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靠貿易戰遏制中國？美國怕是用錯了方法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美國前所未有的政治素人和民粹主義者特朗普入主白宮後，立即掀起一股空前的修正主義浪潮。可謂做到了兩個凡是：凡是傳統政治人物堅持的政策統統改變；凡是奧巴馬的政策一律推倒重來。但是在他執政的第一年，唯一的例外是中國。雙邊關係不但出奇的好，就是最高領導人之間都有了難得的「化學反應」。特朗普本人和家族主要成員，均對中國讚不絕口。主導外交的國務卿蒂勒森訪問華時，居然也首度說出中方建議的「新型大國關係」十四字訣（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然而，就在外界認為中美關係輕舟已過萬重山之際，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特朗普國情咨文中都突然把中俄定位為對手和修正主義國家。隨後不久更對中國發起一波又一波貿易攻擊。儘管這些攻擊都還未實際執行，但毫無疑問，報告和國情咨文以及貿易戰的意圖當然代表了美國政府的真正立場，也把中美關係包裹的層層虛幻面紗揭開。然而，中國有兩句老話，可視為對這一戰略的檢驗：一是察其言，觀其行；二是知易行難。美國如果要想實現這個戰略，僅靠貿易戰是根本不可能達到目的的。

一是貿易和經濟領域是中國綜合實力中最強的組成部分，是和美國實力最接近的領域。真打起來，美國損失同樣巨大。這從美國股市應聲而大跌就可一葉知秋。

二是中美關係包括經濟關係早就超出雙邊範疇，有強大的外溢效應。雙方發生貿易戰勢必撼動全球經濟秩序，引發全球經濟動蕩。這不僅不符合中美兩國利益，也不符合全球各國利益。美國不通過現有的國際規則比如世界組織，而單方面發起貿易戰，自然引發全球的擔憂和反對。在這種壓力和可能的後果下，這場貿易戰只能虎頭蛇尾而告終。

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想遏制如日中天的中國，即使從貿易做為切入口，它也必須在國際和國內政策上大幅度的變革。如果做不到，這一切不過是水中月。

國際上，美國必須做到如下四個巨大改變：

第一，要放棄美國優先戰略。

美國的霸權和歐洲不同，它不是依靠海外的殖民擴張——當然美國本身地大物博也不是非常需要，而是依靠盟國和以它為主建立起的國際秩序和規則。美國既然是龍頭老大，自然承擔的責任最大，包括提供安全等公共產品。美國要想遏制中國，也必須依靠這個體系，僅憑它自己是根本做不到的。就是對付伊朗，也需要五大國合力，對付朝鮮同樣是如此。更何況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這就是為什麼奧巴馬決定美國進行亞太轉移的同時，也在亞洲力推建立排除中國在外TPP——目的之一是捍衛美國制訂規則的權力。

但是特朗普上台以後奉行「美國優先」，大力破壞自己建立起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他對美國和任何國家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都持否定態度，就職當天就退出TPP。後來還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不顧全球絕大多數國家的反對和譴責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不僅如此，還要否定六國共同達成的伊朗核協定。歐洲的盟友、亞洲的盟友都失去了對美國的信任和信心，歐盟更乾脆決定要獨立自主。

所以，美國如果想實施自己的戰略，就必須放棄美國優先戰略。但只要特朗普執政，這顯然不可能。

第二要重拾價值觀外交。

今天的中國在硬實力上和美國已經不相上下，如果對比更合理的購買力平價，根據世行報告，中國2014年早就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但在軟實力上特別是價值觀上仍處於守勢，可謂西強我弱。如果在這個領域向中國發難，中國只能是以守為主。但特朗普上台後卻率先拋棄價值觀外交，單純的經濟利益成了一切的核心。

應該說，國內政治中，經濟是最重要的，但在國際關係領域卻非如此。更何況，從經濟上向中國發難，美國根本占不了便宜。此前雙方多次交手，都以美國放棄而告終。再者，經濟領域國際法規相對健全和公正，美國國內的法律也獨立。2017年2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就裁定中國對美出口卡車輪胎沒有對美國產業造成實質性損害，美國不能再徵稅，已經交的保證金也必須退還。中國完勝。

第三則是和俄羅斯建立盟友關係。

實事求是的講，中國的崛起對俄羅斯和美國都是最大的地緣挑戰。從國家的長遠利益講，俄羅斯和美國應該聯手。但事實卻是美俄高度對立，各方都不得不向中國靠攏。美國之所以不敢對中國攤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虎視眈眈在側的俄羅斯。中美火拚，俄羅斯必然坐收漁翁之利。

造成今天這個局面的主要原因在西方。西方破壞了自己在蘇聯解體時的承諾，一而再擴大歐盟和北約，屢屢羞辱俄羅斯，直接把威脅擺到俄羅斯的大門口。這不僅令俄羅斯喪失了對西方的信任，更直接導致俄羅斯向東看，走向中國。後來在烏克蘭問題上西方又一再打錯牌，用街頭暴力而不是選舉的方式推翻親俄總統亞努克維奇，從而令雙方關係達到了不可收的程度。當然俄羅斯缺乏戰略定力，過於血性和戰術勇猛，過早和西方攤牌也是造成今天局面的原因。

