罰Facebook 2萬億美金，不高
此次Facebook調查事件，讓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大數據在選舉中的應用是否終將殺死民主呢？
文丨任冠青
Facebook或被罰2萬億美金的「滅頂之災」，其實是扎克伯格這兩年焦慮感的一次集中爆發。今年初，扎克伯格照常發布自己的新年目標，往常小扎總會略顯「佛系」地表示要學習普通話、造訪美國每一個州，每兩周讀一本不同的書等。可是今年，他的目標則明顯更為嚴肅：整治Facebook，防止平台被濫用。
此前人們對Facebook的指責包括假新聞橫飛，機器人干擾大選結果等。這一次，泄露Facebook 5000萬用戶信息，並被一家名為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政治顧問公司利用。而這家公司，曾為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這一事件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為它不止停留在侵犯個人隱私這一層面，也不是干擾一次美國大選那麼簡單，而是它完全以合乎民主的方式動搖了民主制度的根基。它所帶來的民主危機，不僅在於現有民主政治利益衝突的疊現，更是其對民主選舉前提的徹底解構。
顛覆傳統競選方式
記得2016年大選前夕，一篇美國主流媒體評論分析，希拉里地方競選團隊的實力，將成為其最終獲勝的關鍵。文章認為，希拉里在各個關鍵州都有著強大而穩定的競選人員，這使得他們可以持續滾動地上門拜訪當地選民，從而對選民產生更大的影響。相較而言，特朗普則更多地選擇競選大巴，到當地宣傳過一遍之後就呼嘯而過了。同時，他的基層競選人員更是少得可憐。然而，最後的大選結果一出，則讓很多的媒體和民調專家咋舌。
問題在於，時代早已悄然改變了。而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正是利用劍橋分析公司，緊緊地抓住了這一新的潮流。
傳統的民調分析，一般是基於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等指標，對選民的投票行為進行分析和預測。然而劍橋分析公司卻可以利用大數據分析，對標每一位關鍵選民，並可以達到對選民的了解比其真實朋友對他/她的了解都要深入。
在紐約的一次公開演講中，劍橋分析公司的CEO 亞歷山大·尼克斯曾分享過這個公司的運作「秘密」：他們會對成千上萬名調查者進行心理分析，並將他們分為32種不同的人格，然後融入選民的Facebook足跡、消費足跡和投票記錄等，最終分析並影響他們的投票行為。毫不誇張地說，劍橋分析公司僅僅通過用戶在Facebook上的幾十次點贊，就可以比用戶的朋友更為了解他。
劍橋分析CEO亞歷山大·尼克斯
所以，劍橋分析公司對選民的「影響」已然超過了傳統競選活動的強度，而已然更加接近政治「操控」。哲學上有一個著名的「缸中之腦」假設，即科學家將大腦從人體中取出，放入一個裝有營養液的容器中，計算機可以通過神經末梢給大腦傳遞各種信息，讓人腦中產生各種假象，人是否能意識到自己生活在虛擬現實之中呢？
其實，劍橋分析公司就有些像現實中的虛擬現實製造機。比如，在上次美國大選中，針對邁阿密一個叫做「小海地」的黑人聚居區，他們就在當地散布關於柯林頓基金會濫用海地救災款的信息，精準地防止當地的搖擺選民將選票投給希拉里。如果說人們能意識到傳統拉票活動的政治性，那麼劍橋分析公司的精妙策略就在於，從信息獲知環節就開始影響人的選擇，讓人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做出利於劍橋分析公司客戶的選擇。
有意思的是，在2008年競選失敗後，希拉里吸取教訓，開始學習奧巴馬團隊的數字化動員策略。在上次美國大選時，她更是吸收了很多前奧巴馬競選團隊的成員和經驗，希望複製其八年前的成功模式。殊不知，八年過去了，通過大數據分析和影響選民的方式悄然興起，特朗普團隊則敏銳地抓住了這一優勢。希拉里，又慢了一步。
噴薄而出的利益衝突憂思
劍橋分析公司更讓人憂慮的，是它與特朗普團隊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家公司的歷史並不長，於2013年成立於紐約，似乎最初目的正是為了參與影響美國大選。
劍橋分析公司的大股東為擁有華爾街對沖基金的莫瑟父女，同時，這對父女也是特朗普競選活動的最大支持者之一。2016年6月，特朗普更換了其競選團隊的兩位關鍵人物：班農任競選CEO，康威任競選經理。有意思的是，這兩位關鍵人物與莫瑟父女和劍橋分析公司都有著重要聯繫。
莫瑟家族曾為班農的布萊巴特新聞網投入大量資金，班農此後開始在白宮的重要角色後，也一度留任劍橋分析公司董事，而康威此前更是劍橋分析公司的一名民調專家。另一位重要人物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邁克爾·弗林，也曾任劍橋分析公司顧問。
這一系列聯繫，都不禁讓人質疑這其中政商之間的利益衝突。特朗普上任後的一些跡象，也說明這些擔憂絕非毫無道理。比如，近日美國國防部就證實，在特朗普上任後不久，五角大樓就與劍橋分析公司的母公司簽訂了一份合同，協助美國打擊ISIS的恐怖活動，而有證據表明弗林對促成這項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事實上，劍橋分析公司的野心還不只如此。它的母公司叫做戰略傳播實驗室（SCL），於1993年成立於英國。25年來，這家公司在超過60個國家開展了政治行為改變項目，並在菲律賓、土耳其、西班牙等全球14個國家成立了辦公室。在此之前，SCL參與影響了烏克蘭「橙色革命」中的選舉，並成為幫助英國脫歐的重要力量。
這些「戰績」在顯示SCL能力的同時，也不禁讓人產生疑問：一家以影響政治行為為重要業務的全球性公司，難道僅僅是一個單純追求利潤的盈利性機構嗎？或者說，一個對政治如此敏感的公司，是否有其自身的政治立場，其背後的政治邏輯又是如何呢？值得擔憂的是，對這些潛在的利益衝突，仍然缺乏有效的全球監管。
大數據引發的民主危機
此次Facebook調查事件，讓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大數據在選舉中的應用是否終將殺死民主呢？
其實，在上次美國大選後的一番撕裂場景之後，有人就提出了「民主倒退」的現象，其中一項重要的指標就是民粹主義者、操縱者等通過合法、民主的方式使得自由、公平的選舉質量下降。劍橋分析公司影響選民選舉的模式，就是一個重要的體現。
民主選舉的邏輯前提在於，選民的選擇出於自身的自由意志。選民最終選擇哪位候選人，都是經過理性的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而不受任何他人和組織的操控。
可是大數據、機器人和假新聞的打包出現，干預著人們進行獨立選擇的消息來源，使得許多人在不知不覺之中便深受片面、虛假信息的影響，其最終的選擇也必然會發生極大的扭曲。在選民是否有自由意志的問題上，也就被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此次美國政府開啟對Facebook調查事件的嚴重性，也反映了美國對這一潛在民主危機的認識。而彌補此項危機所反映的法律和制度空白，仍舊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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