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樹清：在「巴山輪」上心憂天下，在金融街15號鐵腕治亂

3月21日，據媒體報道，剛剛成立的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銀保監）主要領導班子確定，郭樹清成為首任主席。

郭樹清資料圖

3月21日下午銀保監成立大會期間，陸續有人在銀監會門口合影留念。

這一天，距離郭樹清上次從山東省省長之位返回金融街不過一年有餘。

郭樹清執掌銀監會的這300多天，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他雷厲風行的鐵腕風格。在2017年3月2日的國新辦發布會上，剛剛履新的郭樹清首次亮相就對外釋放出強監管的信號。此後不久，銀監會的監管令一道緊接著一道，包括最著名的「三三四十」專項治理行動，全年共出台各種文件數十件。

據統計，銀監會在2017年開出了452張罰單，1877家機構、1547名責任人員被罰，罰沒金額近30億元。其中，廣發銀行因「僑興債」事件被罰沒7.22億元；浦發銀行成都分行因違規發放貸款被罰款4.62億元；郵儲銀行因甘肅武威文昌路支行違規票據案件被罰沒2.95億元……這些「天價」罰單震動了整個金融業。在銀行業監管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多銀行機構在一年內吃了這麼多罰單。與2016年相比，處罰機構數量增長近3倍，罰沒金額超過10倍。

在上周末召開的第二屆浦山年會上，對於過去一年以銀監會為代表的監管機構的「畫風」大變，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常務理事會副主席、中投公司原副總經理謝平評價是：「這是對的。」

梳理郭樹清過去近30年的履歷不難發現，這位氣質儒雅的官員雖為人低調平和，卻始終銳意改革。例如最著名的證監會新政風暴——自郭樹清2011年10月29日出任證監會主席後，證監會平均六七天就出台一項新政，一年多達70餘項政策落地。他上任伊始便直面發審制度，驚天一問「IPO不審行不行」，引人浮想。為重振投資者信心，他著手應對內幕交易問題，並採取更嚴格的股票上市標準。幾百家公司正排隊IPO，郭樹清收緊政策，被認為得罪了很多利益集團。

此後空降山東，郭樹清依然延續了他的「郭氏風格」，對山東金融領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2013年8月7日，山東省政府印發《關於加快全省金融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被業界解讀為「山東金改22條」。當時，郭樹清上任山東省省長只有131天。他主導并力推的金融改革，也隨之被稱為「郭樹清山東金改」。

此後，山東金改在他的主導、力推下展開，成為山東金融發展的頂層設計，也坐實了未來幾年山東金融挂帥的方向。但彼時，山東人的金融意識較為淡薄，金融機構基礎弱、人才儲備不足，改革如何推進？郭樹清的辦法是親自上陣、勤聯外援、內外兼修，一方面為大量地方幹部培訓金融知識，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其在金融系統內的人脈，積極推動中央金融系統官員「轉會」山東。

在山東省長任職期間，郭樹清幾乎見遍了所有金融監管機構和系統性重要機構的領導。據新浪財經不完全統計，他在山東會見過證監會主席劉士余、證監會副主席趙爭平、央行副行長潘功勝、央行副行長陳雨露、時任銀監會副主席閻慶民等監管機構高層，還有四大行董事長、浦發董事長、光大集團董事長、包括上交所深交所在內的各大交易所一把手、人壽保險董事長、泰康人壽董事長等機構領導。

青島財富管理中心的建設也是山東金融改革的一部重頭戲。在郭樹清的規劃中，青島要穩妥推進金融改革創新，成為一座面向國際的財富管理中心城市。為此，他積極推進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與青島市政府的戰略合作，以期為推動金融改革發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持。他曾先後參加如CF40「山東論壇」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幾個重點領域」內部研討會、CF40金家嶺財富管理論壇等會議，與相關官員、學者和市場人士交流探討山東以及全國金融改革的重點問題。

