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見 | 中央帝國下的山川形便：為什麼中國各省交界的形狀是「犬牙交錯」的？（上）

原標題：灼見 | 中央帝國下的山川形便：為什麼中國各省交界的形狀是「犬牙交錯」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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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公眾號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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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劃的第二個地理要素是邊界。據說，我國有疆界概念是很早的事。《新語?道基》云：「后稷以立封疆畫界畔，以分土地之所宜。」但這隻能是傳說而已，邊界的概念應是隨著行政區劃的產生才可出現。后稷是原始公社時代的人物，不大可能有立封疆畫界畔之舉。直到西周封建時期，所建立的還是據點式的城邦國家，星羅棋布的封國呈點狀分布，各國之間存在大塊無主的土地和田野，尚無明顯的邊界。這種情況即使在中原地帶也不例外。

后稷畫像

例如鄭國在東西周之際遷到今天鄭州附近，還是「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鄭的東鄰是商代後裔的封國——宋。宋鄭之間直到春秋末期，還有隙地六邑，兩國為勢力平衡之故，相約不準佔有，自然兩國之間也就沒有明確的邊界了，而這時距兩國初封已有整整六百年之久了。

春秋中期，當公元前６２７年時，秦國派遣大軍攻打鄭國，中途經過晉、周二國，如入無人之境，不但晉、周不加干涉，鄭國也沒有一點外敵入侵的消息。直到臨近鄭國邊境，才被商人弦高發現，弦高急中生智，趕忙以犒軍的名義穩住秦軍，並派人回國通知，做好戰備，才避免了遭到突然襲擊的厄運。這個故事今天讀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在當時，國與國之間存在大片隙地卻是很正常的現象。

本來在氏族社會裡，只有部落居住地人口較為集中，在居住地周圍先是一片廣大的狩獵地帶，其次是把這個部落同其他部落隔離開來的中立的防護林帶。這種隔離地帶在後代仍有其殘留的形式，商代都邑之外的郊、牧、野其實就是各種分帶的名稱。《尚書?牧誓》曰：「王朝至於商郊牧野」。這裡的商就是指商朝的都邑朝歌，或稱天邑商，邑外是郊，郊外是牧，牧外是野。周代列國內部也有類似的情形，國外是郊，郊外是野，郊就是國與野的接觸帶。居民根據居住地的不同，而有國人和野人的區別。直到地緣關係確立起來，國與野的界限泯滅，才轉入郡與郡、縣與縣的邊界，這時隔離帶就漸漸消失了，但現在稱城外為郊外、野外，依然是沿襲老稱呼而來。

在秦漢時期，匈奴與秦漢之間也有空地，稱為甌脫。更往後，唐與吐蕃間也存在「閑田」。周代的隙地，秦漢的甌脫與唐代的閑田，對雙方政權來講就是邊區，就是緩衝地帶，亦即frontier。

春秋以後，在經濟逐漸發展，邊區日益開發，人口不斷增多的情況下，雙方敵對傾向加強，以至於出現戰爭，爭奪隙地。在戰爭中各國的攻防只著重在險要的關隘，尚無派兵戍邊之舉，甚至連關隘也只是戰時才有人駐守，平時棄之不理。但既有關隘，則邊界概念當已出現。齊桓公二十三年（—６６３）救燕伐山戎，燕庄公為表示感謝之情，親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說明其時境界概念已很明確。只是此事只見於《史記》之《齊太公世家》與《燕召公世家》（《括地誌》也有燕留城之築），不見於《左傳》，不知是否後人之附會。

春秋初期諸侯國地圖

又其時齊國的疆界四至也相當清楚，如管仲所說，為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管仲語，見《齊世家》）。《史記?晉世家》也記載與此相同時（晉獻公時）的晉國的領域是：「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當然，此處「接境」二字可能是後人司馬遷的述語。春秋後期，戰爭越來越頻繁，漸漸就有陳兵守境之勢。《春秋?公羊傳》記載昭公元年（—５４１）時，「叔弓帥師疆運田，疆田者何？與莒為境也。」邊境一明確，爭界的事也就出現了，《史記?楚世家》就記載了吳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因爭桑而引起兩國大動干戈的事。

戰國時期，邊境概念已完全形成，城邦國家已轉化為領土國家。蘇秦說齊宣王曰：「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史記?河渠書》說齊、趙之間「以大河為境」。當其時，各國之間奪城略地，目的就是擴大自己的領域，邊界概念自然十分明確。

