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辛，未盡的審判 格朗寧一代留下的思考

法治周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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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約3900字，閱讀約6.5分鐘

原文刊發於3月22日《法治周末》第23版

《奧斯維辛，未盡的審判》

作者：高欣

格朗寧接受媒體採訪時的畫面。

30多年前，若非一位集郵愛好者遞上的「奧斯維辛是個謊言」的小冊子，已從玻璃廠人力資源部主管位置退休的奧斯卡·格朗寧應會安享晚年。然而，這位前納粹黨衛軍成員卻覺得，自己有義務指出奧斯維辛不是謊言，而是真實存在過的，因為在那部殺人機器運作時，他本人就在那裡。

於是，格朗寧把自己的想法寫在那本小冊子上，歸還給了主人。幾個月後，他的言論被寄到了一份極右翼雜誌的編輯手中。從此，年過六旬的格朗寧開始頻繁接到狂熱的新納粹分子以及各路媒體的電話。

繼「二戰」結束在英國服刑兩年後，「奧斯維辛記賬員」格朗寧，再次被推上了歷史的審判台。

2015年7月15日，德國呂內堡法庭判處前納粹黨衛軍成員奧斯卡·格朗寧4年監禁的審判現場。

2015年，格朗寧因「協從屠殺」30萬名猶太人被判處4年監禁。2017年，格朗寧的律師團向德國憲法法院提出申訴，認為格朗寧若高齡入獄，將破壞他的「基本生命權和人身完整權」。同年11月，法院駁回了格朗寧的請求，認為其健康狀況與入獄服刑並不衝突，監獄有充分的醫療設施，能夠滿足格朗寧的需求。

2018年1月，格朗寧再次向法院提出申訴，以身體狀況為由反對服刑；3月9日，96歲的格朗寧在醫院去世，此時，法院尚未對其申訴作出回應。

有評論認為，格朗寧得以入獄服刑，將是一個在公正性上具有重大意義的象徵性事件。然而他的離世，將繼續推後許多人期待已久的歷史性時刻。

以研究大屠殺與現代性聞名於世的社會學大師齊格蒙特·鮑曼認為，現代性的一面是文明社會，另一面就是奧斯維辛。同樣，格朗寧也有兩面：一面是年過八旬仍然敢於公開揭露奧斯維辛的種種暴行，另一面是，他只承認自己在道德上負有責任，否認法律上有罪。他認為，自己只是那部納粹機器上的一個齒輪，「我並沒有給過任何人的臉上哪怕一個耳光」。

「隨波逐流」

1921年6月10日，奧斯卡·格朗寧出生在德國尼恩堡，一座距離不來梅市不到50公里的小城。他的紡織工人父親是名狂熱的德國國家主義者，同時，也是右翼鋼盔前線士兵聯盟成員。

鋼盔前線士兵聯盟反對凡爾賽條約與魏瑪政府，納粹黨掌權後，這一準軍事組織被重組命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前線戰士聯盟」，大部分被吸納進衝鋒隊。

格朗寧幼時最好的玩伴，是鄰居金屬店老闆家的女兒——安，來自一個猶太家庭。格朗寧和安總一起在街邊玩彈珠遊戲。

納粹掌權後，糾察隊員手持橫幅，出現在金屬店前對居民們說：「德國人，不要從猶太人手裡買東西！」

然而，這不影響格朗寧與安的友情，只不過，彈珠遊戲從街道搬到了自家院子里。

1933年，格朗寧加入鋼盔前線士兵聯盟青年團——因為12歲的他喜歡制服和軍樂。同年，納粹黨正式掌權。

5年後，「中等學生」格朗寧高中畢業，進入當地一家儲蓄銀行工作。「二戰「爆發後，他加入了納粹黨，後志願加入了黨衛軍。

年輕時的奧斯卡·格朗寧。

「那是一種自發的熱情，一種不想在遊戲中被落在最後的感覺。」60多年後，當被問及當年為何作出這個決定時，格朗寧這樣回憶。另一個歷史細節是，年輕的格朗寧感覺雜誌上的黨衛軍成員「看上去很時髦」。他也想變成那樣，並最終如願以償。