應該說，特朗普不管出於什麼原因還是希望能和俄羅斯改善關係，但國內政治造成的政黨惡鬥反而使得他上台後，雙方關係更加惡化。只要美國和俄羅斯關係不改善，遏制中國就是一句空話。今天的中國綜合實力遠勝冷戰時的蘇聯，而今天的美國，其相對實力要弱於冷戰時。冷戰時美國尚需要聯手中國，更何況今天？正如2016大選總統候選人盧比奧所稱：「我不確定在美國240年的歷史當中，我們可曾面對過有如此體量的競爭對手。」

第四則是全面撤出已經捲入的外部衝突，並不再捲入新的衝突。奧巴馬時代就已經開始這樣做了，只是自己弄的爛攤子要想善後沒那麼容易。直到現在，美國仍然不得不增兵阿富汗，繼續維持在伊位克的存在。就目前來看，這兩場戰爭還看不到終點。

另外，奧巴馬時代開始遠離中東衝突，疏遠以色列，對朝鮮問題也是戰略忍耐（實際就是不管不問）。但到了特朗普時代卻又重新捲入，甚至煽風點火，製造對立。更拿朝鮮問題和中國進行貿易交換。

我們再來看國內事務，美國同樣也需要進行重大的改變。

第一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化解愈演愈烈的黨爭，擺脫「否決體制」。

美國這個農業文明時期建立的制度確實已經不符合信息時代了，已經演變成什麼事也做不成的「否決體制」（福山語）。《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弗里德曼都希望美國做一天中國，從而能使那些必要的法案和改革通過。

美國政府雖然經常關門，但在一個政黨掌握兩院多數的情況下被關門卻是首次。問題可以說日益嚴重。

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許多西方國家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義大利為了產生一個穩定政府，2017年修改了選舉法。但是美國政治體制的弊端由來已久，卻從未見到有什麼改革措施。比如，能否取消重大法案參議院必須60票通過的制度安排？但奇怪的是，共和黨和民主黨都不願意改革。

所以也才會出現上文所提到的明明戰略上都明白中國是最主要威脅，但卻因為國內政治內鬥，把俄羅斯當成頭號敵人。

更嚴重的是，今天的美國不僅政治上對立嚴重，社會上的對立也同樣嚴重。2016年大選結果公布後，美國並沒有像過去一樣從大選的激情中恢復平靜，相反不承認選舉結果的抗議遊行立即遍布全國。少數族裔和白人、沿海城市與內地和鄉村、傳統工業化地區與新興產業區的矛盾是日益激化。但舉國上下卻束手無策。更不可思議的是，身為總統的特朗普不但不試圖化解矛盾，反而常常激化矛盾，為種族主義者辯護。他本人推特甚至還轉發英國極右視頻。

可以說美國制度是否還能自我更新和糾錯，就是自由派學者、美國問題專家資中筠也沒有了信心。她在《美國十講》一書中這樣寫道：「美國面臨拐點，需要對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進行反思。美國制度中的糾錯機制是否還能發揮作用，尚待觀察」。（295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第二降低國家天文數字般的債務。

今天美國的國家債務（不包括家庭債務和企業債務）就已經超過20萬億美元，大於其經濟總量。

今年2月，美國最高情報官員丹路科茨正敦促國會解決不斷膨脹的國家債務，他稱「這種狀況是不可持續的……對我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這並不是第一次或第一位高官憂慮美國的債務。2008年奧巴馬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把消減國家債務當作他的三大承諾之一。他希望任期內能將債務減少一半，從10萬億美元減至5萬億。但八年任期結束後，債務不但沒有減少，反而翻倍至20萬億。從現在看未來10年，美國赤字將總計7.1萬億美元，這將使國債升至近30萬億美元。

儘管美國經濟體量巨大，而且美元也是世界貨幣，但常識都知道這根本無法持續。一旦世界對美元喪失了信心，就是一場全面清算和大崩潰。

美國是三權分立的國家，財政預算也高度透明，何以卻無法阻撓政府寅吃卯糧、大肆揮霍未來子孫後代的資源？這恐怕一方面是美國民族高消費、低儲蓄的文化，另一方面這種制度雖然能控制住政府不亂花錢，但卻控制不住欲壑難平的利益集團。比如特朗普最新2019年度財政預算，一共4.4萬億美元，軍費的開支超過7000億！（還不包括退伍軍人的1700億開支）是教育經費的7倍，占整個政府開支的50%，足見軍工集團的強大。再加上美國每年超過3000億美元的債務利息，兩項合計就佔了總預算的25%。

另外一個原因則有可能是資金使用不善或者體制的問題。美國社保和失業保險的支出超過一萬億美元。這在美國經濟復甦、失業率下降的背景下非常反常。

出現類似現象的還有醫保開支。醫療支出佔總預算的26%，是世界上昂貴到最誇張的系統，但人均壽命反而在降低（78.7歲），還是發達國家中唯一一個沒有全民醫保的國家。而且美國是世界上極少數婦女沒有產假的國家。

