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墨子：一朵盛開在先秦的思想奇葩——《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原標題：（39）墨子：一朵盛開在先秦的思想奇葩——《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墨子，名翟（dí），戰國初期魯國人，生於今山東滕州（一說魯陽人）。史載墨子先祖是殷商王室（《史記·殷本紀》記載：「目夷氏為殷後」），他是宋國君主宋襄公的哥哥目夷之後（《廣韻》：「夷」字注，認為是宋公子目夷後。「目夷」也作「墨夷」，「翟」與「夷」古音可以通假，「墨翟」可能就是「目夷」的別寫），目夷生前是宋襄公的大司馬，後來他的後代因故從貴族降為平民，後簡略為墨姓。約在春秋末年周敬王四十年（約公元前480年，一說公元前476年），墨氏（《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說：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為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喜添貴子，墨子應運而生。雖然其先祖是貴族，但墨子卻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農民出身的哲學家。

作為一個平民子弟，墨子在少年時代做過牧童，學過木工。據說他製作守城器械的本領比公輸班還要高明。他自稱是「鄙人」，被人稱為「布衣之士」。作為沒落的貴族後裔，他自然也受到必不可少的文化教育，因此墨子是一個有相當文化知識、又比較接近工農小生產者的士人。墨子曾自詡說「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可見他是一個同情「農與工肆之人」而又有著遠大抱負和理想的「士人」。終於有一天，當認識到自己應該肩負的歷史使命時，墨子決心出去拜訪天下名師，學習治國之道，恢復自己先祖曾經有過的榮光。

於是乎，墨子曾身穿著粗布衣服，腳登草鞋，開始「暴走天下」（《莊子·天下篇》：「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硚為服；王先謙《莊子集解》注釋：「裘褐，粗衣。木曰跂，草曰硚。」）為形式的全國性遊學。史稱墨子首先師於當世儒者，學習孔子的儒學，（《淮南子·要略》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稱道堯舜大禹，學習《詩》、《書》、《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善於批判性思考的墨子很快發現了儒家學者們對待天帝、鬼神和命運的不正確態度，以及厚葬久喪和奢靡禮樂，認為儒家所講的都是些華而不實的廢話，所以開始「背周道而行夏政」（引自《淮南子·要略》）。從墨子對儒家的尖銳攻訐中可以看出，兩者在仁愛的問題上似乎沒有什麼差別。而且墨子構建兼愛體系使用的術語或概念，基本上是儒者慣用的辭彙，如孝、慈、仁、義等，表明墨子基本上認同、認可儒家的價值理念，但墨子卻以不同的詮釋和不同的實踐方式構建起自己的理論體系。

關於墨子的這一深刻轉變，在《墨子·公孟篇》里的一段文字可以清晰看出墨子的思想轉變和認識升華軌跡：

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後起，杖然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

這段話是墨子與另一位儒者程子的對話，其大意是：「儒家學說足以喪亡天下有四種原因：儒家認為天不明察，認為鬼神不神明。天、鬼神不高興，這足以喪亡天下了；又加上厚葬久喪，做幾層的套棺，制很多的衣服、被子，送葬就象搬家一樣，哭泣三年，人扶才能起來，拄了拐杖才能行走，耳朵不聽外事，眼睛不見外物，這足以喪亡天下了；又加以弦歌、擊鼓、舞蹈，以聲樂之事作為常習，這足以喪亡天下了；同時又認為有命，說貧困、富裕、長壽、夭折、治亂安危有一個定數，不可增減變化，統治天下的人實行他們的學說，一定就不從事政治了，被統治的人實行他們的學說，一定就不從事事務了，這足以喪亡天下。」耐心咀嚼這段話，再對照儒家此後兩千多年裡被歷代統治者所利用，以致代代「喪亂」、一直綿延至今而仍有所不逮，可以看出墨子思想的深邃和遠見。二千年之後回望墨子之後的中國歷史，儒家確實以其虛偽和不切實際而屢屢被歷代統治者利用而不斷「喪亂天下」。

找准了「人生定位和目標」的墨子開始踏上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引自《孟子·盡心上》：「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壯闊一生。他開始另立新說，在各地聚眾講學，以激烈的言辭抨擊儒家和各諸侯國的暴政。大批的手工業者和下層士人踴躍追隨墨子，逐步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墨家學派」，成為當時儒家學派的主要反對派和重要的「批判聲音」。以致於在當時的百家爭鳴中，有「非儒即墨」之稱。

