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從黑社會到金融界：他有多厲害，如何漂白出身？（深度好文）

原標題：杜月笙從黑社會到金融界：他有多厲害，如何漂白出身？（深度好文）

來源 | 高頓金融分析師 ID：gaoduncfa

編輯 | 撲克投資家，轉載請註明出處

杜月笙（1888-1951），男，原名杜月生，後由章太炎建議，改名鏞，號月笙，江蘇川沙人（今上海浦東新區），是近代上海青幫中的一員。

1902年，杜月笙進入時為青幫上海龍頭的黃金榮公館，負責經營法租界的賭場「公興俱樂部」。

1925年7月，杜月笙成立「三鑫公司」，壟斷法租界鴉片提運。1927年4月，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組織中華共進會。

1929年，杜月笙任公董局華董，這是華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1929年，杜月笙創辦中匯銀行，涉足上海金融業。

故事開始

1928年初，杜月笙、張嘯林等人還在大開賭場（法租界的幾大賭場均由杜月笙保護），但到了1931年，他名下的企業已經非常之多。全盛時期，杜月笙擔任董事長的企業、工廠、單位，就有56個，加上其餘常務董事、董事、理事等，更為可觀。初步統計，他叫得上號的本兼各職（當然是正副職務）一共達到一百三十餘個。

這些轉變，是從他靠上南京黨政勢力以後開始的，具體地說，是以1929年中匯銀行開張為起點。

漂白出身：中匯銀行財源廣進

1928年，杜月笙開始籌備成立中匯銀行，並自任董事長。這是他由以往走私鴉片和經營煙館、賭檯等黑社會事業轉向「上流社會」的起點。為什麼他想起要辦銀行呢？這也是他的一位朋友兼謀士錢新之的主意。

杜月笙始終不甘於做一個「黑社會老大」。他覺得自己掙了最多的錢，玩了最多的女人，讓所有人都聞風喪膽，但這些都沒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那個他從小可望不可及的風雅上流社會。而要躋身上流社會，盡販賣鴉片總不是辦法。所以，他要「漂白」自己的出身。

另外，杜月笙的場面已經做得很大，其經濟開支日益膨脹，而隨著他從煙賭兩行逐漸退出，原有的收入大減，盤子有點兜不轉了，這時需要有挪用、透支的銀行賬戶。借錢這種事，可以一而再，不可再而三，因此求人不如求己。如此，他必須有幾個正經行當可以充充門面，有幾個體面頭銜可以炫耀炫耀。錢新之的建議，就是以銀行業為起點，改變杜月笙的社會地位，使他真正進入上流社會。

很快，中匯銀行於1929年正式開張。上海富豪徐懋棠投了一大筆資金。徐懋棠是英國銀行的買辦，為求得保護，曾拜杜月笙為老頭子。杜月笙收服徐懋棠的故事，也是杜月笙一貫為人和手腕的出色「案例」。徐懋棠的父親徐慶雲死後，留下兩千數百萬的遺產，徐慶雲的小老婆們要求與徐懋棠分割財產，徐懋棠當然不肯，於是拜杜月笙為「老頭子」，請杜出面來料理這一樁「家務事」。

杜月笙對名門巨戶的桃色糾紛、家族內訌或流氓敲詐向來是樂於排憂解難的，因為一則別人請他是看重他，二是也可從中得利邀名。即以徐懋棠這一樁家產糾紛來說，杜月笙出面，對徐慶雲的小老婆們連威逼帶利誘，以50萬元打發了她們，保住了徐懋棠的千萬家財。

徐懋棠既然將杜月笙這尊神請了出來，那就得隔三差五地「上香進貢」，不要冷了杜家的香案。現在杜月笙要開銀行，徐懋棠二話不說，出了一筆巨資，成了中匯的大股東。中匯的另一個巨額投資者是松江的朱如山，朱當時是通匯信託銀行經理，也是杜月笙的門生。這兩位出資都比杜月笙多，但他們只是「應招」而來，貢獻出錢財以後，萬事由杜月笙做主，杜是董事長。

