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書籍文化對世界的影響

圖1中國本線裝，一般為四眼裝訂。天一閣博物館藏

圖2朝鮮本線裝，常見的是五眼裝訂。

圖3日本本線裝，四眼線裝，各眼間距大致相等。天一閣博物館藏

圖4越南本線裝，用紙捻作螞蝗攀式裝訂。

圖5朝鮮活字印本《壽齋遺稿》使用的宋體字為芸閣印書體字，是根據明萬曆刻本宋體字鑄造的金屬活字。華東師大圖書館藏

圖6《邵亭文稿》所用宋體字為全史字，是朝鮮時代朴宗慶根據乾隆內府刻本《二十一史》的宋體字鑄造的金屬活字。華東師大圖書館藏

圖7日本寬文七年（1667）京師書肆風月庄左衛門刻本《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下圖），即據明崇禎本（上圖）翻刻。天一閣博物館藏

圖8越南宋體字本

圖9越南喃文仿宋體字本

圖10宋體字的影響遠及歐洲。如19世紀巴黎印刷的法文本《中國圖識》中就有漢字書名「大學」、「中庸」、「論語」，均為宋體字。

圖11朝鮮改裝中國本

圖12日本學者抄補中國本

圖13《幾何原本》義大利中央圖書館藏

圖14沙畹藏明刻本《五車韻瑞》及其手書漢字「洪武正韻」卡片

圖15以「明」字為例，可見宋體字大致的歷史演變。

圖16李約瑟讀過的明刻本及其批註

圖17明刻清印本《周禮》天一閣博物館藏

圖18日本覆刻本《周禮》

圖19明刻本《事文類聚》華東師大圖書館藏

圖20朝鮮覆刻本《事文類聚》

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畹在翻閱線裝書

明代書籍是漢字文化圈形成以後推動其多元發展的重要工具，也是中華文明在世界範圍內傳播的重要載體。在由寧波天一閣博物館與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聯合主辦的「明代的書籍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多國學者均談到明代書籍對世界的影響。本刊特選登三篇不同視角的文章，以饗讀者。

明代刊印的書籍，上承宋元，下開有清。從存世情況來看，其數量遠超宋元本，而大多數的宋元本都有明代的翻刻、重刻本；從流傳利用來看，明代書籍不僅自明代至今一直為全世界熟悉漢語文言文的讀者所廣泛使用，而且許多清代書籍也都是以明本書為底本重刻的。明代中期的經濟、文化、思想和社會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白銀貨幣化，商品經濟發達，陽明心學流行，文學新思潮活躍。在這種社會文化背景下，明代書籍出版業獲得迅猛發展，以適應社會需求，從而在書籍裝幀上出現了更加便利的線裝，線裝書至今成為古書的代名詞。在雕版印刷技術方面，發明了便於刊刻而又不失美觀的宋體字，發展演變為今天最常用的印刷體漢字。

明代的線裝書和宋體字影響到中國周邊的日本、朝鮮半島和越南等國家和地區，在日本和韓國，宋體字至今仍被稱為「明朝體」；甚至19世紀歐洲出版的書籍中使用的漢字也是宋體字。線裝書和宋體字成為傳統書籍裝幀和印刷的規範。這種規範隨著書籍一起向世界傳播，使其不僅為中國書籍的規範，而且長期成為東亞漢籍的規範。明代書籍是漢字文化圈形成以後推動其多元發展的重要工具，也是中華文明在世界範圍內傳播的重要載體。

線裝書：古書的定型

在一般人的認識里，「線裝書」就是古書的代名詞。然而實際上，就外觀而論，古書的歷史要遠遠長於線裝書的歷史。線裝書在中國出現於明代中葉，並逐步成為古書的主要裝幀形式。

書籍的裝幀形式與其製作材料及製作方式密切相關。中國古書的裝幀形式經過了長期演變，從簡帛時代的捲軸式，到紙本時代的方冊式，是古書的兩種最重要、最基本的形式。紙本時代又可以雕版印刷的流行為界，大致分為寫本時代和印本時代。寫本時代最開始的裝幀形式延續簡帛的捲軸式，後來出現經折裝。自雕版印刷產生以後，古書逐步進入印本時代。書籍印刷出來是以單葉的狀態存在的，單葉呈長方形狀，將每一葉疊加起來就會形成方冊，於是書籍的裝幀形式開始向方冊式演變。正式的方冊裝從蝴蝶裝開始，經過包背裝，最後形成線裝。