在那段狂熱的德國歷史中，格朗寧隨波逐流，安不知所蹤。青年團的教育讓格朗寧最終堅定地認為：猶太人是德國甚至是歐洲的敵人。

進入奧斯維辛集中營

由於有銀行工作經驗，格朗寧加入黨衛軍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財務辦公室任職。而後，他被調往奧斯維辛。在那個原本安詳的波蘭南部小鎮，數以百萬的猶太人、匈牙利人、蘇聯人、吉普賽人將被一座巨大的殺人工廠高效而殘暴地奪去生命。

格朗寧的工作依然與銀行相關。他的任務是將「犯人」們帶來的錢全部收走，審查整理，並定期寄回柏林。

「我基本上見過當時全球流通著的所有貨幣：義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美元、英鎊以及匈牙利和墨西哥的貨幣。」他日後回憶。

格朗寧很清楚，被送到奧斯維辛的「犯人」們，註定會被殺害。但在當時，根深蒂固的「猶太人是敵人」的思想，讓他並沒有在大規模的殺戮面前有所悲憫。當時，他對於毒氣室的認識是：「一種先進的戰爭工具。」

這種邏輯，在齊格蒙特·鮑曼看來，並非解釋不通。因為奧斯維辛近乎符合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描述的關於現代社會的一切標準：官僚體質、追求效率、控制成本、消弭人性。

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有幸逃過了反猶迫害的波蘭人鮑曼為大屠殺定性：奧斯維辛並非一撮精神病人的暴行，也並非現代社會的反彈或倒退，而是現代性的另一面。

然而，奧斯維辛里發生的一些事情，還是激怒了格朗寧。

他曾對媒體回憶：一日，他在工作時見到了分揀新「犯人」的流程。結束後，現場「就像是個露天市場，很多垃圾被留下，生病和無法走路的人們就躺在垃圾當中」。一個孩子也在其中。警衛拉著孩子的腿，企圖拖出去。「孩子尖叫的聲音就像是生病的雞，警衛把孩子的身體撞向卡車側面，直到孩子不再發出聲音。」

這一幕讓格朗寧很不愉快。他找到主管抱怨道，如果猶太人需要被消滅，「那麼至少應該在一定的準則下執行」。主管安撫他：這只是「意外」。

一度，格朗寧也曾請求過調離奧斯維辛。然而，請求被上級駁回。直到1944年，他被派至前線。在腳被擊中後成為英軍的俘虜，作為戰犯的格朗寧在英國度過了兩年時光。

坐實集中營大屠殺

1948年，「二戰」結束後，27歲的格朗寧回到德國，希望可以重拾斷檔的人生。他選擇在德國北部的下薩克森州定居，並在一家玻璃工廠做起了職員，最終他成為人力資源部主管。

格朗寧與妻子於戰時成婚，至1950年，他們共育有兩個兒子。格朗寧告訴妻子，不要問他關於戰時自己工作的任何問題。其實，曾為希特勒青年團女生部領導人的妻子，也根本不願再提及。

隨後30餘年，重歸平凡百姓家的格朗寧低調工作，養家育兒，直至退休。直到那本「奧斯維辛是個謊言」的小冊子，徹底攪動了他人生的最後30年。

在被世人認識了自己曾經「奧斯維辛記賬員」的身份之後，格朗寧開始逐步寫下自己在奧斯維辛的所見所聞，並將書稿交給兩個兒子，希望得到親人的反饋。他的大兒子沒有回復，小兒子把疑問寫在書頁邊緣空白處，交還給父親。

格朗寧非常重視小兒子的批註，並以此重新修改。其後的20年，他一直沒有停止修改和完善書稿。

與此同時，在2003年和2004年，他還接受了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長時間深度訪談，並參與了紀錄片《奧斯維辛集中營：納粹和最終解決方案》的製作。

