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即位，舊制重啟，其所作所為卻促成了它的全面崩潰

「人臣無外交」的舊制雖逝，但其心仍在。

作者：王開璽

1850年3月9日，咸豐帝繼位之初，頗欲力改其父積貧積弱的國勢。於是，時過境遷，清廷中又有人記起了中外禮制之防的國策及「人臣無外交」的傳統，多次參予中外交涉的咸齡，成為首當其衝的抨擊對象。

1850年6月20日，江西學政張芾上折參奏時任寧紹台道的咸齡：「前在蘇松太道任內，惟夷酋之言是聽。前年因致書夷酋，措詞失當，以致夷船駛入大江，徑抵江南省城」，現雖調任寧紹台道，卻「仍以縱容夷人為事，且其眷屬竟與夷婦往來，損國體而拂輿情，隳軍威而長寇志，莫此為甚」，要求清廷飭令浙江巡撫吳文熔查處並對其即行罷斥。吳文熔經查核後奏報咸豐帝說：咸齡「在浙經理夷務，均尚得體，委無縱容夷人及過於卑諂之處」，只不過是於年節之時，外夷「曾備席邀請該道府縣等到館飲宴」，而咸齡等則「因其邀請在先，亦經備席回邀，彼此以禮接見，此外無事即不相往來」，「至該道眷屬，絕無與夷婦往來之事」。

咸齡的所做所為，充其量不過是與外國人有過一些「禮尚往來」的禮儀交往而已，但在當時中外體制之防，「人臣無外交」之說再起之時，卻幾乎因此而丟掉了烏紗。由此可見，在當時，不但清廷高級官員不得與外夷交往，而且較低層次的官員，甚至其家屬亦不得與之交往，否則即罪以與夷勾結之名，至少是有失大清官員的尊嚴。

1856年7月11日，美國公使伯駕來至福建，照會閩浙總督王懿德，要求接晤，並代奏代呈國書。中美《望廈條約》規定，日後如美國有國書，兩廣、兩江、閩浙各地總督應代為呈遞。王懿德出於遵守中美相關條款的考慮，很快照會伯駕，「定於本月十四日（7月15日）八點鐘相會，齎呈國書面商」。

但王懿德萬萬沒有想到，其遵約而行，接見美國公使，將美國國書代呈清廷，卻違背了清廷「人臣無外交」的傳統體制原則，雖未遭遇如同伊裡布那樣的嚴斥革職，卻也給自己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麻煩。一個月後，王懿德接到軍機處寄來的諭旨：接見美國公使商談事件，呈送國書諸事，「應歸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具奏辦理，並非閩浙總督應行管理之事」。王懿德只得於8月24日照會伯駕說明事情原委，表示本大臣「未便代呈，茲將原匣發還轉交可也」。

美國人立即抓住了清廷的這一違約漏洞。8月24日，伯駕照會王懿德指出：「按照條約三十一款所開呈進國書，系兩廣、兩江、閩浙各總督皆應管理之事」，清廷的作法於此有違。此外，伯駕向清廷和王懿德提出了更為棘手、更為嚴重的外交問題，即此次「本國大伯理璽天德（總統）所致中國大皇帝之書原函二件，均被拆開，始行發還」。清廷「毀拆兩國元首致書原函，事關大辱」，這不但是「藐玩大伯理璽天德」，而且是「輕視我合眾國」的行為，「本大臣不得不將此事各情由，上達華盛頓都城朝廷知之也」。

身為閩浙總督的王懿德，當然不能，也不敢向清廷剖辯其遵約而行的無誤，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成為代清廷受過者。王懿德隨即照會伯駕，不談中美條約如何規定，而是從中國傳統的「朝制」、「禮制」角度立論，將錯誤全部歸咎於自己的不慎，承擔起全部責任。「前次呈遞國書之事，因本部堂未經查照中國朝制，由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奏辦，致奉軍機大臣駁斥發還，乃系申斥本部堂辦理舛錯之故，並非有辱貴國，亦非輕視合眾國之人」。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打擊，中外禮制之防徹底潰決，「人臣無外交」的傳統理念，在中外關係及外交實踐層面雖已徹底失敗，但在思想意識層面卻仍深深地存在於清廷各級官員的頭腦之中，仍是他們不敢輕易涉足的雷池禁區。1866年5月29日，江西巡撫劉坤一還在強調，清廷各級官員在與外國人的關係方面，必須堅持「苟非公事，人臣無私交之義」。

1876年以後，清廷官員雖與各國公使互賀新年，但這不過是應付外國相關要求的被動無奈之舉，在相當一部分清廷官員的內心深處，「人臣無外交」思想仍是根深蒂固，深恐與外國方面的某些聯繫，給自己招惹政治上的麻煩，對外國公使仍是惟恐避之不及。美國人丁韙良曾以調侃戲謔的口吻記載說，每逢新年外國公使前往清廷各官員府邸回拜之時，往往「只有兩三個在家，多數有意避開了。急於表示友好的歐洲人，在全城各處奔波兩天」，最後只能無可奈何地「在40座宅第留下了名片」。

就是到了1900年，清廷中的部分官員仍不敢忘記「人臣無外交」的古訓與舊制，竭力避免私通私交外國之嫌。

編稿編輯：姚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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