實際上，此次銀保監主席的任命早已在外界預期之中。在一年前郭樹清出任銀監會主席時，就已經有關於他將主導銀保證或銀保合併的傳聞。

而要追溯郭樹清與改革的不解之緣，則要回到30多年前。1985年9月2日，「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在「巴山」號輪船上召開。當時的中國正處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那次會議對經濟制度分類、宏觀經濟管理、貨幣政策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當時的「巴山」號上，雲集了一批知名中外學者，包括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凱恩克勞斯爵士，中方代表有時任國家體改委黨組書記的安志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名譽主任薛暮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國光以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等。此外，還有幾位年輕學者也參與了這次會議，其中就包括時年35歲來自國務院辦公廳的樓繼偉和29歲的社科院博士研究生郭樹清。

半年後，郭樹清被借調到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設計辦公室工作。之後，又赴英訪學並正式進入國家體改委。

從1985年開始，郭樹清和吳敬璉、樓繼偉、周小川等人接連發表了多篇關於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的文章，強調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需各要素整體推進、配套進行，提出要推進原材料和能源價格、稅制、財政體制、金融體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這套改革理論框架，後來被稱為「整體改革理論」。2010年11月，郭樹清與吳敬璉、周小川等人作為主要貢獻人的「整體改革理論」，獲得了第三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80年代活躍在經濟改革領域的幾位經濟學者。左起：郭樹清，吳曉靈，吳敬璉，樓繼偉，李劍閣，周小川。（資料圖）

據騰訊財經報道，郭樹清在畢業那年完成了3.5萬字的「處女作」《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探索》，內容涉及改革的目標、道路和初次改革任務等。隨後，他直接將文章寄給了當時負責中國改革總體設計的國家體改委，希望作為建言書。郭樹清稱，自己當時的想法很明確，就是希望能對正在研究的改革決策起到一點作用。

今天與您分享的這篇文章，節選自郭樹清對1991年討論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系列座談會的一篇回憶之作，其中記錄了吳敬璉、林毅夫，周小川、郭樹清等與會者的討論細節，當時郭樹清35歲。

回憶1991年討論經濟體制

改革目標的系列座談會

by 郭樹清

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距今已經整整20年。這個目標的明確提出，是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鄧小平理論，從中國實際出發，認真進行調查、研究和實踐，大膽展開理論探索的結果。其中，1991年江澤民同志主持召開的系列座談會也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文根據我自己的筆記和其他有關資料，對會議的情況作一概略回顧，細節未必記得準確，歡迎其他同志斧正。

1991年屬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挫折時期。之前兩年經濟增長緩慢，國內市場疲軟，國外受到西方制裁，蘇聯「八一九」事件之後，國外一些人更以為中國垮台指日可待。年初，鄧小平同志在上海談話時說：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然而，國內經濟界、理論界和宣傳輿論界，對改革的看法並不一致，出現了不少迷惘、模糊和錯誤的思想。一部分真誠的具有理想的黨員、幹部，包括我們的父輩和同事，認為市場化就是資本主義化，繼續開放無異於繳械投降。在這種氛圍內，不要說實施改革的行動，就是理性平和地討論問題也比較困難。10月中旬，正是秋風落葉時節，我們接到了江澤民同志召開座談會的通知。

一定要睜開眼睛看世界

10月17日，江澤民同志在會議一開始就說，我們這個會是內部研究，大家可以暢所欲言，實事求是，怎麼想的就怎麼說，會議也不做結論，主要是聽大家的意見。隨後他明確指出了會議的三個專題：第一，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第二，蘇聯東歐劇變的原因和教訓；第三，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座談會為什麼從分析戰後資本主義發展開始？江澤民同志點明了要害，研究資本主義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列寧說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但是二戰結束以後，資本主義「垂而不死」，生產力還有了很大發展，這個問題不能迴避。

劉國光首先發言說，1950—1990年西方國家經濟增長平均達到約4%，比1870—1949年高出約2個百分點。吳敬璉接著指出，在1890—1990年的100年里，以3.2%劃一條線，二戰前波動很劇烈，二戰結束後比較穩定。王慧炯介紹了美國資本集中浪潮所採用的水平兼并、垂直兼并、傾斜式兼并三種模式。張卓元著重從經濟目標和社會策略的角度作了分析。一些與會同志認為，資本主義「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在於，戰後西方國家總結吸取了歷史教訓，對經濟體制和宏觀政策作出了調整，充分發揮了市場和科技的巨大作用，在認真對待社會主義制度挑戰、加強福利、緩和社會矛盾等方面也作出了努力。

