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大咖, 控制人的從出身到死亡, 連皇帝都怕他

原標題：史上最牛大咖, 控制人的從出身到死亡, 連皇帝都怕他

今日的基督教，是當之無愧世界第一大宗教。而其中，天主教又是基督教旗下第一大教派，廣義教徒總數超十億，佔全球總人口17%。

與東正教、新教等其他教派不同，天主教在組織架構上有一個獨有之處：即由羅馬教宗這個大活人直接領導。

這的確是非常特別的。縱觀基督教其他教派，雖然大多也都有大祭司之類的職設，但其許可權都相對有限。無論是東正教還是新教，這些宗教體系內，都沒有哪個大活人，能夠獲得像羅馬教宗這樣的至尊地位，更不用說被捧到類似神明的高度。

但天主教教宗卻是卓爾不群。在中世紀，教宗的冠冕分三層，分別象徵著著其之三大權力：代表神權、管理神權、統治王權。「教皇上諭」能夠跟聖經權威平等；天主教徒必須無條件服從。雖說近代以降，教皇的世俗權力遭到嚴重虛弱，但起碼在意識形態層面，其之權威仍不容置疑。1870年時，梵蒂岡甚至直接宣稱「教宗無錯誤」。此外，教皇還有赦罪之權。

這簡直就是半神了！尤其是中世紀，教宗非但象徵道統、控制意識形態，甚至能夠干預世俗政治——他不僅有一個教廷掌控的教皇國，更有干涉各國王權的法理資格。歐洲天主教世界各國王必須經過教皇冊封，才能算合法。而如果世俗國王遭教皇開除教籍。那至少在理論上，他也同時失去了對國家的合法統治權。這種政教合一的高度集權，在中世紀之後的人類主流文明體系中算得上是絕無僅有。

今日歐洲宗教分布

教宗為何這般厲害？這與歐洲中世紀時的特殊時代環境，以及天主教世界地緣結構有著密切關聯：

第一，中世紀的歐洲世界，面對十分巨大的外部壓力。它們不僅要跟東南歐的拜占庭帝國——東正教系統展開地緣及教派博弈，還要與新興的伊斯蘭勢力拚死搏殺。此外，在東北歐，以匈人、蒙古人為代表的草原游牧勢力，還經常揮師西進，隔三差五的揮師西向，讓歐洲文明經常陷入覆亡的恐懼中。而除了保國衛教，謀求土地、財富，控制商路，甚至恢復宗教聖地，各種因素的趨勢，都讓歐洲勢力有強烈的東進拓土開疆慾望。

總而言之，不管是自保還是擴張，中世紀的歐洲文明始終處在外戰頻仍的狀態，鑒於歐洲之外地均為強勢地緣勢力，這些外戰也是十分慘烈。

高頻率，大規模的外戰，這對歐洲文明圈提出了十分高的要求。它們要想獲勝——或者至少被被人欺負，那不僅需要相當的物質財富支撐，政治架構上，也必須有一個強大的中樞，將資源有效整合起來，形成合力，而且在具體的政治軍事行動上，大家也需要步調一致，勠力同心。

但就是這個中央集權，正好是歐洲的死結。眾所周知，自羅馬滅亡後，歐洲政治上就四分五裂，不僅時常並存著大大小小几十個王國，王國以下，還有公國、侯國，乃至最低級的騎士。每一級的封建領主，都有相對應的自主權力，整個歐洲社會在政治上支離破碎。

這種支離破碎的封建制度，使歐洲別說凝聚合力拓土開疆，連齊心以應外侮都十分困難——天主教世界在中世紀外戰中的整體拙劣表現，這種撕裂的政治結構可以說是「居功至偉」

可是，這外戰又必須得打——就算你無意弄人，可架不住人家要弄你啊！

要想解決這個問題，辦法只有一個——加強中央集權——換句話說，各地有必要將部分權力上交中樞，集中使用。

可是，交給誰呢？交給國王？可國王之世俗權力，是以其統治的國家為依託的。而國家又是以地緣板塊為基礎形成。

在《地緣政治：基督教系列》之前章節中，雲石君曾多次說過，歐洲內部地緣結構支離破碎，缺乏一個強大到足以壓制四方的核心地緣板塊，這意味著，歐洲在整體層面天然不能產生一個世俗強權。這種結構下，由某一個國王大權獨攬，其他國王肯定不答應，他們有理由擔心這種權力上繳，會使得新的「皇帝」享受到超出其本國地緣實力之外的額外力量加乘，進而倒轉過來，對自己的生存構成威脅到。