據說，中匯銀行還有一筆特殊的資金來自法國駐滬總領事柯格霖。這位領事先生在法租界「黑吃黑」，吃得腦滿腸肥，將搜刮來的大筆錢財也存入「老搭檔」的銀行，自然不用擔心會有露餡之虞。此外，杜月笙的老本行——煙賭的攤檔老闆無不是腰纏萬貫，杜月笙只要招呼一聲，他們的巨額流動資金都從別的銀行、錢莊轉入中匯。

當時開張的時候，銀行業的同行都來捧場，送的「堆花」就頗為可觀（堆花為當時上海銀行同業中的規矩，凡有新銀行開張，同業銀行都要在銀行開幕當天向新銀行存進一筆款，表示道賀，稱為「堆花」），所以中匯不存在銀根緊張的問題。於是，杜月笙的銀行一開張，在銀行界就聲名鵲起，憑藉這一炮，杜月笙在銀行業站住了腳。

漂白背景：通商銀行政商暗結

不久，他又控制了金融界的台柱之一，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由盛宣懷於1897年創辦，可見和北洋勢力淵源深遠）。

當時，通商銀行的大權掌握在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一位大佬傅筱庵手中。但他眼光不夠長遠，當蔣介石的北伐軍已經打到長江下游的時候，此君還在到處為北洋軍閥的後起之秀孫傳芳大帥籌措軍費，還組織船隊為孫大帥運送軍隊，所以蔣介石一到上海，就殺氣騰騰給了他一個下馬威，將他通緝，逼得他逃往日本人佔領下的大連不敢露面。

後來經傅筱庵一幫親故的疏通，杜月笙、張嘯林等人出面向國民政府說情，國民政府撤銷了對傅筱庵的通緝令。傅筱庵回到上海後，於1932年6月改組董事會，順理成章將杜月笙、張嘯林等增添為董事。

1934年，通商銀行花了210萬元的巨款，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建造17層的營業大廈，以裝飾門面。但到了第二年，由於銀行擠兌，銀根抽緊，經杜月笙之手將這座大廈以180萬元的低價賣給了宋子文組織的中國建設銀公司。在這件事上，杜月笙幫助宋子文佔了便宜，宋子文則幫助杜月笙繼續掌握鴉片市場的控制權。

然而，杜月笙雖然開始只是列名為通商銀行的董事，很快地他就成了通商銀行的「太上皇」了。1935年5月，通商銀行出現了擠兌危機。杜月笙以常務董事的身份出面維持，設法借到些現金，但仍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於是，杜月笙便讓人在運錢時以帆布蓋著車，露出一些真鈔，而究其實，除了露出的真鈔外，帆布底下都是一捆捆廢紙。卡車開到通商銀行門前，在擠兌者眾目睽睽下，門徒們將一捆捆鈔票搬進去，隨即又於夜間從後門悄悄將這些錢運走，如此反覆，擠兌者心態漸趨平穩。

同時，杜月笙又令門徒拿大把鈔票，在通商銀行裝成存款的樣子。他還召集煙、賭、娼各界老闆開會，要他們不要趕這個熱鬧來添亂子。這些老闆們看在杜月笙的面子上，紛紛到通商銀行存款。如此一來，擠兌風潮最終平息下去，危機終於得以化解。6月7日，通商銀行召開董事會，改推杜月笙為董事長，使他取得了通商銀行的控制權。

不過，知情人說，本來這次擠兌風潮，就是宋子文等南京國民政府的金融勢力和杜月笙一手安排的：他們先讓人在銀行存下大筆款項，然後突然提款，讓銀行措手不及（因為銀行大筆資金投在營業大廈上），同時警告別的同業，不要給通商銀行拆借。這樣一來，這銀行的現金自然斷檔，只得上門求杜月笙「排憂解難」。

「解鈴還需系鈴人」，杜月笙給人家下的套，解起來還不容易？上面說到的通商銀行大廈賤賣的事，就是在這次擠兌風潮中出現的。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南京國民政府從建政開始，就在想方設法控制全國尤其是上海的金融命脈，而杜月笙則和這股勢力合謀，趁機坐大。

漂白面子：大達輪船風生水起

舊上海形容杜月笙發跡靠的是「三楊開泰」，指楊度、楊志雄、楊管北這三人做他的謀臣策士。從1931年開始，杜月笙全面插足上海的工商業，在自己銀行家的頭銜上又摞上頂實業家的帽子。