王慧炯指出，在發達國家，新技術的應用使大企業獲得了「技術租金」，改變了資本收益與工資開支的比例關係，促進了世界一體的市場形成。江澤民同志十分肯定大家對科技進步作用的強調，他說：科技的重要性，我們總是認識不到位。比方說，電子工業，我看全國至今還沒有認識到其重要性。領導幹部知識水平不提高，對此就很難認識到。技術革命特別重要。二戰結束以後，科學技術發展太快了。上大學我學的是電機系，當時教科書還都是電子管的內容，沒有晶體管。現在呢？發展太快了。現在科技作用更重要了，不承認科技革命的巨大作用不行。

林毅夫認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興起是戰後資本主義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但這並不代表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成功，關鍵仍在於經濟發展戰略。楊啟先談到西方發展對我們的啟示，認為必須解決好穩定與競爭的關係，按照客觀要求及時調整有關改革和措施，社會主義也可以採用一些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商品經濟的做法。甄炳禧分析了戰後世界經濟超出預料的發展趨向，認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依賴日益減少，貿易和投資的絕大部分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倪立羽談到，根據倫敦戰略研究所的資料，布熱津斯基預計，到2010年，中國將成為四大經濟體之一，即中國、美國、歐洲和日本。將來亞太地區的安全由中國的興盛而改變，歐洲的衰敗將隨著蘇聯的衰敗而改變。大家對此進行了充分討論，多數人認為，要認真對待經濟國際化（少數同志還提到全球化）趨勢，以積極的態度參與國際經濟貿易活動。

我在發言中指出，戰後西方，人們的經濟社會地位發生很大變化，總體分布結構從「金字塔型」轉變為「洋蔥型」，收入分配則從「倒金字塔型」轉變為「倒寶塔型」。富人比從前多了，但是特別富的人少了；物質性、金融性資本的影響削弱了，勞動力資本特別是高級專業人員的勞動力資本的地位大大上升了；國家日益從市場經濟體系之外進入到市場經濟體系之內，宏觀管理成為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世界格局中兩極化和不平衡依賴迅速發展。啟示有四點：（1）經濟現代化中最重要的是科技，而科技的基礎是教育；（2）在不破壞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前提下，緊緊控制住總量關係的變化方向；（3）公平合理的競爭才能帶來高效率；（4）同種所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

討論中，江春澤引用了智利中央銀行行長的一句話：在封閉的環境下搞現代化只能建成「烏托邦」。不少與會同志指出，我們千萬不能把剛剛打開的門關上，無論是搞建設還是搞改革，都要了解外國，爭取最有利的國際環境。研究中國的任何問題，都要有世界眼光、戰略思維。事實上，首先讓大家來分析研究外國，就是讓大家再一次睜開眼睛來看世界，資本主義為什麼沒有像我們預期得那樣走向滅亡，反而不斷攀上經濟發展的新高度？我們無法迴避，而且作為局外人，觀察和評論可能更少一些主觀的東西。毫無疑問，這也貫徹了鄧小平同志一貫倡導的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基本方針。如果把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戰後的發展及原因搞清楚了，接下來，中國應當怎麼辦的問題也就更容易理清楚了。

如何吸取蘇聯東歐的教訓？

12月6日，會議開始進入第二個專題，討論蘇東劇變及其教訓。江澤民同志講了一段意味深長的主持詞：我們一定要牢牢扣住一個問題，為什麼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國家，經濟沒有搞得很好？蘇聯、東歐國家過去的經濟基礎比西方怎麼樣？有的差，有的還不差，為什麼後來都不行？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我們研究蘇東問題，怎麼能夠真正總結蘇東的經驗教訓，把社會主義理論搞清楚，這是很大的問題。

