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核災難7周年：撤離之痛

有觀點認為，福島災難最具破壞性的部分並非核事故本身，而是撤離。當時離開家園的6.3萬人中，很多人飽受抑鬱症、失業和酗酒的困擾。

在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地方發生地震時，山內聰（Satoru Yamauchi，音譯）正在他的蕎麥麵店工作。他記得當時他逃到高處，然後回家救他的狗，回來時剛好看到一面「白牆」（海嘯）從太平洋咆哮而來。

海嘯造成的破壞程度超出他的想像。但他和他的家人活了下來。甚至他們位於樽葉町的家由於建得足夠高，逃過了海嘯。接著第二天，市政廳下達撤離命令：福島核電站出了問題，一位在該核電站運營商東京電力公司(Tokyo Electric)工作的朋友說，情況可能很嚴重。

這家人一路向南，在一個疏散中心度過了3天。天氣非常寒冷。山內聰被徵用做了廚師，當時圍繞核反應堆狀況的傳言變得越來越可怕。「我的孩子們說：『我們不想死於輻射。我們去東京吧。我們去東京吧。』」

因此一家人搬到了200公里以外的日本首都，接著他們的麻煩真正開始了。過去7年，他們遭遇了住房擁擠、財務困難、校園霸凌、抑鬱、沒有目標還有內心對於被核輻射宣判死亡的恐懼。「我們在心理上被打垮了，」 山內聰表示，「我現在還在服用治療高血壓的藥物。」

專家們表示，隨著福島生活慢慢回歸正常（參觀福島核電站的人不再需要身著防護服，一個面罩就夠了），越來越明顯的是，這場災難最具破壞性的部分是撤離，而非核事故本身。當時有6.3萬人離開家園，其中很多人飽受抑鬱症、失業和酗酒的困擾；此後只有2.9萬人返鄉。

根據日本政府復興廳(Reconstruction Agency)的數據，在福島，與災難相關的死亡人數為2202人，死因包括撤離壓力、醫療中斷以及自殺等等；到目前為止，沒有一例與福島核電站輻射相關的癌症病例。這促使一些學者做出令人震驚的重新評估結論：撤離是一個錯誤。他們認為，如果人們當時留在原地，人員成本可能會大大降低。根據日本警察廳(National Police Agency)的數據，這場大地震造成的死亡總數為15895人。

完全不撤離可能是不合理的。在這場危機的最嚴重時期，人們擔心會出現更嚴重的污染。問題是人們是否本應被疏散數周，而不是數年。「事後看來，我們可以說撤離是個錯誤。」布里斯託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風險管理教授菲利普?托馬斯(Philip Thomas)表示，「如果是我們的話，會建議所有人都不撤離。」他領導了最近一個有關核事故的研究項目。

福島促使全球厭惡核能，因此導致德國和日本等國較高的碳排放。然而，如果事實證明很多痛苦都是可以避免的，那麼這可能改變人們的考量。核能的未來以及對導致撤離的其他災難的正確回應，可能取決於從這場災難中吸取正確的教訓。

這場核事故是自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災難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是在海嘯切斷福島第一核電站(Fukushima Daiichi)的電力供應之後發生的。隨著工人們拚命在瓦礫和水中求生，有3個反應堆的冷卻系統停止運行，導致氫氣爆炸，核污染物釋放到大氣中。最終，這3個核反應堆的堆芯熔毀。

第一次撤離命令是在3月11日夜間發出的，就在海嘯發生幾個小時後，撤離人群包括該核電站周邊半徑兩公里以內的人。第二天早晨，禁區的範圍擴大到半徑10公里，但由於在當天第一次爆炸後出事地點邊界測量到的輻射水平很高，禁區擴大到電站周圍半徑20公里的地區，山內聰位於樽葉町的家也在範圍之內。

人們在恐慌和混亂的氣氛中開始撤離。大型公共汽車出現在市政廳，人們帶上所有能帶上的東西上了車。老弱病殘者受到的影響最大。

日本醫療研究開發機構(AMED)在福島工作的醫生越智紗英（Sae Ochi，音譯）表示：「如果你把那些將人員撤離的療養院和那些沒有將人員撤離的療養院比較一下就會發現，前者的死亡率是後者的3倍。」在與此次災難相關的死亡當中，有1984人是65歲以上的老人。

居住在臨時住所的撤離人員的身體受到了非常嚴重的影響。以前走路的人不得不開車。習慣了戶外活動的農民被困在室內。患上肝功能障礙、糖尿病和高血壓的人的比例也有所上升。

福島縣立醫科大學(Fukushima Medical University)的教授谷川宏一（Koichi Tanigawa，音譯）表示：「我們最擔心的是與災難有關的自殺事件。」此次災難對人們心理健康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日益嚴重，自殺人數在2013年達到峰值，當時有23名福島災民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越智紗英說：「最初，每個人都真的很有決心，但他們感到了疲憊，而這正是抑鬱開始加劇的時候。」