關於墨子的廣博思想，首先表現在他的哲學思想上。「墨子在哲學建樹上，以認識論和邏輯學最為突出，其貢獻是先秦其他諸子所無法比擬的」。（引自《墨子生平詳細資料介紹，墨家的兼愛非攻思想》，古典文學網．[引用日期2014-07-31）]）在哲學上，他以「耳目之實」的直接感覺經驗為認識的唯一來源，提出了檢驗認識真偽的著名「三表」標準：「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語出《墨子·貴義篇》：「三表」是墨家判斷事物是非、辨別知識真偽的標準。同時也是墨家的邏輯學。儒墨都講邏輯學：孔子主張「正名」，就是以「禮」為標準來判斷是非利害；墨子主張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歷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實見實聞，再考察政令的實際效果是否對國家、百姓人民有利，相比而言，墨家更具進步意義），從而把「事」、「實」、「利」綜合起來，以間接經驗、直接經驗和社會效果為準繩，排除了個人主觀成見在認識論上的羈畔；在名實關係上，墨子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語出《墨子·貴義篇》，正確的認識不在於名即表達，而要看他的具體取捨即「實際行動」，實際上是對儒家口談仁義卻行為虛偽的批判）的命題，主張以實正名，名副其實；墨子認為，人的知識來源可分為三個方面，即聞知、說知和親知，其中聞知又分為傳聞和親聞二種，強調要「循所聞而得其義」（語出《墨子·經上》），即在聽聞、承受之後，加以思索、考察，以別人的知識作為基礎，進而繼承和發揚；「說知」，則包含有推論、考察之意，強調「聞所不知若已知，則兩知之」（語出《墨子·經上》）；親知，乃是自身親歷所得到的知識，分為「慮」、「接」、「明」三個步驟，「慮」即生心動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接」知，則是讓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去與外物相接觸，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質和形狀；而「接」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觀知識，且有些事物，如時間，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識還是初步的，不完全的，還必須把得到的知識加以綜合、整理、分析和推論，方能達到「明」知的境界。墨子把知識來源的三個方面有機聯繫在一起，在認識論領域中獨樹一幟。

在邏輯學上，墨子是中國古代邏輯思想體系的重要開拓者之一，由他所開創的「墨辯」之學和古印度的因明學（實際上是印度佛學的精髓，被唐玄奘引入中國後亦為中國所運用）、古希臘的邏輯學並稱世界三大邏輯學。他比較自覺地、大量地運用了邏輯推論的方法，以建立或論證自己的政治和倫理思想。他在中國邏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辯、類、故等邏輯概念，並要求將辯作為一種專門知識加以學習。墨子的「辯」雖然統指辯論技術，但卻是建立在知類（事物之類）明故（根據、理由）基礎上的，因而屬於邏輯類推或論證的範疇。當然，「墨子式」的東方邏輯體系是一個非推理體系，他不講思考的方法而單講思維的特性和起始，拿現在的話語來說，就是同一性與差異性的關係。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如老外喜歡舉例子，用一個個例子來引證結果；反觀中國的學者們，大多喜歡總結歸納，喜歡尋找優缺點。墨子最早開始關注到同一性與差異性關係，以這種關係建立的邏輯體系西方人直到十七世紀以後才開始研究。

作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領域的先驅，墨子認為，宇宙是一個連續的整體，個體或局部都是由這個統一的整體分出來的，都是這個統一整體的組成部分，整體與個體之間有著必然的有機聯繫。從宇宙觀出發，墨子進而建立了關於時空的理論：他把時間定名為「久」，把空間定名為「宇」，並定義「久」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時間，「宇」為包括東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間，時間和空間都是連續不間斷的，而且時空既是有窮的，又是無窮的；對於整體來說，時空是無窮的，而對於部分來說，時空則是有窮的。他還把時空定義為「始」和「端」，「始」是時間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單位，「端」是空間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單位。在時空理論的基礎上，墨子又建立了自己的運動論。他認為，在連續的統一的宇宙中，物體的運動表現為在時間中的先後差異和在空間中的位置遷移。沒有時間先後和位置遠近的變化，也就無所謂運動，離開時空的單純運動是不存在的。