留蘇學習過的劉國光對蘇聯比較了解，在他看來，蘇聯垮台有多方面的歷史深層原因，理論僵化、不改革、政治關係處理失誤、民族政策不當、黨的幹部腐敗都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蔣一葦發言道：國際社會主義事業經歷了重大挫折，有近因、遠因、次因、主因，「和平演變」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想一想，1950年代東方和西方究竟誰怕誰？蘇共覆滅根本原因是兩條，一是經濟沒有搞上去，這是根本的；二是黨脫離了人民群眾。中國為什麼能頂住，因為十多年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經濟發展，老百姓說：「左不滿，右不滿，回到家裡還是滿。」他對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建議，對中央工作也提出意見，非常坦率、真誠。早在改革開放初期，蔣一葦就曾經去南斯拉夫考察所謂「工人自治」，長達一個月時間。他主張企業本位論、職工主體論，提倡民主經濟或者經濟民主，更堅信共產主義理想。他對於把商品、資本、股份制和市場經濟都貼上資本主義標籤很不以為然。同樣的話，他說出來具有莫大的感染力和說服力。其時他已罹患絕症，是從醫院病房直接來開會的。

吳敬璉、王慧炯等認為，經濟是一切的基礎，沒能把經濟搞上去，是蘇聯式社會主義失敗的根本原因。傅豐祥列舉了許多財政經濟數字，說明蘇聯經濟惡化的原因在於體制和政策，他指出，二戰剛結束時，捷克的生活水平比奧地利高10%，東德有一段時間比西德恢複發展得還好，匈牙利曾經也與西歐其他國家相差不大。崔琦說，蘇聯的演變與東歐不太一樣，是蘇共自己領導下發生了政權更迭、國家解體、經濟崩潰。千百萬人的價值取向和人心向背是以物質利益為基礎的，根子是體制問題、結構問題，不是工作問題。蘇聯對科技不重視嗎？不能說不重視。對農業不重視嗎？從勃列日涅夫到戈爾巴喬夫，蘇共中央就農業問題發了200多個文件。

周小川對比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思維邏輯，在他看來，資源配置和激勵機制是分不開的，必須要靠改革開放把社會主義經濟搞上去。江春澤認為，蘇聯沒有把資源配置方式與社會基本制度區分開來，總是把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看作是社會主義。宦國英、張卓元等同志認為，蘇聯經濟建設失敗根本上還是體制效率低下，計劃分配資源。聽到這裡，江澤民同志說，社會主義如何把勞動生產率搞得比資本主義還高，這是個大問題。蔣本良特彆強調了黨的建設問題，他認為蘇共長期沒有從革命黨、國際黨的定位轉出來。

有同志結合蘇東的政治問題談到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蔣一葦主張，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沈晉福明確提出，中國的政治改革從一開始就是和經濟改革同時進行的，但是現在感到提經濟改革，內容比較豐富，說政治改革，文件中話很少。實際上，鄧小平同志1986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有三個方面，一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三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鄧小平同志當時就指出：「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係，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係。」

我發言談了蘇聯東歐經濟停滯的歷史教訓。主要看法是，革命和戰爭之後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基於政治熱情和軍事熱情，持續時間一長，信息、利益和動力都成了問題，整個社會都養成巨大的惰性。等到很晚才真正啟動改革，根本的矛盾已無法自己解決，社會各個領域都失去了對商品經濟的記憶。所以，必須堅持解放思想，不斷創新，如果停留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詞句上，我們的事業將沒有任何前途。堅持社會主義必須抓住根本，就是生產關係更適應生產力發展，創造更高生產率，按照最符合人類本性的方式來組織生產和使用資源，在同樣的經濟發展水平上能夠為全體人民提供更公平更合理的生活條件。離開這些實質性規定，去追求這樣那樣貌似有道理的東西，必將走入歧途。

核心問題是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係

在討論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江澤民同志始終強調，計劃與市場是核心問題。他說，總的感覺是，我們該放的必須放，該集中的必須集中。現在是應該放開市場調節的沒有放開，應該用計劃集中的沒有集中。我們提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具體怎麼做是關鍵。我們有些東西該計劃管的沒有管，不該政府辦的事管得太多。