這一年，由楊管北開路，幫杜月笙打進狀元實業家張謇和他三哥創辦的大達輪船公司，杜月笙從此成了水運行業的龍頭之一，很快控制了長江的航運產業。張氏兄弟以在南通興辦的大生紗廠起家，在清末民初橫踞江蘇一帶，上到總理總統，下到督軍巡按，以及府縣衙門，都得買他們的賬。

當杜月笙崛起上海灘的時候，張謇故去，張氏的大生資本集團已經破產，張家的勢力也土崩瓦解，只剩下張謇的一個獨子張孝若苦苦支撐著幾個企業，其中盈利還算可以的就是大達輪船公司，因為這個公司壟斷了上海至揚州的蘇北航線。

楊管北趁大達公司遇到困難時，設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購大達的股票。1933年新董事會開會醞釀董事長人選時，杜月笙指使青幫頭目戴步祥率領徒眾搶做大達碼頭的工頭，把原工頭張金奎及徒眾趕出碼頭。雙方發生械鬥，警察局長蔡勁軍親自帶了大批武裝警察彈壓，大達碼頭被封鎖起來，輪船無法裝卸貨物，營業幾乎癱瘓。

在這種僵局之中，雙方反覆談判，尤其是與張、杜兩家都有交情的史量才從中調解，杜月笙如願以償擔任董事長，執掌了大達公司的管理權。張謇的兒子張孝若任總經理，楊管北任董事。

杜月笙一旦踏上了航運業的碼頭，他就要在這個碼頭髮號施令，不肯屈居人後。當時航運業中的老大是虞洽卿，他本是蔣介石的大金主，其公司叫三北公司。此外還有他同鄉開辦的平安、達興等公司實力也頗雄厚。

他們看到杜月笙插足航運業，心下當然感到威脅。三北公司、達興公司聯名申請航行蘇北線，但杜月笙暗中授意，讓上海航政局長從中作梗，致其通航蘇北的許可證遲遲辦不下來。虞洽卿等據理力爭，在航運界調停下終於分到上海至海門、啟東航線。

可是他們有擺不平的關係，杜月笙卻能擺平，那就是江上做著「阮氏兄弟」一般生意的土匪。杜月笙是此道中人，他請出蘇北青幫的頭面人物「高老太爺」高士奎傳話，讓這些洗劫輪船的兄弟「看菜吃飯」，只要是大達公司的船就請高抬貴手，至於其他公司，杜月笙並不干涉。

這樣一來，上了杜月笙大達公司的輪船，就等於上了一道保險，當然是顧客蜂擁雲集。後來，在慘烈的價格戰之後，三北公司競爭不過大達輪船公司，只好轉而和大達合營，劃分勢力範圍。杜月笙就此鞏固了其航運業的地位。

漂白地位：麵粉行業頭把交椅

當時麵粉業為上海十大行業之一，利潤豐厚，這使杜月笙生了覬覦之心。上海小沙渡路有個華豐麵粉廠，老闆盧少棠嗜賭如命。1931年他在賭場大敗虧輸，迫於無奈宣告要將華豐出賣，杜月笙僅以109萬元的低價將其納入囊中，而實際上，這筆錢也不是杜月笙自己掏腰包，他也掏不出。這時正值通商銀行董事長傅筱庵解除通緝後從北方回來，為「報答」杜月笙，同意以極低的利率向杜放貸。

杜月笙買到華豐麵粉廠後，便把目光放到麵粉交易所理事長的寶座上。這個位置可制約大江南北數省的麵粉貿易。當時，在麵粉業交易所掌握實權的是交易所常務理事榮宗敬及其弟榮德生。

榮氏兄弟是無錫人，早在光緒年間就在上海開設錢莊，並投資於麵粉業。他們開辦的麵粉廠，多達幾十家，創出有名的「兵船牌」麵粉。杜月笙想憑一廠之力奪取麵粉業領導寶座，難度甚大，所以必須另出奇謀。