戰國時期地圖

與列國之間邊界概念形成同步，郡縣之間也一樣有邊界產生，郡即建在邊地，與他國相接，則分段來看，國界也包含著郡界，更小的分段就是縣界。如上引吳楚兩國邊界就劃在吳邊邑卑梁和楚邊邑鍾離之間。在列國內部由於生產日進，土地日辟，城邑與城邑之間的空地也隨之消失，郡與郡之間也有了明確的邊界。例如秦孝公時商鞅變法，集小鄉聚為縣，這些小鄉聚的數量位置都是明確的，其外圍界限也就自然確定了。這是戰國時期的事，比秦國先進的晉國，還在春秋後期就已有明確劃縣之舉了。《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載：「秋，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之田以為三縣。」失勢貴族之領地被分為明確的數縣，其邊界就躍然紙上了。

邊界的概念越是到後來越是明確，到秦漢一統帝國時代，在開發比較深入的地區，郡界、縣界已經有明確的四至與走向。八十年代在江蘇連雲港東西連島上發現一塊刻石。似乎就是漢初郡界的標誌。由於殘泐過甚，文意已經不大讀得通，但可以看出大約是指琅琊郡的四至：北到櫃縣，南與東海郡朐縣相鄰，西至諸縣，東到海。這一界域反映的是漢初琅琊郡的形勢。

東連島東海琅琊郡界域刻石

不但如此，在漢代，甚至連田疇阡陌也要畫到地圖上，以作為劃界的依據。鑿壁偷光故事的主角、鼎鼎有名的匡衡就被封在僮縣（今安徽泗縣東北）安樂鄉，起先匡衡的侯國有一條邊界錯劃在閩陌，結果多收了租谷，被人告發，後來再依地圖作了糾正。當然像這種情況是發生在人口密集，生產發達的地區，如果是在未開發地區，郡、縣的邊界也並不見得都是那麼清楚的。例如整個福建地區在兩漢時期，只在閩江口設立過一個冶縣（即今福州市的前身），這個縣在西漢時離最近的鄰縣少說也在五百公里以上，遠的則在千里以上，顯然它和鄰縣之間是不會有明確的邊界的。

但是從總的方面說來，應該說隨著郡縣制的萌芽，邊界概念就逐漸產生了，而且到了戰國時期，邊界概念已經十分清晰，這時就產生了如何劃界的問題。在七國爭雄的時候，這個問題還不突出，因為戰爭頻繁，國界經常變動，疆域時縮，通常國與國之間，郡縣與郡縣之間，就直觀地以山川為界。而且當時郡縣制正在形成，也來不及設計完善的劃界原則，待到秦始皇統一全國的時候，如何劃定行政區域界線的問題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政區本來就是為著中央集權國家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設置，其劃界當然要以對集權統治有利為原則；但在另一方面，農業經濟的發展又是維持封建政權的基礎，政區邊界的劃定也要注意使政區與地理環境相一致。在這兩種思想指導下，就出現了犬牙相入和山川形便兩條相互對立的劃界原則。

在中國歷史上，這兩原則是同時並用的，但越到後來，犬牙交錯的原則越佔上風，這一點反映了中央對地方控制愈來愈緊，中央集權程度愈來愈加強的客觀事實。

山川形便原則的運用

山川形便的意思是以天然山川作為行政區劃的邊界，使行政區劃與自然地理區劃相一致。這個原則是最自然最直觀的原則。尤其在高山大川兩邊的地域，往往具有不同的地貌、氣候和土壤，形成不同的農業區，也形成不同的風俗習慣。古人早已注意到這個問題，在《禮記?王制》中就說道：「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因此採用山川形便的原則，意味著政區的劃分是在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同一化基礎上進行。

高山大川除了造成地域上的差異外，在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古代，又成為文化傳播的天然障礙，因此以山川為界來劃分政區是世界各文明古國的通行原則。只是在近代形成的移民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才不顧山川之隔而以經緯度來作為劃分州界、縣界的依據，使得大部分州、縣界都是橫平豎直的幾何線條。但即使這樣，以山川為界的原則依然沒有完全丟棄，美國東部十三州的界線就是明證。

美國行政區劃地圖

在中國，山川形便的原則是與邊界概念的形成同時出現的。春秋戰國時期，列國之間的邊界已以山川作為標誌。《左傳》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春秋中期，晉國大夫趙穿殺晉靈公，當時擔任正卿（類似後世的宰相）的趙盾，為了避免弒君的惡名而離開國都出走，表明自己不曾與聞其事，但是他「未出山而復」。於是晉國史官大書：「趙盾弒其君」，理由就是他「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可見當時的晉國是以山為境的。以河為境的例前面已經提到，即「齊趙以大河為境」。戰國時期，齊、趙兩國不斷相向擴張領土，最終止於河水兩岸。

以山川為界是如此地天然渾成，因此戰國時人在規劃全國統一以後分置九州時，就以高山大川作為分界的標誌並託詞其為大禹所定，成就了《禹貢》這篇偉大的地理著作。秦始皇統一海內之後，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也以山川作為政區劃界的基本依據。例如今山西省的邊界在秦代就已大致形成，其東、南、西三面以太行山和黃河為界，在秦時也恰是太原、河東和上黨郡的邊界。