蝴蝶裝是將印好的單葉以版心為準向內對摺，文字一面在內、無字一面在外。將折好的單葉疊起來，將對摺處對齊，用漿糊粘連，用紙包裹做封面。翻閱時每個單葉形似蝴蝶，故名。閱讀時每兩個有文字的半葉（摺疊前的一個單葉）之後接兩個空白無字的半葉，頗有不便，加之蝴蝶裝容易散開，於是出現了包背裝。包背裝是將印好的單葉以版心為準向外對摺，文字一面在外、無字一面在內，將折好的單葉疊起來，將對摺處對齊，與對摺處相對的一邊打孔，用紙捻穿孔裝訂，做成內葉部分，然後再用一張紙包裹住內葉部分，並用漿糊將其與內葉粘連做封面。其紙捻穿孔使裝訂更加牢固，無字面內折則消除了空白葉，是其優於蝴蝶裝處。這兩個優點全部為後來的線裝所繼承，並進一步得到加強。

線裝裡面的內葉部分與包背裝一樣，都是將印好的單葉向內對摺，將每葉疊好，打孔，用紙捻穿孔裝訂。不同處是，線裝用兩張紙做前後封面，書脊部分露出，然後再穿線將內葉和封面一起裝訂。一般打四個孔，中間兩孔距離較近，用雙股線。

線裝相對於包背裝的優點主要有二：一是除了紙捻之外，再用線裝訂，使裝訂更加牢固，不易散亂。二是不用漿糊，書更容易拆解、重裝。兩者合觀，線裝較包背裝擁有裝訂牢固、拆解重裝方便兩個相反相成的優點，其取代包背裝，成為古籍裝幀形式的終極形態，自在情理之中。

從存世書籍實物來看，簡帛只見於出土文獻；紙本捲軸裝主要包括敦煌寫經和少量傳世卷子本；經折裝主要是佛經；這三類基本都屬於特種文獻。蝴蝶裝流行於宋元，但今存本絕大多數都早已被改裝成線裝，仍為蝴蝶裝者屈指可數。包背裝在明代前、中期比較流行，但如今存世的明代原裝包背裝極少，蓋因包背裝較線裝更早且更易脫散，故大多也被後世改裝為線裝。因此，現存古書絕大多數都是線裝。這是線裝的獨特優勢決定的，也是古書被稱為「線裝書」的根本原因。

中國線裝一般為四眼裝訂，用雙股細線。明至清前期時，中間兩眼之間的距離與上下兩段距離大致相同，之後逐漸縮短，至晚清以後，就只有後者的一半距離了。明代原裝的線裝書存世極少，因其大多也經過了後世的改裝。如大致刻於嘉靖年間（16世紀中葉）的《歷代忠義錄》，為四眼線裝，用雙股細線，線不染色，各眼間距離大致相等。其封面內粘有當時廢棄的書葉，故可能是原裝。（圖1）

中國的四眼線裝書出現之後，影響到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的圖書，裝幀形式也都採用了線裝或仿線裝。朝鮮本的線裝常見的是五眼裝訂，不像中國的線裝書以四眼裝訂為主。裝訂線常用單股染色粗線，而中國則一般用不染色的雙股細線。如朝鮮時代後期印本《守夢軒文集》，為五眼線裝，用深色單股粗線，各眼間距離大致相等。（圖2）

日本江戶時期刻本的線裝也是四眼裝訂，中間兩眼之間的距離與上下兩段距離大致相等，當是仿自中國明代至清前期的線裝形式。日本書的裝訂線用不染色的單股細線。如日本天明五年（1785）刻本《毛詩品物圖考》，為四眼線裝，用單股細線，未染色，各眼間距離大致相等。（圖3）因是單股線，又比較細，所以極易斷線，許多流傳到中國的日本書裝訂線都因此而被更換。一部分江戶時代的刻本仿朝鮮本用五眼裝訂，裝訂線用單股染色粗線。

越南黎、阮二朝的刻本裝幀形式也是四眼，但不是完全的線裝，而只是仿線裝形式，類似於中國本中的毛裝，俗稱螞蝗攀，用單股粗線或紙捻在第一、二和三、四孔眼之間分別穿孔系扎。如越南阮朝嗣德年間（1848—1883）刻本《啟童說約》，用紙捻作螞蝗攀式裝訂。（圖4）

