走險和官府作對，誰不知道造反是要殺頭的？誰又不知道腦袋只有一個，掉了就再長不出來？
明朝中葉，蒙古勢力佔據河套，陝西成為邊防前線，九邊之中，獨佔其四，分別是延綏、固原、寧夏、甘肅。明廷在陝西駐防大量軍隊抵禦蒙古。最晚從嘉靖開始，陝西成為明朝傳統的精兵良將出產地，產生了眾多將門世家，如麻貴麻家、王威王家、杜松杜桐杜家等，這些人家代代為將，壟斷了一部分軍官市場。
朱元璋制定的軍屯制度，從明宣宗宣德之後開始敗壞。蒙古佔據河套後，原屬明朝的大片軍屯土地落入敵手，無法耕種。加上軍隊本身的腐敗，到了萬曆年間，陝西部隊的軍餉早已不能靠屯田來自給自足，轉而依靠中央政府的年例和陝西當地的民運銀來供養。在萬曆中葉，朝廷因為延綏鎮軍士生活艱苦，經常給他們預支三個月糧餉。但到了後來，財政吃緊，糧餉不但不能預支，反而開始拖欠。
後金在遼東和明朝開戰後，明廷的財政雪上加霜，雖然在崇禎四年前已先後加征了三次達到每畝九分銀，依然入不敷出。遼餉是專款專用，開徵遼餉，使得原先供應九邊的舊餉地位下降，得不到保障，開始出現大量積欠，在陝西尤為突出，部隊欠餉都在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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