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與秀才的權力遊戲：進退維谷的儒家「道統」

原標題：皇帝與秀才的權力遊戲：進退維谷的儒家「道統」

皇帝與秀才

treason by the book

史景遷在本書中以細膩的筆觸、優美的語言向我們描繪了大清帝國雍正朝的著名案件曾靜案的來龍去脈，同時也向我們展示了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司法、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情形。他的描繪是如此地細緻、生動，以至於即使是身處二百多年後且經歷了現代性洗禮的後來者，也完全可以通過閱讀此書對先人們的生存意境與生存狀況有一個直觀而全面的了解，並能夠更進一步地去用心體驗先人們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情形下所表現出來的怨天尤人與生生不息相交織的生命體驗與心路歷程。

1、儒生官僚集團的處境

通過清宮戲的熱播，雍正朝的許多歷史典故已經為人們所熟知，而史家們也普遍認為，當時的中華帝國正處於其最後王朝的鼎盛時期。可以想像的是，康熙朝的文治武功進一步隨著雍正皇帝的勤政與效率達到了一個難以逾越的高度；同時，中央集權體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皇權的集中也隨著諸如軍機處的設立與密折制的實施而得以進一步強化，達到了帝國時代的巔峰狀態。可以說，雍正皇帝統治下的大清帝國可謂國力強盛、社會穩定、人口繁榮、吏治清明、典籍浩瀚……在史家的記載中，這是一個難得的盛世。大清朝帶給帝國的繁榮與穩定也最終為當時久負盛名的漢族士人們所認可，儘管他們曾以反清復明為己任，如明末三子之一的黃宗羲晚年亦遣弟子參與了《明史》的修撰。然而，帝國當時所真正面臨的尚未解決的根本性問題在於：這些帶給帝國繁華的統治者卻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們自古以來所不屑的「外夷」之人。雖然大明王朝到此時已滅亡了近一個世紀，而且人們心中都清楚，就算是在大明王朝的鼎盛時期，其文治武功也從沒有如現在的大清王朝一般如此地輝煌、燦爛，正如雍正帝自己所認為的那樣：「中國之統一，始於秦；塞外之統一，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清世宗實錄》，卷八三，雍正七年七月丙午）但是在有著「夷夏之辨」信念的漢人們看來，易服剃髮之後的華夏民族終歸失去了前朝衣冠文物所帶來的民族自尊與榮光。上述這些涉及到族性問題的思考與行為，最終牽動著當時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曾靜案與呂留良案的重合與糾纏才合乎邏輯與情理的得以展開。

熟悉中國歷代政制的人都知道，中華帝國內部自古以來都存在著皇權與吏權（文官集團）之爭，在相互的博弈、競爭中，皇權並不一定都能佔得先機。有明一代的歷史就極為清楚，不論執政的皇帝是如何地昏庸無道、幾十年不問國事，大明帝國的朝政卻從未為之而停頓、荒廢，帝國強大的文官集團為其日常運轉提供了支撐。但是，通過大清立國以來所施行的所謂「滿漢同朝」（也就是一官二設），滿族皇帝成功地使滿臣與漢臣之間相互制約、相互監督，以確保他們忠心不二、行為得體。於是，官僚集體中滿、漢兩大集團之間的互相鉗制使得皇權大為擴張。早在雍正之前，官吏們的命運就已經牢牢地掌握在了皇帝的手上。自雍正執政以來，他還進一步通過將同僚之間的告密行為制度化、合法化（即密折制的實行），使得內外臣工於任何時候都戰戰兢兢，不敢有些許非分之舉。皇帝們這樣做的效果在史氏此書中體現地極為明顯：曾靜案緣起者之一的岳鍾琪大將軍在接到逆書後，首先想到的就是請一位滿族同僚一起提審投書者，以洗清自己的嫌疑。同時，在案情還沒有得到大的進展之前就被迫向雍正送去了加急密奏以說明情況。他心裡清楚，如果他不上奏的話，其同僚們同樣會將此事密奏聖上，那樣的話，大將軍的處境就會變得十分被動——大清帝國官場所形成的這樣一種境遇，使得自古以來皇權與吏權（文官集團）之間的張力與博弈得到了極大的改觀，權力的天平徹底地轉向了皇權，官僚們失去了直接與皇權對抗的一切可能。因此，從總體上而言，此時的雍正帝具備了乾綱獨斷的一切可能。在處理曾靜案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可以通過他自己所確立起來的行之有效的各種制度、程序、職官體系應付自如地處理這些突發性事件，並能隨時調控帝國的任何一個角落的任何資源。不論是遙遠、寒冷的西北還是溫暖、繁華的江南，甚至是險峻、苗蠻雜居的湖南西部山村，都在聖君的關照之下。只要他願意，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可以調動帝國龐大的資源使各種重要的信息、聖諭下達到任何地方的任何官員手中，從而在全國範圍內協調一致處理每一件在他看來至關重要的事情。毫無疑問，像曾靜案這樣的謀逆大案就是這樣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也是雍正檢驗其官僚系統行政運行能力的試金石。事實上，通過對此案的處理，雍正的群僚們有人丟官送命、有人升官發財。