此次災難沒有導致輻射病例的增加。谷川宏一說：「目前沒有發現與輻射有關的癌症病例，包括核電站的工人。」他說，在173名接觸輻射劑量超過職業安全上限的工作人員中，最終可能會有少數人患上癌症。但福島居民受到的輻射的最大劑量低於那些水平。「從統計學上講，普通民眾得癌症的幾率應該沒有明顯的增加。」

反核活動人士指出，福島的兒童有100多例被診斷出得了甲狀腺癌。但醫生說這不可能是輻射引起的，因為這種疾病通常會在受到輻射後四到五年才能發展起來，而這些癌症病人是立即被發現的。更確切地說，這些甲狀腺病例是使用超靈敏設備篩查縣內所有孩子的結果。

福島檢測出的發病率與日本其他縣使用相同設備檢測出的發病率差不多。谷川宏一表示：「如果我們去尋找甲狀腺癌，那麼我們會通過篩查效應找到它。」

避免輻射造成死亡是疏散的意義所在。關鍵的問題是，如果病人留下會怎樣。托馬斯教授利用聯合國採集的福島輻射數據和輻射致病的標準模型發表了計算結果。他發現風險是適度的。

他說：「即使是在受影響最嚴重的村莊，輻射劑量也是30年前的核工業所接受的。」他發現，在受影響最嚴重的富岡町、大熊町和雙葉町，由於避免了輻射，撤離者的壽命分別平均延長了82天、69天和49天。

在山內聰的家鄉樽葉町，撤離延長的壽命僅為幾天。在某些地方，這個數字還是負數，因為人們疏散到了輻射水平較高的地區。對於對輻射更為敏感並且有更長的壽命可損失的年輕人來說，撤離相對更有意義。

但托馬斯說，純粹從成本和收益的經濟角度計算，撤離並不值得。對於撤離人員的預計賠償金額為7.9萬億日元（合740億美元）。加上擾亂生活的可怕健康後果，「撤離就更不值得了」。100毫希輻射劑量——超過任何居民實際受到的輻射劑量——帶來的死亡風險大約為0.5%。

回過頭去看，撤離看上去有些反應過度。但當時的掌權者能否採取其他舉措，現在說不清。下達撤離命令的時任日本首相菅直人(Naoto Kan)表示，他的決定在當時是正確的。在事故發生後的那些可怕的日子裡，呈報給他的是大規模放射性污染的可怕情景，要求核電站半徑250公里以內的人員撤離。

「這片地區有5000萬人，包括東京全部人口。東京將變成一個鬼城，」他表示，「鑒於這種情景是可能出現的，基本來說，我們不得不下令儘早撤離。」

菅直人並非唯一一個做出這種決定的人。美國根據自己的獨立評估，向本國公民通報了更大的撤離區——事故核電站半徑50英里的區域。菅直人承認的一個錯誤是，沒有讓位於核反應堆西北部輻射微塵沉降路徑上的村莊更快疏散。他表示：「這對於受害者而言是不可原諒的。」

托馬斯教授把災難還在繼續時撤離與事故後轉移進行了區分。他把福島的情況與去年加州奧羅維爾湖大壩(Lake Oroville Dam)下游地區的人員疏散進行了對比，在大壩情況穩定後，居民迅速返回家園。

但越智紗英醫生不知道，即便噩夢般的情景得以避免，讓人們留下是否可能。「如果你現在僅僅看輻射量，那麼更好的做法是不撤離，」她表示，「（但）那時人們感到恐慌，而且也沒法向他們供應糧食和燃料。」

她表示，更為重要的是思考如何更好地在未來管理疏散，而非對福島做出的決定進行馬後炮評估。日本新的核應急計劃包括一旦出現類似災難，半徑5公里以內人群需要撤離，同時下令半徑30公里以內地區採取掩蔽措施。

她表示：「或許最重要的事情是（在撤離時）明確人們可以在何種條件下回家。」安全的輻射水平仍是科學家辯論的話題，但人們不太可能相信事故後才確定的數字。越智紗英還表示，撤離病人時從容不迫是安全的，因為只有累積輻射暴露才危險。

托馬斯教授在她的觀點上更進一步。他表示：「第一個要意識到的是，轉移可能是一個糟糕的主意。」他建議核企業開始提供有關工廠周邊居住風險的實時健康信息。「也就是提供當前污染水平會造成壽命減少多少的信息。」他說。如果人們意識到只會減少幾天，那麼他們就可以在知情的情況下做出留下的決定。

「人們非常了解氣溫，」谷川宏一表示，「他們也需要這麼了解輻射。」

然而，這些方法需要對風險有深入的了解，並且公眾有行動的意願。無可辯駁的是，核能意味著一些風險。福島之類的事故意味著一些核輻射污染，生活在一個受污染的地區意味著罹患癌症的長期風險上升。

至於山內聰，他將回到福島重開他的蕎麥麵店。他說：「我們能成功嗎？我不知道。」樽葉町的撤離令於2015年解除，但回來的人仍非常少。他對核輻射感到擔心，他不相信這家核電站的運營商東京電力公司，也不相信任何表示健康風險在可控範圍內的官方說法。「絕對不需要核能，」他說，「僅僅一個錯誤就會發生可怕的事情。」

英國《金融時報》 羅賓?哈丁 福島報道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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