社保和醫療開支巨大卻成效甚低，這應該和體制或者政府的管理能力有關。

但不管什麼原因，一代代總統希望減少債務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這個問題不解決，美國恐怕難保不會自我崩潰。

第三基礎設施建設。

特朗普在競選時聲稱美國的基礎設施已經淪為第三世界。這固然有些誇張，但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基礎設施只吃老本確是事實。今天美國的基礎設施不僅明顯落後於歐洲盟國，也落後於亞洲的中國。2017年英國廣播公司BBC在拍攝的一部紀錄片中說道，作為全球經濟最發達的美國，其實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現在已經遠遠落後新興體國家，特別是崛起中的中國。

破舊的紐約地鐵

美聯社援引專家觀點稱，美國的基礎設施正在崩裂。美聯社還指出，當特朗普總統稱我們的機場就像第三世界的機場一樣時，他完全正確。我們大部分的機場至少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了，它們已經很明顯地出現了老化。在Skytrax給出的綜合評分前10名中，在倒數20名的機場里，美國機場佔了6個，其中就包括紐瓦克自由國際機場。全世界排名前25的機場中，沒有一家是在美國。

具體的數字更是令人觸目驚心：在美國，每4座橋中就有超過1座的橋樑已經使用了超過50年以上，並且「從來沒有經過重建」、據美國道路和交通運輸建設者協會，目前美國大約有56000座橋樑有「結構缺陷」、美國大壩的平均年齡在52年，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把美國大壩的狀況評為「D級」、據美國交通部消息，美國超過三分之二的道路急需維修或是翻新。這也是理解何以美國如此頻繁的發生火車事故的背景。

一個國家要想復興，良好的基礎設施是前提條件。特朗普屢屢提出要進行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但問題在於一是錢從哪裡來。僅美國想修復損壞的道路和橋樑，需要花費大約8080億美元。美國政府正在進行規模空前的減稅，另一方面債務又超過了經濟總量。沒有錢，自然計劃和願望就成了水中樓台。問題之二是今天的美國已不同於建築橫貫鐵路的時代了。利益集團會阻撓——比如建高鐵，石油、航空和高速公路公司都反對，民眾也反對拆遷。這曾迫使美國規劃的第一條高鐵穿越無人的沙漠（儘管如此也沒有建成）。

第四就是貧富差距擴大和中產階級萎縮。

儘管美國的社保支出如此之高，但貧富差距卻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其基尼係數早就超過危險的0.4，屬於嚴重不平等國家。不平等不僅破壞社會穩定，更打擊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民眾對民主制度的信心也在喪失。

2015年根據皮尤的調查，美國中產階級的空心化是美國社會本質變化的標誌，也被視為美國社會性質發生變化的一個「臨界點」。「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是西方耳熟能詳的民主定理。

這個挑戰不僅僅會造成社會的動蕩，更重要的是直接威脅到西方民主制度存續的基礎。而這一局面卻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是全球化、自動化和經濟金融化的結果。這「三化」是不可能逆轉的。只是面對這一全新的時代挑戰，現行的西方制度束手無策。

最後就是美國國內的種族結構。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數據預測，到本世紀中葉，美國人口將超過4億3千萬。屆時人口的種族構成將進一步多樣化，白人將失去占人口大多數的族群地位，將從目前占人口總數的66%下降到46%。而更早於2042年，目前大約佔人口總數三分之一拉丁族裔、非洲裔和亞裔等少數民族的人口總數將開始超過白人。

目前特朗普推行的移民改革太晚，幅度也太小。現實數據則是驚人的：在2010到2016年之間，美國的西裔人口增長了500萬，而同一時間，美國的白人人口則減少了40萬。據《華盛頓郵報》推測，即使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全面得到落實，也僅將會把非西裔白人成為美國少數族裔的時間往後推最少一年，最多5年。

這是自亨廷頓、李光耀對未來的美國最為擔憂的。當一個國家的主體民族發生變化，其文明以及建立在這套文明基礎之上的制度都會發生難以預測的改變。就如同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文明，如果漢族成為少數，這個文明肯定不會是現在的狀態。

至少從政治上講，美國有可能變成一黨制國家。根據皮尤中心的數據，在登記為選民的西裔移民中，支持民主黨和支持共和黨的比例為70：18。而在亞裔移民中，該比例為50：33。共和黨如不改變，將成為永遠的在野黨。一個非白人為主的國家，是否還有尋求全球霸主的野心，是否還有白人的傳統宗教使命感都是未知數。

美國面臨國際上的四大改變、國內的五大挑戰，到目前來看，都沒有任何變革或解決的可能性。試問，美國究竟拿什麼去實施它的戰略？它又如何贏得一場貿易戰呢？既然贏不了，那就只能是交易過程的虛張聲勢，只不過這種手段怎麼能瞞得過中國的法眼呢？

難怪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斷言：「貿易戰」勝利者將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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