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隙碎筆》：真正的英雄主義，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
再也沒有
歌手第二季 第8期
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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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隙碎筆》是沒法評論的，因為史鐵生把生死講得太清楚了，沒有給評論者留下一絲半點的餘地。
這本書十幾萬字，史鐵生寫得非常慢，非常艱難，陸陸續續寫了四年。那段時間，他一周做三次透析，每次長達四個半小時，全身的血要被過濾十幾遍，整個過程下來人要脫去三公斤水，令人疲乏至極，飢餓難耐，昏昏欲睡。而他只能利用每兩次透析中間那個上午寫作兩三個小時，寫一點思考的片段。可以說，這樣的寫作是真正的「病隙碎筆」。
史鐵生
史鐵生曾自嘲他的職業是生病，業餘才是寫作。他的笑談，在旁人看來卻異常心酸。但他不以為然，內心寧靜，早已徹底看透了生死，生病只不過是他生命中的另一種體驗罷了，況且「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點46分，史鐵生迎來了這個節日，突發腦溢血逝世了。再過5天便是他的60歲生日，他沒能走完一個甲子。從某種意義上講，一甲子意味著完滿，而他一生始終與完滿無緣。「徹底的圓滿只不過是徹底的無路可走。」他說。根據生前遺願，他的脊椎和大腦捐給了醫學研究，他的肝臟被移植給了天津的一位病人。
在許多人看來，史鐵生幾乎是「永生」的。
他看透了，談透了，洞透了。
他走向了天堂。
一、他有過三次未遂的自殺行為，但像賭徒一樣選擇了寫作
史鐵生在輪椅上坐了近40年。
殘疾是上帝賜予他的一份不可推辭的禮物。他的思考，他的寫作，他的整個精神世界，都是從殘缺和死亡出發。從當初自己身體的殘疾，到人類心智的殘疾，他不斷地追問和探尋，揭曉答案。「人生」「信仰」「命運」「苦難」等抽象的概念，在他反覆的思索中變得直觀起來，力量飽滿，激蕩人心。
「上帝不許諾光榮與富樂，但上帝保佑你的希望。人不可以逃避苦難，亦不可以放棄希望——恰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上帝存在。命運並不受賄，但希望與你同在，這才是信仰的真意，是信者的路。」曾幾何時，史鐵生是絕望的，前路黑暗一片。21歲那年，他知道患高位截癱後，每天醒來，都沮喪不已，心說怎麼還沒死，又活過來了。甚至，他有過三次未遂的自殺行為，是母親的不離不棄、默默陪伴，才讓他從地壇那找到了「活出意義來」的突圍。
史鐵生接受了命運的安排。他像賭徒一樣選擇了寫作，或者說是輪椅逼迫他走向寫作之路。用他的話講，「殘疾與寫作天生有緣，寫作，多是因為看見了人間的殘缺，殘疾人可謂是『近水樓台』。」從此，他用筆去尋找生存的意義，一顆最為躁動的心走向了寧靜。即使敗血症、尿毒症、腎功能障礙相繼纏上了他，他也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因為任何災難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上一個『更』字」。
他成為輪椅上的一個巨人，精神上獲得新生，在理想上的廢墟上重建理想，在虛無的命運中超越宿命，不斷解答生死這個終極的命題。
二、他用另一種眼睛看世界，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
因為恐懼，才無限嚮往希望。
因為死，才無限嚮往生。
普通人用雙腿丈量大地，而史鐵生從癱瘓的雙腿上尋找到遼闊的世界。他不停地寫作，用一支筆打開了宿命的大門，洞察無常的人世間。
正如《病隙碎筆》開篇第一句話所講的，「所謂命運，就是說，這一出『人間戲劇』需要各種各樣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隨意調換。」史鐵生坦然地接受屬於他自己的角色，逐漸地從激憤變得平和，從偏執逐漸寬容。
寫作對他來說，是為心魂尋找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條船。他嚮往這樣的寫作。「當白晝的一切明智與迷障都消散了以後，黑夜要你用另一種眼睛看這世界。」這是對白晝表示懷疑而對黑夜秉有期盼的眼睛。他對此回答到，「白晝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卻漫長，尤其那心流所遭遇的黑暗更是遼闊無邊」。於是，他直面內心，直面苦難，在難以捉摸、微妙莫測和不肯定性的黑夜中問路，不再向外尋取，而向內建立。
他把最好的懲罰之地看成錘鍊之地。
好友陳村評價他是「艱難地從生存的窄縫裡走出來的人」。
而我想說的是，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史鐵生就是如此。
史鐵生與妻子陳希米
比如，他尿毒症住院，大有活不下去的危險，但他躺在床上，想的都是吃，最後篩選出最愛吃的是豬蹄；他笑起來十分熱情，小眼睛眯成一條縫，有時還透著幾分孩子般的狡猾，這笑既單純而又燦爛；當妻子陳希米第一次出現在了他面前時，他的第一句話便是，「你正是我想像的樣子」。
這樣的史鐵生，用人的殘缺證明了神的完美。
三、他身處孤獨，也擁有最大的自由
從輪椅到病床，史鐵生的軀體被固定在輪椅的方寸之間，但他卻擁有廣闊的生命。這從他《病隙碎筆》中即可看出。他身處孤獨也擁有最大的自由。這是他精神上的自由，是他穿過黑夜的「詩意地棲居」。
他說：「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脫離開殘廢的軀殼，脫離白晝的魔法，脫離實際，在塵囂稍息的夜的世界裡遊盪，聽所有的夢者訴說……我一心嚮往的只是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是的，他的孤獨是心靈發出的，他的寫作是與靈魂對話。在眾聲喧嘩的時代，他進行了徹底的個人化，是歷經磨難之後的清醒，是淘洗浮躁之後的純真。尤其是在文學商業化的染缸中，他不嘩眾取寵，不被大家「利用」，堅持寫作立場，獨處一方寧靜，與世界保持一定距離，書寫著對生命和希望的感悟。
對於死，他更是一次對自由的盡情釋放。儘管他對生有留戀，對未竟的事業有期望。但二三十年一直處在死亡的邊緣，使他明白「站在死中，去看生」。他說，「現在我常有這樣的感覺：死神就坐在門外的過道里，坐在幽暗處，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麼時候他就會站起來，對我說：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說。但不管是什麼時候，我想我大概仍會覺得有些倉促，但不會猶豫，不會拖延。」
「不會猶豫，不會拖延。」這種精神上的自由，是絕大部分人無法企及的。可以肯定地說，他進入了人類寫作活動的一種偉大傳統之中。他用自己的一生來「學習死亡」。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一位精神貴族，是一位哲人。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徐志摩《再別康橋》中這句詩未必牽涉生死。但在他看，那真是最好的對生死的態度，作為墓志銘真是再好也沒有。「我輕輕地走，正如我輕輕地來，掃盡塵囂。」他正潤澤著人們在塵世中疲憊的心靈。
如今，斯人已去。我們在水一方，再也不用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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