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歷史上歷次北伐都難以成功？
蒙古為滅金，遣使聯宋攻金。宋、蒙聯軍於端平元年正月滅掉金國。根據協議，河南陳、蔡東南之地屬南宋，陳、蔡西北之地屬蒙古。開始南來對於這次聯蒙攻金還比較慎重，滅金之後，宋軍即馬上撤還，增戍江漢地區，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後形勢的變化改變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滅金之後，置一漢人為河南道總管，統領河南，蒙古大軍則於當年盛夏到來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溫涼之地避暑，遼闊的中原幾成軍事真空。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頓起僥倖之心。淮東安撫使趙范等人建議「乘時撫定中原，守河據關，收復三京，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都力贊此議。宋軍遂在戰爭準備並不充分的情況下於端平元年六月進兵河南，佔領汴京和洛陽。蒙古窩闊台汗聞訊，即命大將塔思率軍南下。蒙古鐵騎南下，宋軍一觸即潰，根本無法固守河南，迅速敗退而歸。更糟糕的是，南宋的軍事行動引發了蒙古軍的大規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軍兵分三路大舉南進。南宋兩川、江淮及荊襄均被殘破。幸賴孟珙、余玠等名將苦心經營，南宋才得以在東南繼續偏安。
從這得到的經驗教訓是什麼呢？歷史上取得一定影響的北伐，都是從兩翼的經營著手。如恆溫北伐，桓溫先自江陵，經襄陽、入武關，進抵灞上，震動三輔；後又自江陵北進，出伊水，擊敗姚襄，迫降周成，收復舊都洛陽。岳飛北伐也是自荊襄出兵，當時岳飛自襄陽北進，相繼收復穎昌、鄭州、洛陽等地，乘勝進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鎮，然後準備渡河收復河北。
同樣的例子還有劉裕伐後秦之戰。劉裕先在東晉義熙五年北伐南燕，使山東回到東晉版圖，確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義熙八年派朱齡石統兵入蜀，平定焦縱，使四川回到東晉版圖，確保了荊襄上游的安全，並將荊襄經營為日後北伐的一處橋頭堡。而在國內，他鎮壓了盧循起義，消滅了劉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等反對勢力。東晉政局穩定，事權歸一。
義熙十二年八月，劉裕趁後秦國主姚興死後諸子內訌之有利時機北伐後秦。其進攻部署大致分三個方向：淮河、山東和荊襄。淮河正面，王鎮惡、檀道濟率步軍自壽山向許、洛方向進攻，沈林子、劉遵考率水軍溯汴水西進，作為後繼；荊襄方面北上之軍分為兩路：朱超石、胡藩率軍從南側進攻洛陽，沈田子、傅弘之率軍一部趨武關，作牽制性作戰；山東方面，王仲德督前鋒諸軍由彭城溯泗水，開巨野澤入黃河；劉裕自統大軍待水路開通後，由泗水入黃河，再沿黃河西進。
此次作戰，布局宏大，幾個方向的進攻配合起來，足以撐開全局。自荊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對洛陽的進攻；沈田子、傅弘之則率先自武關攻入關中，牽制大部秦軍，有力地配合了潼關正面的進攻。山東方向，王仲德開巨野澤，打通由泗水入黃河的交通線路，是晉軍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晉軍糧草裝備的運輸線；另外，劉裕主力入河後，針對北魏在黃河北岸屯兵十萬的嚴峻形勢，馬上在山東置立北青州，以向彌為北青州刺史，鎮守碻磝，掩護由泗入河之路，且監視魏軍行動，保證後方的安全。由於處置得當，攻後秦之戰遂得以順利展開。這次北伐，一舉收復了關中和黃河以南的偌大地區，可謂成功。
與端平入洛一般交相輝映的失敗戰例，則是劉義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復河南，但河南乃是中原四戰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軍攻佔河南後，沿千里黃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黃河雖險，卻並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堅合，可以無船而渡，更關鍵的是，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將赫連夏逐出關中，這樣一來，北魏以河東為根本，左擁河北，右據關中，虎視中原。
等到彥之進兵之時，北魏正謀伐柔然，群臣們顧慮劉宋，崔浩斷言：『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所恃者乃在北魏對中原所擁有的地理上的優勢。劉義隆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應該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進勢頭，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劉義隆北伐，每次都只圖河南，實非長遠之計。倒是劉宋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表所言進兵之策比較可取。
元嘉二十九年，劉義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謀北伐，劉興祖上表言：『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入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向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渡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可見劉興祖吸取了前兩次爭中原而無功的教訓，建議自山東進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諸隘口，將北魏遏制在河東以內。若河北底定，則河南自然落入宋軍之手。實際上，這恐怕才是北魏為之擔憂的一種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時，北魏崔浩曾對太武帝分析說：『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沖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在崔浩看來，宋軍若在抵達黃河之後，進攻河北，北魏形勢就很危險，太武帝須親自率軍抗擊，刻不容緩。由此可見劉興祖所言進兵之策可謂極富膽略，且洞悉宋魏對峙的戰略形勢。然而，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假設劉義隆有劉裕三分才質，倒還略有希望成功。
自東南發起的北伐中惟一徹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開創了以東南為基礎統一天下的先例，那就是朱元璋北伐滅元之戰。
當時元朝統治暴虐，在元末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早已搖搖欲墜。朱元璋在掃平南方群雄、統一長江中下游地區之後，即舉兵北伐元朝。
在商議北伐方略時，將領們多主張直取大都，朱元璋卻說：「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于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走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捲而下矣。」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為基礎，西平陳友諒，控制荊襄上游；東滅張士誠，鞏固三吳根本。控制荊襄，保障了對長江形勢的控制；鞏固三吳，保障了大後方的穩固。元朝在經歷了劉福通起義的衝擊後武備不振，它所倚重的統兵將領如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擁兵關中的李思濟、張良弼等卻爭權奪利，各謀保境割據，相互攻伐，不相統一。這正好給了朱元璋各個擊破和直搗大都的機會。
元朝在失去對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後，正賴河南、山東作為南方藩籬，抵禦明軍北上。山東是大都的南面屏障，監控著南北水路運輸的大動脈，在南北之間居於樞紐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元朝失山東即已等於門戶大開，再無天然屏障以御明軍。明軍攻佔山東後，還可以利用大運河的北段，順流長驅。取河南則可保護北伐軍的側翼。至於攻取河南之後，止兵潼關而不攻關中，徑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擴廓帖木爾、李思濟、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可不戰而克。」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大勢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標在河北，攻關中會有漫長的側翼暴露。劉裕伐後秦時即冒著後路被北魏切斷的危險。明初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為元朝最能征慣戰之將，所部亦為元軍精銳，若攻山西則必曠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漢而後收幽雲，結果屢攻北漢耗盡國家精銳，最終無力收復幽雲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後便徑攻河北，倒很似劉宋時劉興祖所言北伐方略。那麼反過來看，朱元璋的北伐構想不僅符合當時的政治形勢，也符合南北相爭的地理形勢。
最後明軍北伐的作戰經過，基本上是循著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開。明軍首先攻佔山東，然後向西旋轉，攻取河南，西抵潼關，阻遏關中元軍之東出。再然後，進軍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驅逐山西擴廓帖木爾，進軍關隴、巴蜀，統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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