由於官僚集團對皇帝個人的行為缺乏必要的制約能力，因此，在整個案件的初期，我們看到，所有的主動權都掌握在雍正的手中，他通過自己的硃批諭旨自如地調動涉案的各地官府進行偵破、逮捕、審訊工作。在這一過程中，也就是在對曾靜案與呂留良案進行最後定性之前，帝國的官僚機構似乎完全在根據雍正的意願迅速而有效地運轉著。在這裡，我們看不出任何官員自己所持有的真實想法與態度，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只是盡忠心、干實事的姿態。然而，這種局面在面臨對兩案定性的最後時刻發生了巨大的逆轉。首先，在雍正試圖嚴懲早在四十五前就已經死去的呂留良時，為了獲得道義上的支持，他希望群臣上表議事，然而結果是「不管雍正如何暗示，就是不見內外朝臣有任何動靜。」（153頁）可以想見，這樣一種沉默局面的出現，表現出整個官僚層（在這裡或許還可以稱之為「文官集團」）對呂氏這位當朝名儒的態度。但是另一方面，在雍正想寬恕本案主犯曾靜時，朝臣們卻表現出了完全相反的態度，一開始是上奏雍正確認曾靜當按大清律處以極刑（凌遲），即使在雍正明確表明自己希望法外施恩寬恕曾靜的態度後，群僚們又迅速達成了「頗不尋常的一致」，在雍正最為倚重、信任的皇十三弟的帶領下，總共有一百四十八名大臣署名奏請按律誅之（156頁）。

可以看出，在處理呂留良與曾靜這兩個涉案極深的人的問題上，官僚群體恰當地表現出了與雍正完全相反的態度與意見。文官們這種不同尋常的態度或許可以從大清帝國的取士方式上得到解答，滿族人在入關之後不久就依照前朝典章實行科舉取士，其考試的科目依然是儒家經典。這就可以理解，作為儒家經典培養出來的朝臣們對於像呂留良這樣一位鴻儒（呂氏所著的《四書講義》是當時應試學子的必讀書目）所表現出來的尊重與寬容；相反，在他們眼中，曾靜只不過是一介山野村夫，科舉不利，學養甚差，人格低下，實屬於不學無術、狂悖不堪之人，既已行此謀逆之舉，得而殺之，亦無不可。儘管這種官僚集團與皇權之間的無聲的對抗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但是，朝臣們的意見最終沒能改變雍正的判斷。對於雍正而言，在對這一事件進行深入思考之後，他的觀感與臣僚們完全不同，在他看來，似曾靜這等山野之人對大清帝國與大清皇帝均難以構成真正的威脅，故法外施恩亦無不可。但是作為當世鴻儒的呂留良的思想與學問卻已經成功地影響了幾代被視為國家棟樑的讀書人，可以預見的是，如果沒有曾靜案，這種影響肯定還將繼續下去，對於這樣一種思想與文化上的無形力量歷來都是以武力打天下，而以道德、禮儀治天下的王朝所懼怕的，更何況現在的得天下者是來自古代蠻夷之地的滿族人！在雍正的內心深處，甚至希望一旦被寬恕的曾靜與朝廷合作（事實上他也做到了），就將形成大清國的最高權威皇帝與誠心悔過的逆賊之間緊密合作以共同打擊呂留良這樣的具有反骨的儒生的局面——這種立場、思想上的不一致，直接導致了雍正與群臣之間潛在的張力。