王禹卿多年來主管榮家以「福新」為廠號的十個麵粉廠，經驗豐富，聲望卓著，是榮氏企業的台柱子。杜月笙的第一步，就是以高價將王禹卿從榮氏兄弟手中挖了過來。第二步，打入麵粉業的行業協會。

當時在上海麵粉交易所有兩派勢力，一派是上海麵粉業公會，一派是蘇浙皖三省麵粉業公會。榮氏兄弟的影響主要在前者。而杜月笙有個得力助手叫楊管北，此人祖上在揚州、高郵一帶曾開設麵粉廠，故此與三省麵粉業公會頗有淵源。適逢1931年國民政府裁撤厘金，改為統稅制，這反而加重了麵粉商的負擔。

杜月笙抓住這一機會，親自跑到三省麵粉業公會活動，為減輕同業的負擔而奔走呼籲。他的智囊團想出一招，寫了一篇致國民黨中央的呈文，請江蘇省政府轉呈中央實業部，要求特准「補助內地實業」，減稅50%。當時的江蘇省財政廳長張壽鏞是杜月笙的好友，中央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實業部長孔祥熙，也都與杜交情匪淺，「交關要好」，請他們做個順水人情，不過是「閑話一句」。

自然，杜月笙的呈文一級級暢通無阻，最終水到渠成地取得批准。各廠商對杜月笙自是感激不盡。於是，在上海麵粉交易所的股東大會上，在杜氏暗中支持下，榮宗敬等便以其在維護同業利益上無所作為，受到各方抨擊，而杜月笙則在改選中名列榜首，成為上海麵粉交易所的理事長，楊管北被選為常務理事。

漂白身份：上海商業呼風喚雨

杜月笙躋身於金融、工商界之後，又對上海灘上影響最大的一個華人商界組織——上海市商會的領導權發生了興趣。此時擔任會長的是虞洽卿，他其實和杜月笙關係還算融洽。他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勢力和影響都超過了杜月笙。

況且，阿德哥（虞洽卿的外號）不僅從商資歷之深非杜月笙這種十六鋪畢業的水果行門徒所及，而且蔣介石當年北伐之後東進江浙和上海，阿德哥也是出了大筆銀子的，故政壇的水深水淺，他都趟過。這樣的人，杜月笙要直接將他拉下馬來，取而代之，一時之間恐難奏效。經過再三盤算，他決定將一個可資利用的人選王曉籟作為替身，將其推上上海市商會會長的寶座。

王曉籟是浙江嵊縣人，在金融工商界上層人士中關係較多，被虞洽卿引為心腹。此人還有個外號「多子王」，可以和四川軍閥楊森媲美，因其姨太太和子女幾乎「多不勝數」。一個可能真實的笑話是說，他在抗戰結束後從重慶返滬，進了自家院子，見一小孩在遊玩，乃興味盎然地摸著孩子的頭說：「小毛頭真可愛，是誰家的孩子啊?」結果保姆匆忙跑出來拉著小孩子說：「寶寶，爸爸回來了，快叫爸爸!」

杜月笙對「多子王」施展了先打後拉的手法。當時王曉籟有意出任魚市場總經理，但不少漁民和魚行經紀人對王曉籟並不支持，可見他在社會下層沒有勢力，不能服眾，即使虞洽卿在上層支持他，也無濟於事，乃向虞洽卿請求辭職。

無奈之下，當虞洽卿請王曉籟推薦繼任人時，王曾氣憤地說：「杜月笙！」他或許已經知道，讓自己塌台的後台就是杜月笙。這時的杜月笙並未一鼓作氣換掉王曉籟，倒是轉過頭來去拉攏他。杜很暢快地答應讓王曉籟留任，只要王聽話就行。一得一失之間，王曉籟自然知道如何取捨，以後便逐步靠攏杜月笙了。

此後，杜月笙在魚市場有了股份，被推為董事長。再之後，杜月笙又著手拉攏市商會關鍵人物之一的駱清華，也無不奏效。眼見得舊日心腹逐步跑到杜月笙那邊，而且跟杜是如膠似漆，關係比跟自己還火熱，在商場奮鬥多年的虞洽卿也心生涼意，去意漸生。於是，在杜月笙的籌劃和力推下，王曉籟繼任市商會會長。此後，王曉籟對杜月笙更是言聽計從，而上海市商會也就納入了杜月笙影響力之範圍內。