宋體字：漢字的規範

明代中葉以前，印本的字體都是手書的楷體。明初內府刻本中的楷書字體，還曾傳入朝鮮半島，成為其官方鑄造金屬活字的字本。明宣德九年甲寅（1434），朝鮮王朝根據中國內府刻本的字體鑄造了著名的銅活字「甲寅字」。今天一閣博物館所藏明永樂十七年內府刻本《為善陰騭》之字體，即朝鮮「甲寅字」來源之一。

宋體字是明代中期刻書中模仿宋代浙江刻本形成的一種新字體。宋代刻書以浙江為最盛最佳，影響也最大，官刻經史，私刻文集，皆負盛名。明代士大夫最喜收藏賞鑒此類宋本，並在刻書中極力模仿，最終形成了宋體字。與宋代浙刻本的字體相較，新形成的宋體字脫離了自然書寫，書法意味較少，字體方正，橫平豎直，稜角分明，更近於印刷體，易於工匠刊刻。宋體字出現以後，刻書中仍然堅持使用的自然書寫字體就被稱為楷體字。

宋體字出現於弘治年間的蘇州地區，正德時期發展到蘇州附近的常州、松江地區，嘉靖年間基本成型，分布於全國大部分地區。自此中國古籍印本的字體形成了楷體和宋體分庭抗禮的基本格局。

萬曆時期的宋體字有所變化，其中比較常見的一類字形較長，橫細豎粗對比更加明顯，如萬曆北監本《十三經註疏》。另一類宋體字仍然延續了嘉靖時期蘇州地區刻本的特徵，橫平豎直，字體方正，結體較第一類緊湊，如萬曆本《禮記集注》。明末的宋體字比較多的一類字形體也比較長，比萬曆時期第一類宋體字更長一些，如崇禎本《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另一類字則比較扁，如毛氏汲古閣刻本《十七史》。

清代宋體字進一步發展，順治至康熙初年以前，仍留存較多明代面貌，康熙中期以後逐漸形成清代的風格。此時的宋體字更加成熟、精緻，字形不如明末清初長。乾隆時期，

宋體字已大體定型，整體上比明刻本中宋體字更顯方整,其橫畫收筆的三角、豎畫起筆的三角等，則與現代宋體字基本相同。嘉慶、道光以後的宋體字，有的字形略扁，有的變化不大。民國時期，傳統刻本的宋體字和新鉛印本的宋體字並駕齊驅。新中國成立後最初沿用鉛印方式印書，最近一二十年全面進入電子排版時代，而書籍正文中最常見到的，一直還是宋體字。

以「明」字為例，宋體字的歷史演變大致如圖所示（圖15，第一個為楷體字）：

明代中期形成的宋體字不僅使用於中國書籍，同樣通行於日本、朝鮮和越南等國家，日本、韓國至今仍將這種字體稱為「明朝體」，是對這種字體來源的一種很好的說明。不過，這些國家所受影響的具體情況有所不同。朝鮮王朝書籍在明代時主要受北京的內府本影響，二者形成地域上的小交流圈。入清以後，因為一段時期內朝鮮官方文化上依然懷戀明王朝，故在官方製作的金屬活字本中開始使用「明朝體」。如朝鮮時代活字印本《壽齋遺稿》使用的宋體字為芸閣印書體字，又稱校書館印書體字，是根據明萬曆刻本宋體字鑄造的金屬活字。（圖5）又如《邵亭文稿》所用宋體字為全史字，是朝鮮時代朴宗慶根據乾隆內府刻本《二十一史》的宋體字鑄造的金屬活字。（圖6）

日本通過唐船貿易與中國江南與福建地方交流較多，大量的中國宋體字刻本書籍晚明以後經長崎進入扶桑本島，日本翻刻了這些書籍。如日本寬文七年（1667）京師書肆風月庄左衛門刻本《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即據明崇禎本翻刻。（圖7）

越南由於現存古籍中尚未發現18世紀以前的刊本，其漢籍中出現的宋體字，多是受清代中晚期中國南方尤其是廣東地區刻本影響而來，同時期越南的一些喃文刻本字體，也明顯受到了宋體字的影響。如《易經大全節要》刻于越南阮朝，其字體為宋體字，惟稍欠精整。（圖8）又如《觀音》為越南阮朝後期喃文刻本，雖然其文字為喃字而非漢字，但其字體也是模仿宋體字，可見宋體字對越南書籍影響之深。（圖9）