最終，作為當時人世間的最高權威，雍正皇帝決定了案件的去留。在如此龐大的飽讀詩書的大清帝國輔臣隊伍中，到最後也沒有一個人具備儒家人格教化中所謂「文死諫」的膽識與氣魄——從儒者立世的立場上看，他們已經失去了作為「忠臣良相」的資格，完全成為了皇權高壓下的「奴才僕人」——隨著案件的進展，他們無一例外地繼續保持著沉默。就這樣，呂留良案在大清帝國朝廷內部死寂般的沉默中，被雍正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2、文人士大夫的處境

大清帝國在踏馬入關、揮兵南下後獲得了錦繡中華的統治權，從表面上看，這一政權從其組織的形式到運作的模式上都與被其所取代的大明王朝並無不同，而且，這一古老的中央集權體制在滿清皇帝們的勤政、務實的努力下，獲得了更大限度的發揮，從而使帝國時代的文治武功發展到了極致的地步。然而，這一政權與前朝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時的統治者已經不再是華夏族的後裔而是夷狄之人的後裔，這樣一種身份的差異極易導致漢族人（特別是漢族中的讀書人）的激烈排斥，並進而促進其族群認同程度的加強。這種現象對滿族統治者的合法性而言，無疑是一種潛在的威脅。我們可以看到，入關後的滿族人竭盡全力地向天下人表現出其嚮往漢族文明並希望達到「滿漢一家」的心思，他們學詩書、開科舉、編典籍、尊儒術……無一不在表明其政權於文化上與道義上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同時，他們還通過宣揚大清帝國於文治武功方面所取得的功績，以此來論證其種族的高尚道德與赫赫事功，從而希望降低由「夷夏之辨」觀念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在他們的宣傳中，道德與事功（而不是族性）才是孟子所謂「天降大任於斯人」的關鍵所在。的確，我們從史家對所謂「盛世」的描繪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們宣傳話語中的真實性與可靠性，而且這樣的政治現實也使得許多以反清復明為己任的前朝遺老、志士處於盛世與復國的雙重困境之中。從理性上他們也看出滿族人的統治帶給了人們以安定、幸福，但是從情感上，他們又極端地厭惡這個異族統治政權，希望能夠推翻它以恢復前朝的衣冠文物。

可以想見，這種族性問題一旦落入了現實的政治權力之爭時，統治者所付出的這一切用以說服大眾的努力將顯得如此地蒼白無力。在漢族精英們的記憶深處，留下來的是當年在江南風雲一時的抵抗運動與清軍隨之而來的大屠殺，以及此後隨著變易服飾髮型這一命令所帶來的流血衝突與白色恐怖。在那個「留髮不留頭」的悲慘年代裡，無數有為志士完全放棄了正常的生活方式，在組織義軍以武力推翻異族統治者的種種努力失敗後，他們轉而選擇隱居深山或是剃髮為僧，以此躲避改易服飾髮型這一禁令，這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明末三子（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當然，在中國歷史上，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的傳統極為盛行，孔夫子亦曾稱許這種作為。但是清初隱者們的真正目標並不是為了以隱居自保，而是為了以隱居這一方式表達其民族氣節與不合作的態度。可以想見，在前明王朝已滅，武力抵抗又無望的情形下，作為儒者的他們最終選擇了自古文人所謂「立言」以救世的路徑，開始對幾千年來的典章制度、歷史故事進行理性的反思。明末遺民的這種努力無疑極大地影響到了年輕一代的學子，使他們繼續堅持漢民族「學統」、「文脈」的延續。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生於明末，而長於清初。呂留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自己的詩文與日記中不斷地流露出對於前朝衣冠文物的懷念與嚮往之情，同時強烈地表現出對於本朝異族統治者的厭惡與排斥，這樣的態度促成了雍正的最終判決。

