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初：劃界談判中大清為什麼沒有自己的地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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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公眾號薛定諤的貓先生
（ID：curiouschat）
摘要：在「經世致用」傳統中，絕不會出現為學術而學術的知識態度，任何學術都是拿來為政治目的服務的，因此，也註定其受權力的嚴格操控。這樣的知識態度不僅讓純粹知識無法生存，甚至那些實用性知識也無法發展。
使節的隨員們
1722年康熙去世，俄國擬派遣高級官員使華，慶賀大清新皇帝登基，並宣布俄國女沙皇即位（彼得大帝於1725年逝世），薩瓦·務拉的思拉維赤被任命為「特派駐華全權大臣」。
薩瓦接到命令時，要求派備各種助手和專家，他開列的隨員名單包括——一個醫生，一個植物學家，一個地理學家，兩個數學家等等。使團成員中，薩瓦自己是商業與外交專家，他的助手勞倫斯·郎克，也是一個「中國通」，熟悉中國外交和商務程序，從1715年起就與中國打交道；另一個是樞密院的審理官，剛擔任過俄國與波蘭、土耳其的劃界工作。此外就是負責邊界測量工作的地形學家，一名測量員和兩名俄國科學院的學生（俄國科學院於1725年成立），後來還加選了幾名有經驗的西伯利亞測繪人員；擔任翻譯工作的，是拉丁文和蒙古語學校的學生；還有一名主教和幾名神職人員，使團成員共120人。除少數幾個官員外，其餘絕大部分是專業技術人員、科學家們。
薩瓦使團出使是雍正年間的事，其使命是與大清達成商務合約並劃定邊界。所以薩瓦使團隨員中有眾多的地理學家、測繪專家。他們在進入西伯利亞時就開始測繪工作，沿路實地進行測量。根據留存的檔案，我們基本上能夠弄清這批地理學家們的工作方式與成效。
由於第一批測繪結果不太理想，薩瓦將由親王指派的第二批測繪員分為兩組，每組兩人，一東一西，在使團經過的西伯利亞地區進行實地測量。負責東部測繪的人員由於無法越過隔斷黑龍江和勒拿河流域的高山，而繞道雅庫茨克，但收穫甚微。薩瓦於是委託當時正在西伯利亞東部考察的丹麥造船家維塔斯·白令完成這一帶的勘測任務。
維塔斯·白令（丹麥語：Vitus Jonassen Bering，1681年8月－1741年12月19日），出生於丹麥霍爾森斯，是一位俄羅斯海軍中的丹麥探險家。
此前，彼得大帝在臨終前發布手諭，命令白令組織一次遠征，去探明美洲與亞洲之間地理關係。白令於1726年抵達西伯利亞首府，並將考察隊分為兩組，前往海岸考察。遠征隊中有一個由三十名專家組成的勘察加科學考察分隊，他們攜帶著幾百冊圖書，包括像《魯濱遜漂流記》、《格列佛遊記》這樣的小說，九輛四輪馬車裝載的儀器和十五英尺長的望遠鏡，隨同考察隊的還有一個外科醫生、兩個風景畫家和一個製造儀器的工人和五個測量員（1741年，白令在考察中病死，聯接美亞之間的海峽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1727年，白令將其在外興安嶺和烏第河、黑龍江、高麗和遼東海岸的測繪圖送給薩瓦，為其劃界談判提供依據。
根據這次考察，聖彼得堡科學院地理繫於1754年出版了一幅地圖，新的地理信息迅速擴散並在全歐洲得到廣泛關注。以上是由倫敦製圖師Thomas Jefferys編寫的題為「俄羅斯發現」的英文地圖。
使團在抵達大清邊境時，要求清方也派遣一些地理學家，會同俄方測繪人員一同勘測。但大清卻幾乎無人可派，他們不僅對與自己接壤的俄羅斯疆域情況不明（大清在1712年至1715年間曾越過西伯利亞訪問伏爾加河下游的土爾扈特人，但只有圖裡琛一人對俄羅斯作過簡單的觀察），對於自己的疆域也不熟悉，儘管康熙時期曾組織耶穌會教士對西北一帶進行過實地測量，但教士們卻未能勘查西伯利亞地區，因此，這一地區在他們繪製的中華帝國地圖上完全無法精確呈現。
對於俄國繪製的這些精確的地圖，大清談判代表只能以「頑固和傲慢來回答」（加恩語），首席大使國舅隆科多什麼事也不做，就地等待俄國使團的到來；而「俄羅斯專家」圖裡琛與隆科多又不和，其助手蒙古頭目額駙策零對於邊界更沒有什麼科學概念，甚至對他自己的領土也懵懂無知。
策零在給雍正的奏摺中這樣說明他對疆域的理解：