劉國光在計劃與市場關係的問題上著述頗多，他在詳細回顧了黨和政府各個時期就此問題的各種提法後說，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我們改革以來經濟理論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也是我們改革最重要的基礎。楊啟先結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方針和政策，分析了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認為，計劃與市場不是誰為主、誰為輔的問題。吳敬璉談到蔣一葦所總結的中國改革的兩個突破：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二是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他表示贊同。他希望中央把十二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定下來，應該恢復到鄧小平同志、陳雲同志改革開放初期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用的提法，強調兩者的結合，以此對新體制的基本特徵和改革的基本經驗全面總結。經過討論，多數與會者認識到：現代商品經濟是有宏觀管理的，是宏觀調控下的商品經濟，或者說市場在宏觀調控下發揮對經濟資源的配置作用。江澤民同志非常認真地傾聽大家的發言，他敏銳地抓住一個要害問題：「十四大要把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內容說清楚。」

一些同志還提出，應當由國內外市場信息來對經濟活動發揮引導作用，不能把責任都放在計委和信息中心。周小川巧妙地觸及到了姓「社」姓「資」的敏感話題。他認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一是要改進並收縮計劃，二是要擴大市場調節的範圍，要在堅持以公有製為主的同時，不斷發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他還結合國內形勢，談到重複建設、中央地方關係、財稅改革、工資獎金膨脹等問題。在這個時候，江澤民同志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國家的大賬是誰來算，誰來管？是國務院還是計委算的？按道理計委要算這個賬。為什麼算不了？江澤民同志嚴肅指出，各部門都從部門利益出發，無法搞好。

會議討論到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調控問題，吳敬璉轉引國家計委一位負責同志的話說，現在的計劃不是牽牛鼻子而是抬牛腿，計劃不能和市場規律、價值規律對著干。江澤民同志尖銳地對亂上項目的現象提出批評，首長批項目是幾千年封建社會的遺毒。我認為，我們本事再大，也不能簡單一批就定項目，誰有這個本事？還有，研究要搞成真正的可行性研究，而不是可批性研究。首長批項目，往往有貪污腐化，流弊叢生。他說，至少有兩點，一是首長批示上項目要堅決反對；二是地方的利益驅動上項目，問題也很大，要解決。

12月12日，我發言說到，中國的改革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現在，一個符合現代商品經濟規範的新體制的基本輪廓，已經呈現在我們面前。在這個新體制里，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通過市場，一切市場關係都受計劃調節，市場成為協調經濟關係的基礎機制，計劃就是間接型的宏觀管理。企業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勞動者參加生產活動並獲取與其勞動成果相符合的報酬；而政府的基本經濟職責是，提供包括基礎設施、投資環境在內的非盈利性公共服務，開展宏觀調控及對市場進行監督管理。當前的條件非常有利於加快改革步伐，一定要抓住這個難得的時機，爭取用5年時間完成基本轉軌。

從多個角度研究經濟改革的市場取向

周小川發言談到就業問題時說，中國人口多，就業壓力大，但是潛力也不小，第三產業發展餘地很大，目前的企業通過優化勞動組合也還有很大餘地。這一問題引起了江澤民同志的關注。他批評了科技人員隨意改行的現象，他說，青年知識分子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要到基層去，深入搞專業，要解決都想留在大城市的問題。他問道，我們過去大學畢業，都想到適合自己專業的地方，現在怎麼大家都想留大城市，都不怕改行呢？吳敬璉等回答說，關鍵還是個競爭機制問題沒解決，是一個制度安排問題。

座談會上對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進行了深入討論。張卓元強調，要建立合理的價格結構，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的關係，總體上要堅持漸進改革，但分領域、分地區應當加快。李琮重點談了企業改革，他認為資本主義的企業是一個自然演變的過程，而不是人為選擇的。陳東琪、劉國光等同志談到，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公有製為主體不代表都要搞成公有制。傅豐祥認為可以搞多種形式的所有制，特別要發展公有為主的股份制，調整稅收結構，研究擴大稅源；要搞活大中型企業，減輕國有企業包袱；加強股份制改造，因為這不僅僅是一種籌資方式，而是涉及計劃、投資、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只有產權清晰，企業才能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