在紀錄片中，作為少數願意說出集中營真相的前納粹黨衛軍成員，格朗寧坦言：「我看到了毒氣室，我看到了火葬場。」

2005年，84歲的格朗寧又與德國《明鏡周刊》進行了一次近6小時的對話。

《明鏡周刊》評論稱格朗寧的歷史就是「德國歷史」，是關於「誘惑、狂熱、行兇者、從犯和罪惡感」的故事。

面對紛至沓來的各式評論，格朗寧辯解道：「我不感覺自己有罪，因為我沒有給過任何人的臉上哪怕一個耳光。」

據德國歷史學家安德烈亞斯·艾希穆勒統計，奧斯維辛集中營有6500名納粹黨衛軍成員活過了「二戰」，其中，只有不到一百人接受了審判，不到50人被定罪。有媒體猜測，可能是由於這段歷史背景，給了格朗寧站出來的勇氣。

然而，當時的格朗寧並未料到，對於奧斯維辛的清算遠未結束。

重啟審判

1970年代，德國檢方曾對格朗寧做過調查，並於1985年停止。彼時，德國檢方一直拒絕起訴像格朗寧這樣職位的前集中營工作人員，因為這類人員並未親自參與大屠殺。

直到2011年，漢諾威市的一次審判，促使德國司法部門改變了故有的態度。

2010年2月9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納粹嫌疑人約翰·德米揚魯克乘坐輪椅到達德國慕尼黑地區法院接受審訊。

從2009年起，德國檢方對波蘭索比堡集中營前看守德米揚魯克提出指控，稱其雖未親自參與屠殺，但因在集中營工作，為謀殺共犯、協助謀殺2.8萬人。法院最終裁決德米揚魯克謀殺同謀罪成立，判處其5年監禁。

德米揚魯克隨後提起上訴，在2012年法院正式受理前，比格朗寧小一歲的德米揚魯克因病去世。

然而，這一判決推動了德國檢方重啟對集中營前工作人員的一系列調查及起訴。格朗寧案件正在其中。

同年4月，另一位奧斯維辛集中營前看守特雷梅爾同樣在正式服刑前於家中去世。

如今，格朗寧的去世，似乎是這一系列案件無法最終被執行的無奈延續。

在國際猶太人組織西蒙·維森塔爾中心的納粹研究員左洛夫看來，格朗寧在服刑前去世是「不幸的」，因為他的去世讓「象徵意義上的公正消失了，而這些審判的重要性意義也隨之被削弱」。

要求懲罰大屠殺同謀、重塑公正的聲音依然沒有斷。「受害者從未有過上訴，劊子手也從未有過憐憫。所以這些兇犯不配獲得上訴、祈求憐憫。」有評論稱。

格朗寧一代留下的思考

然而，如何在有罪與非罪之間劃明界限，一直是集中營重審的法律難題。

1962年，西德最高上訴法庭曾作出過一個「關鍵性的決定」，稱「在納粹政策宣傳或權力壓制影響下」犯下罪行的人，不應當被控謀殺，因為他們不能「被歸為犯罪學標準中」。

按此邏輯，往毒氣室里釋放毒氣的黨衛軍成員，將可能逃過審判。

直到柏林牆倒塌，再到本世紀初，清算大屠殺的政策時有反覆，直至德米揚魯克案。

然而，當個體被嵌入狂熱的現代化機器齒輪上時，法律意義上的所謂善惡與公正，邊界也變模糊起來。

在接受漢諾威市當地一家報紙的採訪時，格朗寧曾經爭辯：「如果像我這樣的人需要接受審判，那麼檢方應該追究到哪一級為止呢？是不是還需要起訴把火車開到奧斯維辛的工程師以及信號員？」

審判期間，格朗寧承認自己屬道德「同謀」，但否認在法律上有罪。一個重要理由是：沒有證據說明他與某起特定謀殺有關。最終，他還是被判協同謀殺罪名成立。

格朗寧對此並不認可。在接受德國《明鏡周刊》採訪時，他曾表示自己只是「齒輪上的一環」。之後，他多次提出赦免請求，又多次被德國檢方否決。今年1月的上訴，再次遭到否決，直到漢諾威檢方從格朗寧的律師處得知他的死訊。

超越法律的追責與未盡的公正，一系列大屠殺案件的重審，還將另一個關於人性的難題推至當代人的面前：在人類社會不可逆轉地奔向高度現代化並且擁抱機械化高效思維的同時，人性可能會遭遇什麼？變形為何？

這份思考，也應是「格朗寧一代」留下的嚴肅的歷史遺產。

編輯丨代秀輝 王碩

圖片丨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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