從上述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出，有清一代在政治史、戰爭史、文化史，以及民族史等多重關係之間存在著難以癒合的內在張力與外在衝突。這樣的歷史導致了一個極為顯著的後果：學（道）在民間。也就是說，儘管滿清朝廷同樣使用科舉取士，而考試科目依然是儒家經典，但是，在漢人士大夫的眼中，只有「漢奸」、「小人」才會去應試當官，而真正有氣節的人是不會飲「盜泉之水」的，他們寧肯隱居山野、終老一生。於是，大清帝國的「學（道）在民間」不僅僅是「邦無道」所導致的，而是由於「夷狄當政」導致的。作為最高權威的滿族皇帝如果想挽回士人們的忠心，就必須樹立一套完全不同於漢族士大夫所認可的涉及文化、種族、政治等各個方面的話語體系，並以此為標準打擊其它的思想與意識。依靠強大的國家機器，大清朝的皇帝們也一直不遺餘力地推行這樣的政策。這種努力最終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在政治上，導致了中央權力特別是皇權的進一步加強；在思想與文化上，皇帝們賣力地強調墨子所謂「尚同一義」，也就是完全以皇帝的意志為意志，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但是，儒家歷來所堅持的所謂「從道不從君」卻是與此完全對立的，而對所謂「不臣之民」的尊重則更是對專制皇權無限制地伸向個人領域的一種制約。有明一代清流派士大夫所表現出來的不屈的氣節與高亢的理想主義無疑就來源於儒家學說與傳統對於這種獨立人格的肯定與培養。然而，大清帝國畢竟不是大明帝國，在皇權與儒家傳統之間必須有所取捨，於是，滿清歷代皇帝所熱衷的對付文人士大夫的辦法——「文字獄」就不可避免地一次次發生了。在皇帝們看來，他們所對付的不僅僅是幾個文人或是幾本書籍，更不是幾句似是而非的詩句，他們真正的敵人是一個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的儒家傳統以及深受這種傳統影響、滲透、支撐的千千萬萬漢族文人。在這樣的視野中，我們就更能理解，為什麼雍正皇帝與自己的官僚集團會在呂留良案的定性問題上產生如此難得一見的意見對立。

在前朝，「學（道）在民間」完全可以從「不臣之民」與「化外之民」的角度予以理解，同時也可以通過朝廷的默許、求賢而消解其消極影響。但是在清代，僅僅置之不理是不能從根子上解決問題的，隱晦的文字、對前朝的懷念、含沙射影的指責、無中生有的謠言……所有這些都在削弱作為異族統治者的政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對於滿族皇帝而言，這一切無異於一顆顆隨時都有可能被點燃的定時炸彈。有關他們的這種擔憂在政治現實中的真實性與可信性，我們完全可以從清末革命黨人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一口號中得到認證。這種族性問題的凸顯，極大地影響了大清帝國的國策與戰略。當前朝的文人士大夫們最終導致亡國的有關「道」、「學」、「政」問題上的難以癒合的張力與衝突尚未平息之際，異族統治者的入關又為中國社會加入了「族」的問題。最終，有清一代的族性問題佔據了政治活動的中心：改服飾、易髮型、行「文字獄」、滿漢同朝、皇室不與漢人通婚……這一切都是為了消解、打壓漢民族的民族性，然而，更為重要的後果卻是，作為中華帝國抗拒強權、培養獨立人格、承載生民責任與政治抱負的儒家思想與傳統，也在這種異族的高壓下失去了其理性的光輝與批判的鋒芒。於是，本來只是所謂「道（學）統」與「政統」的雙向對立關係，由於加入了「族（血）統」問題而變得複雜化、激烈化了，人們已經搞不清楚到底文人們是由於對政治現狀不滿而隱居以「立言」，還是由於對異族統治者不滿而如此。當然，對於統治者本身而言，無論是基於何種原因導致讀書人的消極避世都會影響到其行政的效率與社會的穩定，何況現在還加入了族性問題，則更顯得非誅之不可了。於是，持續的高壓政策與流血事件至少在表面上使人們表現地忠心不二、誠實可靠。這種效果極端地體現在帝國的文官集團與得勢的士大夫身上。