所以，這個中央集權，其駕馭者不可能是某個世俗層面國王，而只能是教會。教會的影響遍及全歐，能夠獲得各地緣板塊的普遍認可；最重要的是，教會歸根結底還是個宗教組織，就算得到一部分世俗權力，但也有限度，不至於對各國的世俗權力構成根本性威脅。

其次，歐洲內部政治結構的四分五裂，使得各國之間的衝突非常頻繁。而歐洲地緣結構的撕裂，的支離破碎，又決定了沒有哪個地緣勢力擁有絕對優勢。即便偶爾冒出個強勢政權，大體實現全歐統一（比如查理曼帝國），但也只是曇花一現，沒多久就會由於地緣結構的支離破碎，重新回歸分裂，群雄逐鹿呈長期化態勢。

可是，戰爭意味著物質消耗，意味著生產破壞，意味著人口減少。這對中世紀時本就相對貧弱的歐洲來說，實在是難以承受之重。所以在打的同時，歐洲各國也普遍存在著停戰的需求——不然這麼天天你死我活，大家都受不了。

既然要停戰，那談判就免不了，而對立雙方即便都有停戰念頭，但各自的立場與底線也免不了有較大差距，所以有必要有一個擁有足夠權威，且立場公正的勢力居中調和。而羅馬教會則是最合適的選擇。而這種調停人（在某稱程度上也是裁決者）的身份，又會加重教會的政治權威（當然，教會也免不了藉此身份，為自個兒謀利）。

最後，在前文中，雲石君已經說過，中世紀的歐洲內憂外患，這種高頻度的戰爭，對歐洲的整體資源和實力都是一種嚴重消耗。

當時的歐洲天主教世界，還沒有迎來大航海時代和海外殖民，財富主要來源仍舊是農業。但就農業生產潛力而言，鑒於中世紀人類整體發展水平相對有限，歐洲除了臨地中海的南歐，像中歐、西歐、北歐，氣候相對苦寒，土地開發能力有限，這意味著其財富創造的天花板相對較低。

沒資源，還要經常打仗，這種格局下，中世紀歐洲人的生活質量自然十分低下就。由於生存環境惡劣，歐洲普通百姓的生活普遍缺乏希望，更無樂趣，甚至時常籠罩在死亡陰影下。所以歐洲中下層民眾的絕望心理與反抗意識也非常強烈。

絕望，隨之而來自暴自棄——那誰來勞動和生產？而反抗則更糟糕，會引發社會動蕩，秩序解體。

那麼，如何避免這種情況出現呢？

上策是，給他們更多的財富，至少把溫飽問題有效解決——可當時的歐洲，沒有這個條件。

既然物質層面沒法整，那就只能從精神方面想辦法了。借天主教的力量，施以精神撫慰與麻醉，至少能讓民眾更有勇氣的，去面對註定慘淡的人生，踏踏實實的賣力幹活、不造反，哪怕一生潦倒也心甘情願（只要安貧樂道，死後即能上天堂享福）——這相當於讓天主教為世俗權力承擔部分維穩職能。

統籌對外征戰、調和內部矛盾，化解階級衝突，中世紀的特殊時代與地緣環境，使天主教於宗教之外，還承擔起這三大世俗功能。這種情況下，天主教會，特別是羅馬教廷的世俗影響力，自然大大增加。

而對教會而言，既然它得到了部分世俗權力，那在組織架構方面，也有必要做出一系列相應的調整。首先，世俗權力的嚴密規範，意味著教會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用鬆散的純宗教模式來構建自己的組織假設，而必須根據世俗規範，將自己的組織架構更加精細化，實用化。具體而言，即有必要設立有一個最高話事人和裁決者，這樣才可以及時高效的解決現實層面的各類問題。這種情況下，昔日的羅馬教會大主教，其權威不斷上升，最終發展成政教合一的教宗。

而與羅馬教宗的政教合一同步，歐洲文明也進入了史上最黑暗時代。終整個中世紀，歐洲不僅貧弱混亂，而且思想也被高度鉗制。天主教會強勢打壓一切「異端」學說，甚至用宗教審判等極端形式，極力扼殺新思潮。當時的天主教世界，其之愚昧封閉不僅遠勝於同期的伊斯蘭與中國，便是跟古希臘、古羅馬相比，都遜色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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