今觀所設包衣卡倫內側，我右翼喀爾喀牧場，並不狹窄，各自生活優裕。卡倫外側，由車零旺布、博貝所屬烏梁海人居住，該車零旺布所屬烏梁海之地，與俄羅斯劃界無關。再，居住于山區之博貝烏梁海人牧場，其俄羅斯所屬哈里雅特、布里雅特人亦不去，可仍按本爵原奏劃界。至哲里河，原雖屬喀爾喀地方，然經噶爾丹之亂，我方人等原再未居住，而由俄羅斯所屬哈里雅特、布里雅特人居住多年，亦屬事實。故可將哲得河化入俄羅斯，沿東邊之額爾古納河，本爵雖不甚詳細，然據隆科多與使臣薩瓦等議稱，前內大臣索額圖與俄羅斯使臣費奧多爾·阿列克謝議定時，將額爾古納河為界。該河以北屬俄羅斯，經詢我喀爾喀車臣汗等屬下，亦稱並非伊等游牧之地。今與他國議事，顯然無庸再議此地，應以額爾古納河源沿我所設卡倫，斟酌其俄羅斯人住地之遠近駐防為好。
清世宗雍正帝（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
雍正對於這片土地也是完全無知，對策零的報告他只能裝腔作勢的寫下批示：「知道了，此事，爾等任重，事關萬年之是與非，朕信用爾等，或是或非，在於爾等，日後蓋有評論。朕今不甚詳知爾等是否按地形辦理，故其可否之處，毋庸降旨。圖裡琛性情急躁，凡事爾多加留心，不可說隨聲附和」（見《策零奏與俄使會議邊界情形折》，《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
以這樣顢頇的皇帝指示使臣，以如此無知的使臣出席劃界談判，其結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不過，大清自有其挽回面子的高招，面對俄羅斯的土地要求，圖裡琛以一種哲人般的高論回答道：
如今我等現議地方，昔並未歸入兩國，而在兩國中間者。而俄羅斯國，自古不通中國，我聖祖大皇帝以至聖臨大中國，以大仁厚德掌理國政，開拓地方甚廣。而察罕汗（沙皇）向東漸佔地方，始與我邊相接。今我等會往定界此等地方，使臣爾試思之，百年前皆歸誰所有，千萬年後又不知如何。
「利瑪竇們」在大清的命運
其實，現代地理學在明末就已傳入中國，耶穌會教士中不僅有地理學家，對於地理學知識的介紹也不遺餘力，一些人還出任皇家欽天監要職，擔任帝國大地實測工作。至清初，康熙本人對幾何學、實地測繪、天文學等現代知識的學習不遺餘力，連耶穌會教師們都驚嘆不已，認為他是一個充滿科學興趣，大力扶植科學事業的偉大帝君。然而，為什麼在中俄勘界談判中會出現沒有自己的地理學家介入、無法拿出實測地圖以確定自己疆界的笑話？
下文以利瑪竇的遭際來解釋這一現象產生的根源。
利瑪竇（義大利語：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義大利籍天主教耶穌會神父。
曾在羅馬學院學習，接受過幾何學、日晷製造法和天文學等科學、技術教育的耶穌會教士利瑪竇，明末到廣東一帶傳教。1584年，應廣東肇慶知府王泮之請，利瑪竇繪製了一份萬國全輿地圖（全球地圖），王泮將之刻板印刷分發給一些重要官員，這是中國接觸現代全球地圖之始。1602年，這份地圖的第三版在北京印行，開本為3.72米乘1.68米，新版由李之藻雕版印刷數千份，在官員中散發，一時風行，甚至出現盜版翻刻的。那時，利瑪竇地圖已成為當時諸多中文輿圖的基礎，而且，其他耶穌會教士也在大力推廣這些現代地理知識，艾儒略著有《職方外紀》，南懷仁著有《坤宇圖說》和《坤宇全圖》等，現代地理學知識與地圖測繪技術在明末清初已經傳播開來了，至少在高級官員中如此。
《坤輿全圖》 於1674年木板印製。作者南懷仁巧妙地運用「動靜之義」，論證輿圖的「地圓說」；用經緯理法的科學製圖方法，標識出五大洲的南北東西迄點。坤輿全圖是近代以來世界地圖史上第一份比較完整的世界地圖。
康熙時候，在耶穌會教士的參與下，清帝國曾舉辦過大規模的地理測繪。當時制訂過一個精密的編圖計劃，並於1717年完成《皇輿全覽圖》的編製。這份地圖不僅是亞洲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歐洲繪製的中國地圖更好、更精確。由於西方地理學會有機會接觸到這份地圖資料（在巴黎雕版印刷），歐洲地圖的繪製工作也得以改進（李約瑟：《中華科學文明史》，第2卷）。
《皇輿全覽圖》
按理，大清完全可以發展出自己的地理學，且培養出一批具有實地勘探能力的測繪專家和地理探險家，在帝國對外談判中派上用場。然而，理當如此的事，在現實中卻完全另樣，這其中的原因何在？
從利瑪竇在乾隆時期的「遭遇」，可以看出當時知識界的動向以及這一動向背後的制度性制約。