墨子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從理性高度對待數學問題的科學家。他給出了一系列關於數學概念的命題和定義，這些命題和定義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嚴密性：關於「倍」的定義，墨子認為「倍，為二也」；關於「平」的定義，墨子定義為「平，同高也」，這與歐幾里得幾何學定理「平行線間的公垂線相等」意思相同；關於「同長」的定義，墨子說：「同長，以正相盡也」；關於「中」的定義，墨子說：「中，同長也」；關於「圓」的定義，墨子說：「圓，一中同長也」，這一定義與歐幾里得幾何學中圓的定義完全一致；關於正方形的定義，墨子認為四個角都為直角，四條邊長度相等的四邊形即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來畫圖和檢驗，這與歐幾里得幾何學中的正方形定義也是一致的；關於直線的定義，墨子說，三點共線即為直線。此外，墨子還對十進位值制進行了論述，十進位的發明，是中國對於世界文明的一個重大貢獻。

在物理學方面，墨子的研究領域更是涵蓋力學、光學、聲學、機械學等「學科」，有不少重大發現和概念突破。

首先，墨子給出了力的定義，認為「力，刑（形）之所以奮也」，明確指出力是使物體運動的原因；在此基礎上，墨子還給出了「動」與「止」的定義，認為「動」是由於力推送的緣故，從而提出了「止，以久也，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也」的觀點，提出如果沒有阻力的話，物體會永遠運動下去，這個觀點被認為是牛頓慣性定律的先驅，比同時代全世界的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也是物理學誕生和發展的標誌。而與之同時期的亞理士多德則認為力是使物體運動的原因，沒有力物體就不會運動，而停止是物體的本性，這樣的觀點雖然符合常人觀測的結果，但與墨子相比卻是膚淺和錯誤的。關於槓桿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闢的表述。他指出，稱重物時秤桿之所以會平衡，原因是「本」短「標」長。用現代的科學語言來說，「本」即為阻力臂，「標」即為動力臂，寫成力學公式就是動力×動力臂（標）=阻力×阻力臂（本）。此外，墨子還對槓桿、斜面、重心、滾動摩擦等力學問題進行了研究和探索。

其次，墨子還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進行光學實驗，並對幾何光學進行系統研究的科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物理卷中說，墨子關於光學的研究，「比我們所知的希臘的為早」，「印度亦不能比擬」。墨子探討了光與影的關係，提出了「景不徙」的命題，成為後來為名家「飛鳥之影未嘗動」的命題先聲。墨子又進行了小孔成像的實驗，明確指出光是沿直線傳播，小孔成像所成的像為倒像。特別可貴的是，墨子對平面鏡、凹面鏡、凸面鏡等進行了系統研究，得出了幾何光學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其結論與近現代球面鏡成像原理基本相符。墨子還對聲音的傳播進行過研究，發現井和罌有放大聲音的作用，並巧妙地利用在軍事上。

另外，在機械製造方面，墨子精通手工技藝，可與當時的巧匠公輸班（魯班）相比。墨子擅長防守城池，在止楚攻宋時與公輸般進行的攻防演練中，已充分地體現了他在這方面的才能和造詣。他曾花費3年時間，精心研製出一種能夠飛行的木鳥（風箏、紙鳶），成為我國古代風箏的創始人。墨子幾乎諳熟當時所有兵器、機械和工程建築的製造技術，並有不少創造。在《墨子》一書中的「備城門」、「備水」、「備穴」、「備蛾」、「迎敵祠」、「雜守」等篇中，他詳細地介紹和闡述了城門的懸門結構，城門和城內外各種防禦設施的構造，弩、桔槔和各種攻守器械的製造工藝，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構築技術。他所論及的這些器械和設施，對後世的軍事活動有著很大的影響。

作為一位可於孔孟比肩的偉大教育家，墨子的思想源於儒家卻截然不同於儒家。墨子的主要教育思想是「艱苦實踐、服從紀律」，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教育目的，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等政治主張。他認為只要大家「兼相愛，交相利」，社會上就沒有強凌弱、貴傲賤、智詐愚和各國之間互相攻伐的現象。在用人原則上，墨子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主張「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語出《墨子·尚賢上》）。他還主張從天子、諸侯國君到各級正長，都要「選擇天下之賢可者」來充當；而人民與天子國君，則都要服從天志，發揚兼愛，實行義政，否則，就是非法的，這就是「一同天下之義」。