宋體字不僅曾長期通行於東亞，而且其影響遠及歐洲。如19世紀巴黎印刷的法文本《中國圖識》，其首頁書名和正文中插注的漢字書名「大學」、「中庸」、「論語」以及書後所附中國朝代表中的漢字注釋「明」、「大清」等，均為宋體字。（圖10）

明刻本：文本的共通

明刻本不僅是中國讀書人的日常用品，而且流播至日本、朝鮮半島、越南、歐洲和北美等國家和地區。日本、朝鮮半島和越南自身出版的漢文書籍，也受到了明代書籍的影響：它們同樣應用了線裝或近似線裝的裝幀形式，其中不乏以宋體字作為正文字體者；它們採用了大量的明刻本的文本內容，有的原樣覆刻，有的改變行款重新刊刻，有的則增補修訂，域外文人與中國士子的閱讀世界裡，因此有了相同或相通的文本。

中外學人在收藏、閱讀明刻本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鈐印、題寫書籤、註明目次、批校、題跋、抄補缺葉等。這說明域外學者和中國學者不僅閱讀著同樣的書籍，而且在閱讀習慣上也高度相近。不過略有差異的是，域外學者時常將明刻本改裝成本國習慣的裝幀方式。如明萬曆刻本《宋朝文鑒》，為中國本，朝鮮學者得到後改為朝鮮裝幀形式，並在封面上用漢字題寫卷目，與中國學者閱讀習慣一樣。（圖11）明萬曆刻本《本草綱目》，也是中國本，有日本學者抄補缺葉。（圖12）

明刻本的流傳不限於東亞，歐美也有廣泛收藏，有些歐美學者利用明刻本從事漢學研究，取得豐碩成果。甚至有些外國學者直接參与了明代書籍的創作，如義大利學者利瑪竇在明萬曆年間來到中國，在中國學者徐光啟的幫助下將《幾何原本》翻譯為漢文，並刊行於世。此明刻本後又流傳到義大利，今羅馬中央圖書館有藏。（圖13）清光緒年間，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畹曾任職於法國駐清使館，他在《史記》和中國北方考古方面造詣精深。沙畹藏有明刻本《五車韻瑞》，並留下了閱讀使用的手跡，如書中夾有其手書漢字「洪武正韻」卡片。（圖14）李約瑟為英國現代著名科學家，以其所撰鴻篇巨製《中國科學技術史》而久負盛名。其藏書中也有不少明刻本，有的還有其親筆批註。（圖16）美國所藏中文線裝古籍在歐美地區首屈一指，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即明刻本，如《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等書目中所收明刻本不下千部。

域外不僅收藏、使用明刻本，而且還對大量明刻本通過覆刻和重刻的方式進行了重新出版。覆刻是一種不改變原書行款樣式的書籍翻刻複製方式，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書的面貌。覆刻明刻本是域外複製明代書籍的一種常見方式，它使域外學人在得不到明刻本原本的情況下，能夠讀到最佳的替代品。許多覆刻惟妙惟肖，與原本幾無二致，堪稱印刷史上的傑作。如日本寬延二年（1749）覆刻明崇禎永懷堂刻《十三經古注》本《周禮》，版式、文字一仿原書，卷端所題「皇明」二字也照刻不誤，而清代後印本已將「皇」字剜去，從這一點來看，日本覆刻本比中國的原版後印本還要忠實於原書。（圖17、18）又如朝鮮覆刻明萬曆三十二年書林唐富春德壽堂本《事文類聚》，也是惟妙惟肖，除非目驗紙張，幾不能分辨。（圖19、20）

許多中國書籍不僅有中國明代的翻刻本，還有域外的改編重刻重印本。域外學人或書商對這些中國書籍根據自己的需要做了改編重刻重印，使其更加便於閱讀使用。如宋人江贄所編《少微通鑒》，就分別有明刻本《新刊憲台考正少微通鑒全編》、朝鮮刻本《少微通鑒節要》、越南刻本《新刊補正少微通鑒節要大全》等。又如宋人所編《古文真寶》一書，分別有明萬曆司禮監刻本《諸儒箋解古文真寶》、朝鮮活字印本《詳說古文真寶大全》、日本刻本《畫本古文真寶後集初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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