漂白權力：上海「黃色工會」調處有道

當時的上海工會有「黃色工會」和「紅色工會」之分，前者控制在國民黨手裡，後者則是中共地下黨領導。郵務工會的主席陸京士剛從大學畢業就投身工運，年輕有為，非常精幹，是上海七大黃色工會中很出風頭的一人。杜月笙從別人口中聽到陸京士，非常欣賞，派人去找陸京士，說是杜先生想結識他，請他得空來一趟杜公館。

陸京士初一出道，就得到權勢熏天的杜月笙青睞，自是驚喜過望，有點受寵若驚，連忙登門拜訪。杜月笙對他大大誇獎了一番，更是讓他感激涕零。

於是，陸京士順勢提出拜杜月笙為老師，杜月笙滿口答應連聲說好，這樣，陸京士籠絡了自己一幫兄弟友好，合成十一人一同拜杜月笙為「老頭子」，這就是所謂的工會「十一股黨」。不久陸京士又拉來一幫人合計三十九人一起拜杜月笙的同好顧嘉棠、金廷蓀等人為「老頭子」，這是「三十九股黨」，他們五十人組成了控制上海工會最大的一幫勢力。

在1932年以前，杜月笙也出面調解工潮，但次數很少，而且主要在法租界。自從他的門生朱學范等人掌管工會後，他出面調解工潮的次數越來越多，範圍遍及全上海。當時國民黨的市黨部和社會局往往對市總工會施加壓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資本家對抗，於是工會的朱學范等人就請出杜月笙這尊門神來撐腰。

杜月笙出面說話，誰都要賣面子。上海市政府、市黨部等機關里都有杜月笙的門生，如市長吳鐵城手下管地方政治問題的王紹齋、出身工運後來到市黨部管工運並在警備司令部當軍法處長的陸京士，和市黨部執行委員陳君毅等。杜月笙一出面調解，當然大家都得給他面子，因為都是「杜氏大家庭」的兄弟。

杜月笙在1931年杜氏宗祠開祠以後，聲勢如日中天，這也和他經常出面調解工潮有關。因為這些工運領袖每次請杜月笙出面擺平工潮後，總要號召各大單位在各大報上刊登鳴謝杜月笙調解的啟事，杜月笙覺得很有面子，也就樂得出馬排憂解難。罷工積極分子被警察逮捕了，或者受到其他幫會的威脅，只要朱學范請杜月笙出面，總是迎刃而解。通常是工人被警察前門銬進警察局，朱學范打著杜月笙的名義從後門將這些人保出來。

杜月笙調解工潮與國民黨黨政機關的態度不完全一樣。他好面子，自以為在上海灘上主持公道，「一碗水端平」，所以他覺得自己說出去的話各方面都應該接受，不然就是塌他的場，跟他過不去。所以，朱學范等人組織罷工的時候，事情弄僵了請杜月笙解困，工人這一邊，一般都是扯順風帆，先做一些讓步，給杜月笙面子，這樣杜月笙就也可以要求資方給他面子，做出一定讓步。

操控術

杜月笙從黑轉白的手段非常高明。他總是恰如其分地利用他的青幫勢力，在經濟界、產業界的各種衝突中以「中間人」「調解人」進而是「主持人」的身份來「排憂解難」，而這些「憂難」暫時解決之後，捲入糾紛的幾方勢力都發覺，他們自此再也離不開這位大熱心人「杜先生」了，否則又將事無寧日。杜月笙總是使自己處在三角形的頂角位置，跨在另兩個對立的角上面，安穩地建構他的權力金字塔。

所以，有衝突的地方就有「杜先生」，上海灘什麼難事只要「杜先生」到場，「閑話一句」，就可解決。沒有衝突的地方，為了能夠打入其勢力，他也會製造出衝突來，再裝模作樣很「公道」地解決。他的解決辦法，總不外乎軟硬兩手，黑白兩道，明暗兩面。軟的不行來硬的，黑的不行來白的，明的不行來暗的，在這令人眼花繚亂的手段中，杜月笙織就了籠罩上海灘，甚至遍布全中國的權勢網路，成功地為自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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