秦始皇分天下三十六郡

漢代郡的幅員比秦小了許多，又因為後來分割、蠶食王國領域的結果，使得部分郡與山川界線不合，如西漢臨淮郡跨淮水兩岸，西河郡據黃河東西，這在秦代和漢初都是未曾有過的現象。當然南方的一些郡界也仍與山川相符，最典型的是豫章郡，幾乎與今江西省完全一致，三面以山一面以江為界。東漢魏晉以後的郡國是在西漢的基礎上調整，因此邊界也與山川大勢有相當程度的背離。兩漢魏晉的州界比起郡國邊界來，要更符合山川界線。但是南北朝以後，州郡不斷分割，幅員直線下降，政區劃界已無一定之規。

隋代一革前朝之弊，不但簡化層級，省并州郡，而且郡界也都以山川形勢而定。如河東諸郡邊界又復與黃河、太行山相吻合，回到秦時的狀態，雖然郡的幅員比秦代為小。河南諸郡一鏨齊地以河水為各郡的北界，嶺南嶺北諸郡也極嚴格地以南嶺作為它們之間的界線。在中國，作為山川形便依據的，最重要的高山大川有這麼一些：秦嶺、南嶺、淮河、黃河下游、長江中下游，這是東西向的；太行山、山陝間黃河、武夷山、雪峰山，這是南北向的。隋煬帝一百九十郡中除了江都郡跨長江、臨川郡越武夷山外，其餘各郡無一跨越上述的重要高山大川。這是連秦代也沒有過的現象。譬如說，秦代南海三郡的北界與南嶺就呈犬牙相入狀態（詳後），而隋代嶺南諸郡北界與南嶺兩相一致的程度令人驚訝。今廣西全州在隋為湘源縣，被劃入嶺北的零陵郡，比今天還要合理。正由於有隋煬帝一掃前代之弊的這一重大改革，才有後來唐太宗山川形便原則的實施，但過去很少人注意及此。

中國主要山脈分布圖

唐代開國以後，正式提出山川形便原則。《新唐書?地理志》載：「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並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唐代州的幅員比隋代的郡要小，但州界也多與山川走向相一致。三百多州分為十道，這十道又與自然地理區域相符合，這樣雙重的關係對後世影響很大。

一方面，十道後來分為十五道，到唐後期又衍化為四十多個方鎮，其中南方的一些方鎮奠定了今天皖、浙、閩、湘、粵、桂等省的部分或全部邊界。具體而言，唐後期的方鎮雖然因為政治軍事的需要，在分界方面，有個別地方越淮、跨江、踞太行山，但原來分道的界線絕大部分保留下來，只是把十五道當中的十二道再行析小而已（京畿、都畿二道只是稍有變動，黔中道不動）。一般是南方每道劃分為兩三個方鎮，北方每道分為五六個方鎮，新產生的方鎮（道）界，也仍然是以山川走向來劃定。例如原江西道大致調整為宣歙、江西、湖南三個觀察使轄區，江西與湖南之間就以羅霄山脈（赫赫有名的井崗山就在此山脈的中段）為界，與今天湘、贛邊界完全一樣。同時江西與宣歙、鄂岳、浙東、福建、嶺南東道等觀察使（節度使）轄區之間也全部以分水嶺為界，和今天的贛皖、贛鄂、贛浙、贛閩和贛粵邊界毫無二致。

另一方面，唐代的州界有許多延續下去，成為宋代的州（府）、元代的路和明清的府的邊界，長期穩定達數百上千年之久。例如今浙江地區在唐代被分成十個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溫、台、處十州以及蘇州的南小半，州與州之間就以河流的分水嶺為界。這十個州的地域與分界自唐代到清末一千年間毫無變化，只有名稱更改而已。諸州之間由於關山阻隔，形成一個一個小封閉圈，成為封建社會長期保持穩定的地理基礎。浙江東北嘉興一帶是長江三角洲的一部分，在唐代屬於蘇州，北宋從蘇州分出置為秀州（南宋改嘉興府）後，其轄境與邊界也延續至清末不變。

政區的邊界既以山川劃定，則該政區往往就形成一個自然地理區域。還是以浙江為例。除北部太湖平原外，浙江全境為丘陵山地所盤踞。在山地之間分布著包括錢塘江在內的許多單獨入海的短小河流。這些河流的谷地是人們從事農業生產的基地，因此每條河流的流域或者這個流域的一部分就構成唐代的一個州。如溫州是飛去江流域和甌江的下游，處州則由甌江的支流小溪和大溪流域所組成，台州包括整個靈江流域，明州復蓋了甬江流域，湖州則與苕溪流域相對應。至於錢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涵其一條支流。因此在這些州的地域範圍內，就存在自然地理特徵的相似性與均一性，這對於農業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