除了主管行政的官僚集團外，大清帝國還通過科舉考試為自己積累了一大批知識精英，通過層層考試的他們都是飽學之士，許多堪稱當世鴻儒。在呂留良案中，他們從一開始時就被人們所遺忘，行政官僚們的作為一直處於主導地位。事情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在於雍正皇帝本人思路的變化，當他一旦想到「以文人對付文人」這一策略時，這批學者的作用就立即被凸現出來了：雍正正是要利用這些人為自己如此殘酷地對待呂留良案尋找合法性與合理性。他們中有四十多人被召集起來去西北邊陲宣講皇帝聖意；而他們中的佼佼者如以方苞為首的四個人則被委以重任負責批判呂留良作品中的所謂謬誤與逆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方苞在康熙朝就曾因為受「文字獄」牽連而入獄，差點死掉，是康熙皇帝寬恕了他。康熙的這種寬恕在其兒子雍正這裡就被派上了用場，方苞們為雍正的批呂行動提供了強大的學術、思想支持。在我們這些後來者看來，令人遺憾的事實卻是，在如此眾多的中舉者中，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夠站出來勇敢地表示異議——儘管他們中的許多人在通過科舉考試時，或許就曾通過閱讀呂氏的書籍而從中獲益。

在這些唯唯諾諾、謙卑務實的大清朝官員、官方學者的心中，來自遠古的儒家式聖化追求與王道理想早就已經在現實的政治前途與政治作為中消退得無影無蹤了。他們明白，作為異族王朝的臣子，他們早已不再是「為民請命」、「代天牧民」的「王臣」，甚至不再是「傳聖賢之斯文」、「養浩然之正氣」的「儒者」，而只是為了其主子的江山穩定、社稷安危去奔波賣命的「奴臣」！到這裡，儒家的理想與原則失去了其歷代以來的最強大載體——「儒生士大夫」階層的捍衛與持守，從而真正成為了民間之學與民間之道。

3、儒家「道統」的絕響

在大清帝國朝廷內部對於呂留良案的死寂般的沉默中，我們卻從朝廷之外的世界裡聽到了些許獨立而高亢的不諧之音。對正處於盛世的專制王朝而言，來自民間的這種不諧之音是如此地刺耳，以至於聲音的發出者往往會在皇帝陛下的親自關照下，無一例外地被秘密而迅速地清理出人世，失去再次說話的全部機會。可以想見，一個以培養、塑造「順民」、「良民」為最高目標的王朝，得到的無疑是「沉默的大多數」。任何一個敢於發聲的人都顯得如此地與眾不同，值得朝廷上下普遍關注，儘管他們的身份或許僅僅是普通地不能再普通的大清帝國的臣民，而他們所擁有的話語體系或許就是幾千年來被歷代王朝同樣也被大清朝奉為「至聖先師」們所持有的同一套話語體系。對於滿清統治者而言，不論是言說者的身份還是言說的內容其實都已經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消滅一切與朝廷（皇帝）不同的聲音。這是一種姿態，而不是道義！

在大清檔案資料中得以保存下來的部分文字里，我們得到了一些言說者的基本情況，以及他們為之送命的言說內容。史氏在其書中提及了如下幾個人物：縣令師爺唐孫鎬（184頁）、半個文人（捐納得功名）陳詮（240頁）、名門之後徐駿（241頁）、生員齊周華（245頁）、教諭高振（247頁）、童生范世傑（248頁）、投書者孟輔世（283頁）、算命先生兼藥販黃琳（284頁）、來歷不明的小販（285頁）。可以肯定的是，書中所列舉出來的這幾個個人還僅僅是當時更為龐大的「發聲」隊伍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人或許被消滅於世而不為人知，或許學會了自我保護而逍遙於世。但是，無論如何，這些不同聲音的發出顯示了一個民族與文化傳統的韌性與剛性。在這些發出不諧之音的人中，我們大致可以將他們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受儒家經典的熏陶所培育出來的獨立人格與獨立意志的自我展現，其中以師爺、生員、教諭、名門之後四人為代表；第二類是期望藉助此類備受關注的做法以引起他人的注意從而揚名天下，其中以半個文人、童生二人為代表；第三類是受到曾靜案的暗示從而做出非常規的舉動者，其中以投書者、算命先生兼藥販、來歷不明的小販三人為代表。我們可以看出，在這些人中，後兩類屬於帝國最底層的人物在這個全國性案件中的反應，而他們的舉動也純粹是個人行為，並不能代表更多的人的情緒與想法，比如說，為了吸引他人而自稱系呂留良徒孫的半個文人陳詮，攔轎投書的孟輔世，自稱「身負秘密使命」的來歷不明的小販，這些人的做法完全是受了曾靜案中部分細節的暗示，依樣畫瓢而完成的。