為了與「天下」觀念區分，利瑪竇將世界地圖命名為《坤輿萬國全圖》，但「萬國」並立，中國僅居其一的概念，只在極少數高級官員和知識人中間傳播，如李之藻（他在沒看到萬國全圖之前所畫的天下圖只有大明的十五省）。利瑪竇所畫萬國圖所顯示的中國位置，由於其不在天下中心，而是偏於一隅，從而引發讀書人的「人神共怒」，為此，利瑪竇不得不修改布局，將中國安置在地圖的中心地位。
傳入日本並經抄繪、上色的《坤輿萬國全圖》
但這樣的「迎合」並未獲得讀書人的認可，乾隆時編修《明史》時，其評利瑪竇，依據的是《會典》，因為《會典》中只有「西洋瑣里國」、而沒有「大西洋」的記載，故對利瑪竇自稱「大西洋人」表示「真偽不可考」。《明史》對於西洋各國的記載尤其可笑，如有「佛郎機」（葡萄牙）「掠小兒為食」之類；更為荒誕的是，史官們竟然以鄭和下西洋所見不及來否認荷蘭國的存在，有所謂「鄭和於永樂宣德時七下西洋，歷諸番數十國，無所謂荷蘭者」——以死的文字否定活的事實，乃是帝國知識人的精神傳統——在這種時代精神熏陶下，知識人以典籍為尚，惟書本是從，服從權威，膜拜經典，乃是那個時代的基本特徵，這可以稱之為「經學時代」的知識態度、一種對於知識的意識形態處置方式。
也是在乾隆年間編纂的《皇朝文獻通考》對利瑪竇則有如下評論：
至意達利亞人所稱天下為五大洲，蓋沿於戰國鄒衍「稗海」之說，第敢以中土為五洲之一，又名之曰亞細亞，而據其第五洲曰墨瓦臘泥加，乃因墨瓦蘭開而名。夫以千里之地名之為一洲，而以中國數萬里之地為一洲，以矛刺盾，妄謬不攻自破矣。又其所自述彼國風土物情政教，反而非中華所及者，雖荒遠狉獉，水土奇異，人性質樸，似或有之，而即彼所稱五洲之說，語涉誕誑，則諸如此類，亦疑為勦說……
再往下推，則道光二年（1822年）纂修《廣東通志》時，離近代史開端的鴉片戰爭已經不到二十年，離利瑪竇等西洋人進入中國也已過了二百多年，但史官們在編纂這本通志時，其材料卻仍舊是照抄《明史》，鬧出了將非洲與美洲混為一談的笑話。
徐繼畬（1795年－1873年），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之一。
鴉片戰爭之後呢？徐繼畲在編寫《瀛環志略》時，遭遇了與利瑪竇一樣的命運。在書中，他將《皇清一統輿地全圖》（大清全圖）放在亞洲總圖之後，當他把已經刻好的前三卷送給以西北地理學聞名的學者張穆時，張穆回信規勸他：「本朝輿圖必應挪居亞細亞圖之上，尊說不必更動，即已吻合。春秋之例，最嚴內外之防。執事以控馭華夷大臣而談海外異聞，不妨以彼國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論，進退抑揚之際尤宜慎權語助，以示區別」，並以明末徐光啟、李之藻「負謗至今」相警戒，徐繼畲只好將大清地圖挪至亞洲地圖之前。但這樣的遷就並不能讓他逃脫時人的「誹謗」，咸豐元年（1851年），徐繼畲因英人入居福州神光寺事件被清政府免職，罪名是「處理不善」（其實並無不善之類），但這是表面原因，其致禍之由，是早已在其著作中埋下了，李慈銘當時評價說：「或言此書實先入罪案，謂其誇張外夷，宜哉」。
那已是1844年的事了。而如果再往後推五十年，這樣的悲喜劇甚至還在重演，戊戌變法之前的《湘學報》刊登皮錫瑞兒子的一篇「地球歌」，其中有一句「若把地球來端詳，中國並不在中央」，結果遭到湘省士紳的群起圍攻，差不多被當做「鬼子」處置了。
一種關係國家利益的知識，其更新卻如此之艱難，這是為什麼？
「經世致用」的知識態度往往窒息了知識的發展
1685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向康熙帝國派遣了一批「國王的數學家」，這些數學家們在兩個帝國的不同命運引起了此後歷史學家們的極大興趣，東西不同國家與文化中知識的不同命運也由此有了可資比較的視角與史料。
在中國古代眾多的帝王中， 康熙皇帝是惟一認真學習過西方科學的皇帝。
