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董事長易會滿：防止居民儲蓄率過快下降引發經濟金融風險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全世界儲蓄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其中，居民儲蓄是國內儲蓄的主要來源。

不過近期多位金融監管人士、金融機構高管警示，關注我國居民槓桿升高、居民儲蓄率過快下降等風險。「應該高度重視居民儲蓄率問題，防止居民儲蓄率過快下降引發的經濟金融風險及連鎖效應。」3月24日，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易會滿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經濟峰會上表示。

在剛剛結束的兩會期間，3月9日下午，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在兩會「部長通道」答記者問時表示，目前中國居民家庭部門槓桿率也需要降低，居民家庭部門增長非常快，大家警惕性不夠。

郭樹清當時表示：「居民家庭個人消費買房、投資增長速度非常快，這是很危險的。因為我們是一個高儲蓄國家，過去這是我國很大的優勢，如果借錢比存錢還增長的快，儲蓄率高的優勢將喪失。所以，銀監會將降槓桿作為非常重要的方面，繼續做好這方面工作。」郭樹清表示。

金融科技興起加速存款分流

易會滿在論壇上表示，2010年以來，我國居民儲蓄率持續下降，成為拉動國民總儲蓄率下滑的主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居民儲蓄率下降對國民儲蓄率下滑的影響佔70%）。與此同時，儲蓄率下降還伴隨著居民家庭槓桿率的快速提升，2013-2017年，家庭債務佔GDP的比重由33%升至49%。

對於居民儲蓄率持續下降以及居民家庭槓桿率的快速提升，易會滿認為有三點重要原因。 一是金融脫媒與利率市場化加快了居民財富多元化擺布。一方面，社會公眾不斷增長的財產性收益要求，對多元化金融理財業務的發展形成了客觀驅動力；另一方面，金融市場的創新發展和資管產品體系的日漸豐富，也為家庭投資提供了更多選擇，對傳統和單一形式的儲蓄形成了一定衝擊。2013年以來，銀行理財、信託、公募基金、私募產品規模合計增長超過2倍，存款則成為這五年間居民主要金融資產中唯一佔比下降的資產。

其次是，金融科技背景下互聯網理財的興起加速了存款分流。近幾年金融科技的發展，降低了財富管理門檻，增強了金融服務的便捷性，眾多平台公司爭相推出了以較高收益、較高流動性為特點的互聯網理財產品，幾年間即形成「氣候」。以基於互聯網理財的貨幣基金為例，2013年以來出現爆髮式增長，規模由不到1萬億元迅猛增長到2017年末的6.74萬億元，其中僅2017年當年就增長近2.5萬億元，而同年儲蓄存款增長只有4.6萬億元，分流效應顯著。

三是房地產吸引了家庭大量資金流入。在城鎮化進程推進、房價持續升溫背景下，家庭收入中投向房產的比例大大超過存款配置。2016年和2017年，居民貸款增量連續超過存款增量，開始由資金供給方轉變為資金需求方。

此外，易會滿還表示，從微觀來看，居民儲蓄率下降有一定的必然性，家庭財富更多投向理財和房產也有一定合理性。但從宏觀上看，無論是從我國國情和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來講，還是從金融安全格局和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來講；無論是從理論層面，還是從實踐層面，都應該高度重視居民儲蓄率問題，防止居民儲蓄率過快下降引發的經濟金融風險及連鎖效應。

儲蓄率過快下滑影響大

對於居民儲蓄率過塊下滑，易會滿認為，首先，這不利於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改革開放40年來，高儲蓄是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沒有高儲蓄率，就難以支撐銀行信貸和全社會投資的持續較快增長。

他認為，在當前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穩增長、調結構、補短板依然需要大量銀行資金配套，現階段的經濟轉型發展需要維持比較穩定的儲蓄率，這是支持實體經濟的客觀需要。同時，在我國整體負債水平上升的情況下，較高的居民儲蓄率也提供了緩衝空間和較強的安全邊際。若居民儲蓄率過快下滑，勢必會帶來債務償還負擔上升，增加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其次，會降低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抬高實體經濟整體融資成本。在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市場環境下，銀行是金融供給的「主動脈」，發揮著核心中介作用。而儲蓄的多渠道分流，尤其是通過一些互聯網金融平台形成空轉、拉長鏈條後，不僅造成了金融資源配置的碎片化和低效化，而且抬高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對金融配置主體來講，各種貨幣基金成本至少比儲蓄存款高出2個百分點，而這些高出來的成本勢必會轉嫁到經濟實體上，從而整體抬高社會融資價格。

再次，儲蓄率過快下滑會加大流動性風險，影響貨幣政策傳導。在貨幣供應量一定的情況下，對商業銀行而言，資金擺放或者表現為儲蓄存款，或者表現為對公存款、同業存款。而儲蓄存款的穩定性更好，對銀行信貸投放的支持能力更強。一般儲蓄存款佔到大型銀行總存款的一半左右。如果未來銀行儲蓄存款增長面臨「枯竭」，或「負債荒」成為常態，則會放大貨幣市場的波動，影響金融市場穩定性和貨幣政策傳導效應。

三方面應對儲蓄率過快下降

易會滿認為，對居民儲蓄率過快下降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應從戰略思維、宏觀調控、監管政策、市場引導等多維入手，未雨綢繆，及早應對。關鍵是要正本清源，規範有序。

他建議，三方面應對儲蓄率下降過快，一是回歸資管業務代客理財的本質，打破剛性兌付。收益與風險是成正比的。而剛性兌付扭曲了產品屬性和風險收益，以致部分家庭在投資選擇時，簡單將收益視作唯一比較標準，將資管產品當作無風險或低風險產品進行配置，從而對儲蓄存款形成過度替代效應，不僅弱化了家庭財務保障，還可能成為一些群體性事件和金融風險的「起爆點」。因此要推動打破剛兌，讓資管業務回歸本源。

二是進一步加強互聯網背景下各種金融行為的規範。貨幣基金現形式各異，有的具備投資和支付的雙重功能；有的互聯網平台無牌經營，高槓桿、高收益、高風險，一般消費者無從識別。建議進一步正本清源，把握金融服務的實質和技術發展的本質，釐清貨幣基金的真實屬性和功能邊界，杜絕監管套利，強化持牌經營，控制槓桿比率，嚴格流動性管理，引導其規範理性發展。堅持商業銀行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主渠道作用，發揮其穩定金融市場和社會融資成本的「壓艙石」作用。

三是加快推動銀行資產證券化，積極應對負債出表。儲蓄存款持續下降帶來的負債端量和價的變化，勢必會向資產端傳導，客觀上要求銀行資產負債表作出適應性調整。因此，有必要加快推進銀行資產證券化進程，完善配套政策，盤活信貸存量，增加資產流動性，這也是推動直接融資發展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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