在這些社會底層的人中間，倒是算命先生兼藥販黃琳在昆明所散發的揭帖中體現出一種在儒家幾千年教化下所培養出來的深層次的心理狀態。黃琳在為雍正朝先寵後誅的大將軍年羹堯大打抱不平的同時，進一步認為呂留良「乃明末大賢，生於明，食明之水土，是必尊於明。宜進贈品秩，以勉天下為學之士。」在他看來，呂留良與另一位被清廷抬舉為喉舌的人物曾靜之間有天壤之別：呂夫子「論本朝衣冠宜尊古制，不宜冠外冠、衣外衣」，實乃正本清源之宏旨。我們可以看出，黃琳的這番論述已經使其行為脫離了個體性而足以與其他那些立足於儒家學統與道統向皇帝冒死進言的歷代儒生士大夫們息息相通了。

在帝國龐大的讀書人中間，最早對呂留良案發表激烈評論的是那位七品縣令的師爺唐孫鎬。他在揭帖的寫作過程中，情緒激動，幾至瘋狂。在歷代政治制度上，他推崇遠古唐虞之治，而鄙棄秦代之後的中央集權體制，認為唐虞之時「君臣交贊，故治化臻於極隆，為千古所莫尚」。反觀秦後之世，「皇上曰可，臣亦曰可；皇上曰否，臣亦曰否。上無憂勤之聖，下無翼贊之賢」。可以看出，唐師爺對於唐虞時代的推崇與呂留良推崇封建制從義理上是完全相通的，就是先以叛逆遭罪後又因歸順朝廷獲釋的曾靜亦認為井田制應當而且可以行於當代。從事件的緣起看，唐師爺的文章雖然是激烈批判當時為取悅雍正而誹謗呂留良的生員諸葛際盛而發，然其意旨卻直取朝廷之典章制度，希望恢復漢人所推崇的遠古政治，也正是這一點，恰恰為雍正所不能容忍！唐師爺認為自己這種不同尋常的作為是依照孔夫子的告誡行事的，因為孔夫子曾告誡說，如果人人皆因天下太平而懷私心自利，則世道必衰。對他而言，就是希望成為一個身處盛世，「當無可如何之際而迫為不得不然之辭」者。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與信念，他在文章的最後還認為：自知此次上書「感悟天心十之一，身罹法網十之九，然其與無恥之諸葛際盛並生陽世，何如與儒雅之呂氏父子同歸陰府也。嗚呼！仲山甫之不作，魏鄭公之已亡，朝廷已無諍臣，野草復生，孽畜後之。修史者不幾笑我朝無人乎！雖然莫謂無人也，猶有不怕死之唐孫鎬在。」從唐師爺的最後獨白中，我們可以看出其不懼強權、視死如歸的儒者氣概。而其氣概無疑來源於如下兩種源遠流長的精神資源：一是遠自孔聖人教化下的人格感召；二是名垂青史的歷代諍臣的聲望感召。以孔聖人的教化作為儒生為人處世的基本立場與信念早已為我們所熟知，明臣亦有所謂「吾為孟子死，死得其所」之豪言；而以獲得後世修史者的認可與關注為信念，同樣是古代國人的生存意境所在，所謂「留取丹心照汗青」者！然而，這所有的豪言壯語最終難以消解皇權的強悍與冷酷，依師爺所願，雍正皇帝密令其官僚迅速而徹底地消滅了其肉體，並焚毀了其文字。同樣，依師爺所願，其名字與事迹終於在幾百年後被來自異邦的史學家所關注，從而留存於世！

高教諭的做法與唐師爺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都是以寫作揭帖的方式表達其內心的真實想法，只是唐師爺的揭帖是以一種有名有姓的方式為朝廷所知的，而高教諭的揭帖在最初卻是以一種無名無姓的方式張貼於牆壁之上展示給眾人的。但是，兩人的結局也完全一樣，高教諭最終被查出、逮捕、處死。高教諭在令其送命的兩張揭帖中的一張認為：「曾靜可殺不殺，呂晚村無罪坐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也！為此感憤，血脈賁張。吾心嚮往古之尚好公義諸聖賢，但求將此書傳揚海內。若獲上達天聰，聖意或改；殺曾靜，免呂氏一門於罪，則人人額首稱慶矣！」在另一張里，他寫了一首七言絕句：「走狗狂惑不見烹，祥麟反作釜中羹。看徹世事混如許，頭髮衝冠劍欲鳴。」高教諭所要表達的觀點其實相當簡單，無非是為呂留良喊冤而譴責始為叛逆後為走狗的曾靜。史景遷在談及高氏的結局時，使用了如下語言：「不過，就某種程度而言，高振『但求此詩傳揚海內』策略算是成功了，雖然他為此而送了性命。」