傅豐祥還特別指出：我國證券佔GNP比重不到10%，主要是國債，股票才有40多億。但是，證券業要和銀行業分開，政府要設監督管理體系。交易所要打破地方限制，上市股票不僅要在股民之間流通，也要允許在法人之間流通。應當培養和建立一批投資合作社。交易開放程度要逐步擴大，先讓基金進來，然後機構投資人，然後個人，對外國人更要如此。關於股票和證券市場，江澤民同志作了一段評論。他說，證券怎麼個搞法，我們要好好研究。目前定下來的是上海和深圳兩個市場。證券市場發展的幾個階段我都見過。解放前，我在上海就看過證券交易。芝加哥期貨市場，我也去參觀過，有1000多人，吵得不得了，比紡紗車間還鬧。股份制問題，現在不好簡單說什麼，恐怕將來要好好研究。在上海時，我專門開過幾次會研究股份制。上海當時搞的股份制都是些小打小鬧。我當時就提出過，搞大的行不行？我曾找過上海電機廠廠長談，研究能不能試驗股份制。要搞就搞幾個大的企業試一試。弄幾個比較有名的大企業試一試，我看翻不了船。

處理好著眼長遠的發展戰略問題

經濟體制選擇必然會涉及相應的發展戰略問題。大家在立足於中國經濟社會實際情況進行分析的同時，也介紹了許多世界上的新理論、新概念。更重要的是，與會同志都贊成，一定要面向未來，處理好改革、開放、發展、穩定等多方面的關係。

多數與會同志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具有許多有利條件，如果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八五」時期的經濟增長完全可以達到甚至超過「六五」、「七五」的速度，而且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經濟都將處於「起飛」時期。但是，不少同志在發言中也指出，政府不宜人為地追求高指標，過去已經吃過很多虧。

會上有人發言提到，西方發達國家白領僱員早已超過藍領工人，腦力勞動取代了體力勞動的主體地位，這與馬克思、列寧所處的時代已很不相同。陳東琪特別指出，西方發達國家共同的特點是對人才的重視，對發展教育和人力資本的重視。有的同志在分析戰後西方國家發展時得出結論：由於人力資本的地位不斷提升，人們會越來越把教育費用看作是投資，對社會對個人都是如此，而且是收益率最高的投資。然而，最終的問題是，中國如何培養出源源不斷的人才，能夠具有自己的創造能力，實現創新發展。江澤民同志特彆強調，國家必須尊重人才，個人必須奮力拚搏，要鼓勵青年到生產科研第一線，要教育留學生回國施展自己的才能。

許多同志在發言中強調要增強競爭、鼓勵創造、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市場發揮更廣泛的作用，同時也關心公平公正、共同富裕、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和做好公共服務，江澤民同志對此很讚賞，他後來回憶也說到，為什麼關於改革的目標選擇了那樣一個表述方式，在市場經濟體制前面堅持要加上「社會主義」，這不是可有可無。社會主義說到底，還要堅持按勞分配，互相幫扶，共同富裕。李景賢發言說，多年實踐證明，社會主義不是唱出來的、叫出來的。從老百姓的角度看，很實惠，不能不看到西方的物質財富對老百姓的心理影響。與此同時，不少同志也指出，必須看到西方國家高工資高福利帶來的消極後果，與會者一致贊成社會保障改革一定要早起步，要從國情出發。一些同志還提到，從西方的經驗教訓看，在物質生活條件普遍富裕了的國家，人們在心理上並沒有增加多少幸福感，反而是精神疲勞代替了肉體疲勞，心理疾病、自殺、吸毒、社會犯罪、環境等問題十分嚴重。與會同志提出，中國一定要儘可能地避免重複西方的錯誤，努力開闢新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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