明代浙江省古地圖

在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農業大帝國中，如何保持正常的，以至發達的農業生產是保證帝國長期穩定的重要因素。所以皇帝每年要舉行藉田儀式，地方官中要適時勸課農桑，中央要根據各地收成的好壞和上繳的多少來評定地方官員的政績。

除了這些象徵的和行政的措施以外，農業生產的正常與否最主要還要依賴於自然環境，既要靠天，也要靠地。同樣的氣候，均質的土壤，完整的地形顯然有利於進行同一類型的生產活動，簡化農業生產管理，便於進行水利建設。所以秦代和隋唐都有意使政區的分劃符合山川形勢，也就是使這級政區與自然區劃相一致。

雖然實行山川形便的原則有經濟上的需要和文化方面的益處，但對中央集權制而言，卻有一個很大的弊病，那就是完全以山川作為邊界的政區，必然成為一個完善的形勝之區、四塞之國，如果這個政區的幅員足夠大，而政區長官又有相當權力的話，就可能出現憑險割據的現象。事實上，「形便」一詞，表示的就是易守難攻的意思，還在戰國時期就已出現這個概念。

《戰國策?秦策》載：蘇秦說秦地的特點是「山川形便」。高誘注曰：「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壞。故曰形便也。」秦位於關中之地，東有崤函，西有隴坂，南有秦嶺，北有高原，歷來稱為四塞之國，故蘇秦稱之為山川形便。相對而言，趙國位於河北平原，不利防守，因而張儀說，「趙中央之國，地形不便。」因此，政區完全以山川形便的原則來劃界，是不利於中央集權制的統一局面的。東漢末年各地州牧的割據，以及接踵而來的三國鼎立；唐代後期藩鎮割據，以及由其引起的五代十國分裂局面中，就多有憑藉地險而長期獨霸一方的政權。

古代戰爭水平不高，崇山峻岭、長河大川都是天然的防守工事。因此如嶺南山地，如四川盆地，如山西高原，都是地理條件極佳的割據區域。

五經之一的《易》：「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這一思想在古來的政區家、軍事家心中是很根深蒂固的，所以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勸劉備佔據益州，骨子裡的思想就是，倘使劉備不能進而逐鹿中原，也可退而為一國之君，事實果然如此。蜀漢雖然既弱且小，但竟能與魏、吳鼎足而三，就是因為益州北有秦嶺作屏障，東有巫山之險阻，內有沃野千里的盆地，具備長期固守的條件。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千古絕唱，點明了四川盆地易守難攻的地理特徵，所以凡是分裂時期或朝代更迭之際，這裡都要出現地區性的割據政權。兩漢之際已有公孫述在此稱帝，盤踞至十二年之久，成為後來蜀漢的榜樣。

東晉十六國時期，這裡又建立成漢國；到了殘唐五代，又先後有前蜀，後蜀兩個政權登上政治舞台。故歐陽修《峽州至喜亭記》說：「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跡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代以後，割據政權不再出現。但四川有利的地理形勢又成為元明之際的明玉珍與明清之際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的根據地。

崇禎三年（1630年），張獻忠據米脂十八寨起義。崇禎十六年，進攻湖南、江西及兩廣北境，勢力達到南嶺之南。1640年率部進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

與四川盆地的凹地形相反，山西高原是凸地形，其西面和西南為滔滔大河所縈繞，東面和東南被巍巍太行山所包圍，整個高原雄踞於華北大平原之上，也形成一個易守難攻的封閉的地理單元。

因此在十六國時期，許多小王國建立或發祥於此，而後再擴張到其他地區。劉淵的前趙，石勒的後趙都是如此。後來的西燕國疆域更是除了西南一角外，幾乎與今山西省完全一致。五代十國時期，在山西建立的北漢國，是十國之中唯一位於北方的，儘管它就在北宋王朝的卧榻之旁，卻是北宋統一過程中最後一個被合併的王國，除了有契丹在背後撐腰外，特殊的地理環境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嶺南地區在古代亦被稱為「負山險阻」。雖然南嶺山脈並不十分高峻，但由於遠離王朝統治中心，所以也容易造成割據。秦漢之際趙佗就在此建立南越國，延續至百餘年之久。五代十國時期，南漢政權也在這裡維持了半個多世紀。

由於山川形便原則是促成地方割據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從秦代一開始，統治者便有意識地採用犬牙交錯的原則與之相抗衡。隋唐時期之所以強調山川形便原則，是因為隋郡，尤其是唐州比秦郡小了許多，即使州郡之界與山川相符合，也不可能造成割據。

但即使那樣，犬牙相入原則在隋唐也並沒有完全放棄。元明清時期，這一原則更發展得淋漓盡致，以至於使部分行政區劃與自然地理區域相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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