與毅然決然發異聲於世而遭滅頂之災的唐師爺和靜悄悄地行大逆之舉的高教諭不同，作為名門之後的徐駿罹於法網卻是由於其不作為。徐駿曾一度科舉順利、春風得意，是1713年殿試二甲第八名、賜進士出身，併入翰林院庶常館學習，但幾年後，卻以無心學術而被遣回故里。此後，徐駿便成為一個寄情山水，放蕩不羈的失意文人。地方官員們也正是因為看不慣他的生活方式，才對他予以特別關注。他們在上奏皇帝陛下的奏摺中就認為其「為人狂妄，性情乖張，常離家遊盪於洞庭山等處，吟詠嘯傲，輕世肆志。」於是，這些官員前往其住處搜查與呂留良相瓜葛的書信，但沒有成功，卻意外地查出了其本人詩作中有大逆不道的內容——雍正最後裁定，徐駿按大不敬律處斬，著作、文稿悉數焚毀。在徐駿案中，我們可以看出，徐駿最終被定罪與其之所以被調查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對於官府而言，他們之所以要調查徐駿是因為其個人行為中所表現出來的對大清帝國的不合作態度，但是最終定罪卻是因為查出了其所作的大逆不道的詩書！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在這樣一個由異族統治下的太平盛世里，作為文人，他們已經連自動放棄積極有為的政治作為，從而回到由先秦道家與魏晉玄學共同虛構起來的最後的退路「相忘於江湖」的可能性都被堵死了——在大清皇帝們看來，留給這些文人的只有兩條路：要麼效命，要麼送命。

在所有這些表示過異議的人中間，生員齊周華與童生范世傑是最幸運的，因為他們終究活著看到曾靜被乾隆皇帝處死的一刻！雖然他們也為此付出了相應的代價，但作為雍正皇帝頒詔徵求獨抒己見聖意的附和者，他們的言辭雖有不當之處，卻終究與國體無涉，沒有被朝廷納入「政治罪」的範疇，這使他們得以活著度過這一段非常時期——雖然他們的命運根本沒有得到任何改善。

4、小結

在本文的最後，如果我們按照孟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說法，將這些大清帝國的儒生們分為「達儒」與「窮儒」，我們就會發現，孟子的教導於帝國太平盛世的表象中被異化到了什麼樣的程度——那些能「登天子之廟堂」的所謂「達儒」們在世俗權力的打壓下除了為虎作倀之外，無一例外地保持著沉默。而那些根本無法或是不願進入廟堂的「窮儒」們，卻一直在孤獨而堅定地堅持著古聖賢之道，甚至不惜為之而獻身。這樣的異化狀況，就是清代儒生的整體生存環境！

有意思的是，在曾靜案與呂留良案中，不論「達儒」與「窮儒」之間表面上與暗地裡的差別與分歧是多麼的大，他們之間卻有著唯一的共同點：處死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曾靜！如他們所願，大清帝國新的最高權威乾隆皇帝迅速地誅殺了同是讀書人的「小人」曾靜，但卻沒有任何替呂留良案平反的意思，而且終有清一代，牽連甚廣的「文字獄」也從來沒有一件被平反過！儒生們的命運一如既往地掌握在異族統治者的手中，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大清帝國的最終覆滅——然而，更令人唏噓不已的事實是：隨著在傳統中國存在了幾千年的帝制的最終解體，幾千年來既為這一體制提供合法性又與這一體制存在著內在張力的儒學與儒生群體，也隨著帝制的解體而煙消雲散了，儒學與儒生群體失去了在重歸華夏族統治的帝國體制中再次表明其自身意義與價值的最後機會——從那時開始，等待著國人的將是一個既沒有了儒學又沒有了儒生的嶄新世界！

丨作者丨江邊客舍

丨聲 明丨卑之毋甚高論，惟有勤而行之。我們每天採擷中外人文藝術領域的思想者觀點文章、藝術家的作品與朋友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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