作為軍事家，《墨子》一書成為中國古代戰爭最著名的守城戰術典籍，其中十四、十五卷主要介紹了守城的裝備、戰術、要點，共二十篇，現存十一篇，其中的戰術思想極其豐富，幾乎涵蓋了所有冷兵器時代的攻城術。其軍事思想的核心是以弱者地位出發所形成的自衛學說，一是強調非攻，反對攻伐掠奪的不義之戰；二是擅長救守，支持防守誅討的正義之戰。

墨子還是一位著名的「社會活動家」。由墨子所創立的「墨者行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嚴密「行動綱領」的民間社團機構。墨家組建了中國最早的民間武裝團體，其核心團隊達數百人之多。作為這一社團的最高領袖，墨子和他的繼承人被稱為「巨（鉅）子」，巨子在社團中擁有絕對權威，由社團中公認的賢者互相傳讓。史載墨子的大徒弟、守住宋城的禽滑釐即是墨子的第一位傳人。墨者大多來自社會下層，能夠吃苦耐勞，平時一律短衣草鞋，參加勞動，「串足胼胝，面目黎黑」（語出《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以吃苦為高尚的事。墨子及其門人在當時「行俠仗義」，即使是犧牲個人性命也在所不惜。《淮南子》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稱道他們至死也不轉腳跟後退，而且「功成不受賞，施恩不圖報」。儘管如此，墨家卻非頭腦簡單的武士團體，他們更像是一個個身懷絕技而且胸懷報國理想的「俠之大者」。他們往往在完成學業後開始四處遊說，用自己的觀點和辯才去影響諸侯各國，並爭取入仕以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頗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國士之風」。

博按：在先秦那個特殊的季節，諸子百家中的每一個都宛若綻放在那片肥沃土地上的美麗花朵；如果說其中有一朵最受「廣大人民群眾」所喜愛的，一定是墨子這朵遍地開放的「蒲公英」。墨子這朵「蒲公英」，不但大面積地渲染和美化了中華的遠古大地，而且具有很強的藥用價值，拯救了不少無錢治病的「弱勢群體」（其中當然包括一些無力保國的弱小國家）。作為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墨子是整個中國兩千年文明歷史上，第一位站在最底層勞動者和社會弱者立場上說話的賢哲；他在中國歷史上不可或缺，因為他和其他聖賢不一樣，是自下而上地與他們展開思想的砥礪和交鋒，從而讓聖賢們更多地關注到普通百姓的需求和感受；也許正是因為墨子的橫空出世，才使得「百家爭鳴」的歷史現象更具生命力、更加接地氣；史載墨子曾「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長期奔走於各諸侯國之間，宣傳他的政治主張。班固在其《答賓戲》一文中描繪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即是讚譽墨子像孔子一樣為天下事而終日奔勞，連將席子坐暖和將爐灶的煙囪染黑的功夫都沒有。秦漢之後，墨家學說雖遭壓制和排斥，但在廣大社會中仍起著很大影響。尤其是墨子在科學上的無畏探索，給中國歷史天空中一直黯淡無色的科學星系，平添了許多座標性的巨大星座，以致於近代以來，經常有學者做此設想：如果漢武帝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如果儒墨共同發展，那麼中華文明可能就不是純粹的農業文明；在工業技術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或許我們就不會落後於西方了。但是，站在2000多年前的墨子的立場來看，即便是他給了中國人一種歷史假設和可能性，也算是一種巨大的歷史貢獻了。是以當代著名學者楊向奎先生說：「墨子在自然學上的成就，決不低於古希臘的科學家和哲學家，甚至高於他們。他個人的成就，就等於整個希臘。」（註：引自楊向奎《墨子思想與墨者集團》，《文史哲》1958年2期）民國學者胡適則贊訟墨子是「科學的邏輯的墨家」，「最偉大的科學家、邏輯學家和哲學家」，是「一種高度發展的和科學的方法的創始人」 （語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八篇）；季羨林亦認為，「墨子在人類文明史上，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高度。他在哲學、教育、科學、邏輯、軍事防禦工程等許多領域都有傑出貢獻，是一位偉大的平民聖人」（語出中國長安出版社; 第1版《墨子學院》(2006年10月1日)）。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