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中國人留學，是為了改變這個國家，而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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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哥

說

1913年，受中美庚款資助，正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求學的意氣風發留學青年胡適，寫下了著名的《非留學篇》，他慨嘆「以數千年之古國，東亞文明之領袖」，竟然「一變而北面受學，稱弟子國」，真是「吾國之大恥也」！中國人留學的目的，原本是要「以他人之長，補我所不足」，但實際情況卻是眾多留學生以一紙之文憑，當做新的敲門磚，當作謀取富貴功名的階梯。無獨有偶，1934年，社會學潘光旦先生也感嘆：有的人所求在一紙文憑，個把學位，甚至於連文憑學位都不要，只要別人知道他的經驗里，有過出洋這一回事，便於願已足。只要出洋的事實不假，那個人的身份就要在沒有出洋過的人之上。遠來和尚好念經，社會裡一般人決不把眼光放在「經」上，也不放在「和尚」上，而在「遠來」這一點上。」胡適、潘光旦的一聲嘆息，混雜著中國人長久的文化自負和對新引進的西方科學文化既愛又恨的無奈之情。晚清中國，遭遇「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身處其中的中國讀書人，始終掙扎徘徊於中西新舊文化之間，那種錯綜複雜的心態，實難言表。百多年前，中國人前赴後繼的去西方學習，為的是改變一個國家。今天，當留學已經成為國際流動的新常態之後，背後折射出的反而卻是更多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色彩。實用主義本沒有所謂的對錯之分，但當整個群體都以實用主義為最高目標的時候，這才是值得反思的。

作者：嚴飛

原標題：兩個時代的留學

1842年的香港，剛剛開埠不久。跑馬地摩利臣山（

MorrisonHill

）上，有一間專門教授貧窮兒童讀書的馬禮遜學校（

Morrison School

），當時的校長是立志「以其所獲的自由教育，為落後之民族獻身傳教工作」的美國牧師鮑留雲（

Rev. Samuel Rubbins Brown

）。

1846年8月的某一天，鮑留雲告訴學生自己因為健康的緣故將要返回美國，希望能帶些同學跟他一起走，以便他們能在美國接受西方大學的教育課程。當被問及誰願意跟他去時，三位少年人隨即起立表達了自己願往的心愿。這三位貧寒出身的少年就此開創先河地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批留美學生。這當中，容閎更被尊稱為留學生之父，成為耶魯大學第一位中國畢業生，其力主教育救國的理念和行動，對中國日後的留學運動起著深遠的影響。

中國人出國留學，從1847年容閎赴美算起，迄今已有超過160年的歷史；若從1872年清政府正式選派官費留美幼童算起，亦已長達140多年。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赴笈海外，出國留學，無論是被迫還是自願，總帶著這樣的意象：迎向未知的世界，期待文化的衝擊和思想的搖撼。

晚年容閎

對 130多年前的中國留學生而言，徘徊在他們心中的只有對國家未來的憧憬和希望。

以香港為起點走出去的容閎，1854年從耶魯大學機械系畢業後，回到中國，懷著「借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趨於文明富強之境」的抱負，希冀培養一批和他一樣懂得西方政治學說、掌握西方科學技術、通曉西方文明的人來改造落後的中國。而當時整個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需「力圖自強，以為禦侮之計」的大背景下，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倡導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也箭在弦上。然而，在求變革的迫切需要面前，技術、外語、軍事等西學人才短缺的窘境不得不讓清政府重視和審奪容閎提議的「留學教育計劃」。

在曾國藩、李鴻章的鼎立支持下，由容閎等人督管的「總理幼童出洋肄業局」於1870年冬在上海成立。從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後選派了120名10歲至16歲的幼童，分四批每批30人赴美留學，成為近代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批官派留學生。

當時，中國國人多視出國留學為畏途，尤其是美國，距離中國萬里之遙，被視為「蠻夷之邦」。況且把這些十來歲的幼童送出國，一別15年，還要家長簽字畫押，在感情上讓父母們難以接受。

詹天佑的父親詹作屏出具的保證書就曾這樣寫道：

茲有子天佑，情願送赴憲局帶往花旗國肄業學習技藝，回來之日聽從差遣，不得在國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儼然一紙賣身文書。儘管容閎使出了全身解數，還是招不齊。無奈之下，容閎只好返回香港招了幾名，才勉強湊夠數。

容閎、詹天佑，以及之後我們所熟知的周壽臣、唐紹儀，他們留學的目的，是希望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以改變中國的落後和愚昧。

可以說，早期的中國留學生們，是為了學習而留學，為了國家而留學。可是，他們個人取得的成就，在整個昏睡而保守的的國土上，只能演化為才華欲施而不能的痛苦。

留學的大門一經打開，就再也無法關上。百年來，「前有先驅、後有來者、伏涌延綿、越代相師」的中國留學潮先後經歷了官派留學、海軍留歐、留日之風、留法勤工儉學、留學蘇俄等幾階段，直至今日的出國低齡潮、自費潮。

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學堂

當出國留學已經不再是高不可攀、遙不可及的事情時，現今的飄洋過海，都愈發增添了幾分功利的色彩。留學的動機，是以留為主，學是為了留，學成了好留在外國，辦理綠卡，申請公民身份。目的只是一個字：留。學不成的，也要另找竅門，曲線留學。

而伴隨著海外留學大潮的，是越來越浮誇奢侈的留學生生活。很多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在海外並不是想著如何學習前沿的知識，開拓自己的眼界，而只是和中國人扎堆在一起，任意揮霍著父母的鈔票，買豪車、住豪宅。

我曾經在牛津大學的餐館裡，旁聽到幾個中國本科留學生，在熱烈地討論價值上百萬人民幣的鑽石。牛津迄今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培養了無數的諾貝爾獎得主和世界最一流的政治家。當年錢鍾書在這裡留學的時候，和楊絳留下了許多動人的讀書軼事。可是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上層階級的父母，可以憑藉著殷實的家底，自費將孩子送到這裡接受貴族私立學校的高中教育，然後再順利成章的升入英國最好的大學。這裡面，當然也有優秀的學生，但整體而言，學生整體的素質，已經不可和往昔同日而比。

最為關鍵的是，這些年輕人在一個優渥的環境之下，缺乏一個向上奮鬥的動力，他們並不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學習的終極標的是為了什麼，至於理想和情懷，更是早已經被嗤笑為老土的陳舊觀念。

另一方面，出國留學也成為了很多人事業上鍍層金的通行證，一個洋文憑抵上好幾個本地「土」文憑。無論是在院校、商界還是官場，海外學府的碩士帽、博士帽已經成為進階發達的入場券。譬如當年轟轟烈烈的唐駿學歷門事件，就來自於美國加州「西太平洋大學博士」文憑。加州有多少類似於西太平洋大學的野雞學校，就有多少中國人的身影。

百年前，中國人前赴後繼的去西方學習，為的是改變一個國家。今天，當留學已經成為國際流動的新常態之後，背後折射出的反而卻是更多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色彩。實用主義本沒有所謂的對錯之分，但當整個群體都以實用主義為最高目標的時候，這才是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