表面上，康熙像路易十四一樣，扮演著對帝國內的科學家和科學知識的保護人角色，在帝國內為科學建立了新的地位，然而，路易十四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是允許社團制定它自己的規則，並實施相應的發展活動，這，在康熙帝統治時期的大清帝國機構中幾乎沒有可能，康熙沒有給這些知識活動些許自治權：在他統治的整個時期，他保留著對所有與科學有關事務的至高無上的決定權，這和同時期歐洲國家給予學術機構自治權的情況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詹嘉玲（Catherine Jami）在其論文《康熙皇帝和西學傳播》中詳細分析了康熙對待科學知識的政策，指出對科學的「控制」是康熙對待科學與知識的基本態度：康熙對於科學的興趣，只不過出於想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無所不知的君主、一個偉大的導師。他要向他的皇子和官員們證明自己不僅能控制天地，而且能夠控制一切，包括這些外來的知識。因為支配自然和統治人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他依靠曆法支配天，依靠測量控制地，依靠將那些掌握新知的耶穌會教士牢籠在自己身邊而控制知識本身。這些被御用的「利瑪竇們」，皇帝可以給他們加官封爵，但他們永遠只是僕人，像僕人一樣被利用著、被管控著，也偶爾能享受一下君主近臣的尊榮與奢華。但他們終究還是僕人，他們的知識從來沒有受到尊重。
康熙迫切感覺到「不僅有必要控制傳教士，更有必要控制他們傳播的知識」，故其任命學者參與帝國的所有知識，包括數學、天文、音律協調等的編纂工作，這只是其從控制知識傳播到直接控制這些知識的提出者的整個過程中的一步。康熙對知識的態度，一言以蔽之，就是控制，嚴密的控制，為己所用，由己所壟斷。
在這種心態與制度下，純粹知識自然無處發展，對於知識人而言，最安全的知識策略就是一切以經典為據，惟聖賢之言是從。而在實用性知識方面，相應的，帝國知識人也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知識策略，這一策略被譽稱為「經世致用」，據說是傳統文化中的精粹。然而，這是一種與「為知識而知識」的理性態度完全無關的中國式實用理性，其結果，往往是既不能經世，又無以致用——連最具實用價值的地理學在大清都無以發展，由此可見一斑。
《瀛環志略》
還是回到上述徐繼畲話題以略申其義。
徐繼畲費五年之力、數易其稿，才編成《瀛寰志略》十卷，這是一部謹嚴而具原創性的地理學著作；與之相比，魏源編輯《海國圖志》，以一年時間輯錄成五十卷，《圖志》東拼西湊，草草匯成，卻一時洛陽紙貴，甚至東鄰日本都以之為維新教材。兩書相比，其命運可謂霄壤。為什麼會產生這樣巨大的差別？歷史地理學家周振鶴認為，這正是因為魏源的著作並非純粹的地理學著作，而是一部策略性的參考資料，其重點不是純粹的地理學知識介紹，而是宣揚所謂的「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對外策略，是「經世致用」傳統的產物（參見周振鶴《正眼看世界第一人》，《中國研究月刊》1996年1月號）。
魏源（1794年4月23日－1857年3月26日）
在對待國際社會的態度上，徐繼畲的書是平等敘述各國的歷史、地理，而從不以「夷」字加諸國，這與魏源口口聲聲鄙視海國為外夷的態度正好相反，而其結果也正好相反：平實的學術性描述，為徐繼畲招來的是「張大外夷」、「張大英夷」的攻擊——差不多相當於現在的「漢奸」罵名——李慈銘攻擊徐繼畲，就說他「似一意為泰西聲勢者，輕重失倫，尤傷國體。況以封疆重臣著書宣示為域外觀，何不檢至此耶？」。徐繼畲當時已備受摧折，現今也沒有獲得多大的認可，而那個滿口「夷狄」的魏源，則獲得了「開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偉大聲譽。此真知識與假學問的不同遭際，反映的正是傳統文化對待知識的態度——可悲的是，這一國粹五百年來竟然未見多少衰變，反倒有日益進步的趨勢。
在「經世致用」傳統中，絕不會出現為學術而學術的知識態度，任何學術都是拿來為政治目的服務的，因此，也註定其受權力的嚴格操控。這樣的知識態度不僅讓純粹知識無法生存，甚至那些實用性知識也無法發展。因為，知識終究必須以客觀事實為基礎，而經典與權力卻正是以藐視客觀事實來彰顯自己權威地位的。在知識與權力的衝突中，最終的勝出者往往是權力的淫威，但最後的勝利者卻必然是知識，這正是清廷在對外交往中一再失誤挨打的原因，也是現代西方國家主導國際社會的原因，但似乎這一歷史過程並沒有得到我們的清醒認知與嚴肅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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