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主管媒體：專家建議謹慎有序降低存款準備金比率

作為一年一度的施政綱領，《政府工作 報告》無疑是歷年兩會時社會最大的關注點。2018年《政府工作報 告》中有關宏觀調控的最大變化莫過於兩個方面：在財政政策方面，削減了財政赤字率，即預算赤字率從2017年的3%下調至2.6%；在貨幣政策方面，雖然仍要「保持廣義貨幣M2、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但並沒有明確貨幣供應量的具體目標值。日前，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貨幣理論與貨幣政策研究室主任彭興韻研究員做客《理論周刊》，就貨幣政策的一些相關問題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金融時報》記者：關於今年的貨幣政策，《政府工作 報告》指出，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中性，管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廣義貨幣M2、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維護流動性合理穩定。與往年不同，今年的《政府工作 報告》沒有明確提出廣義貨幣M2的預期增長目標，這是為什麼？

彭興韻：淡化貨幣供應量等數量型的調控指標，是中國金融結構變化使然。從融資方面來看，資金短缺部門的融資渠道已實現多樣化，除了傳統的銀行貸款外，債券、股票、信託等在融資中的地位已大幅上升；從盈餘部門的資金運用來看，存款的地位日趨勢微，證券投資基金、各類理財和信託產品，因相對較高的收益正越來越受青睞。因此，傳統的貨幣供應量統計指標已經不能反映高度多元化的金融結構，它與經濟和金融活動的關聯性也有所下降。

比如，2010年以來，廣義貨幣M2的增長率就呈逐年下降之勢，但市場利率在過去的7年時間裡卻出現了明顯的上行和下行周期，這就意味著，M2也市場利率之間的相關性就不太強；而市場利率的變化對各類非存款類金融產品的收益率卻有著直接的重要影響，因此也直接影響著各類盈餘資金的配置方向，同時也影響著借款者的融資成本。不難看出，相對於M2這樣的數量型指標而言，利率這樣的價格型指標對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影響正在凸顯。另外，多元化使得貨幣供給的控制也越來越困難，實際的貨幣供給增長率不是高於而是明顯地低於政策目標值，是常有的事，因此，它作為貨幣政策的指標，其實際作用已大幅下降。

實際上，央行早已在著手為轉向以利率為核心的貨幣調控體系做準備。首先，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就在積極地推動利率的市場化改革，讓市場機制在利率的形成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不僅已經基本放開了存貸款利率的上下限，而且在深入推進金融機構的市場化改革，提高金融機構的自主經營能力和風險定價能力，同時強化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性和流動性管理，提高資本吸收損失的能力，這為市場化的利率機制奠定了良好的微觀基礎。

其次，我國推進了基準利率體系的建設，Shibor、債券回購定盤利率在債券定價中的基準作用越來越突出，在逐漸放開存貸款利率上下限的過程中，央行還建立了貸款基礎利率。此類基準利率的變動，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效。在未來，央行可以選定其中的某一個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實施以利率為中心的貨幣政策。

第三，在實際中，央行也在嘗試著主動地引導市場利率並強化對市場利率的預期管理。比如，2015年以來，央行有意地發揮銀行間債券7天回購利率的基準作用，債券市場收益率緊隨7天回購利率的變化而變動，債券收益率的變動又直接帶來債券發行利率的變動，並進而影響著企業的融資成本和投資需求。2017年，債券市場收益率的上升導致債券發行利率水漲船高，使非金融企業債券發行的利率總體超過了銀行一般貸款的加權平均利率，這是2017年企業債券凈融資增長率大幅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意味著，央行通過調整某種市場利率來調控企業債務融資行為，具備了一定的現實條件。近幾年來，央行就試圖通過中期借貸便利等政策工具來對利率進行區間管理，2017年，當美聯儲三次宣布加息時，中國人民銀行就直接相應地提高了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中期借貸便利的利率，結果導致了國內債券收益率的相應上升，配合著降槓桿的宏觀取向，是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具體體現。

因此，可以看出，雖然我國尚未建立明確的利率中介目標，但央行已嘗試著建立新的貨幣政策操作目標。不過，在放棄廣義貨幣供應量的指標後，以利率為核心的貨幣政策操作體系，需要儘快培育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基準利率。這對未來貨幣政策框架的完善至關重要。當然，未來也還需要進一步提高銀行貸款基礎利率與貨幣市場利率之間的相關性，以及貸款加權利率對貨幣市場利率變動的敏感性，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更好地發揮貨幣政策的積極作用。

《金融時報》記者：今年貨幣政策的總基調依然是穩健中性、鬆緊適度，這是出於什麼考慮？

彭興韻：2018年中國貨幣政策的總基調仍然是穩健中性。2017年12月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金融與房地產的良性循環、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這是打好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的根本措施。2018年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就是在讓金融回歸實體經濟的基礎上，實現上述三個良性循環，同時，貨幣政策仍然要在「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為了繼續降槓桿，貨幣政策就難以擴張。

過去的經驗也表明，貨幣擴張不當的結果，往往是資金的脫實向虛，加劇了市場投機的氛圍，難以實現上述三個良性循環。因此，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意味著貨幣供應、廣義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的適度增長，但不會是超預期地增長。從價格性指標來說，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則意味著貨幣利率與真實利率相當，一旦貨幣利率低於真實利率，就會造成擴張性的後果。由此看來，2018年與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相對應的債券市場收益率，可能難以有明顯的下行空間。

《金融時報》記者：《政府工作 報告》還提出，維護流動性合理穩定，用好差別化準備金、差異化信貸等政策，引導資金更多投向小微企業、「三農」和貧困地區，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上述方面，貨幣政策執行可能會有哪些選擇？

彭興韻：2018年的貨幣政策仍可能在保持總量適度增長的同時，繼續運用結構性的貨幣政策工具來補短板，這既是供給則結構性改革中補短板的要求，也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實際上，在過去幾年裡，貨幣政策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央行更加註重運用結構性政策工具。

例如，通過定向降准、支農再貸款、支小貸款、扶貧再貸款等差別化貨幣政策，加強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持，貨幣政策除了總量工具的性質外，還明顯地承擔了結構調整的重任，更具有普惠金融的性質。

我們相信，補短板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還會在2018年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特別是，貨幣政策在精準扶貧和污染防治方面可能會發揮更大的作用；貨幣政策也應當切實地服從於邁向高質量發展的經濟新時代的總體要求。因

此，定向降准、扶貧再貸款等仍是貨幣政策工具的重要選項；同時，通過窗口指導或者宏觀審慎政策引導金融機構向產業升級、高端製造、技術創新、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供金融支持。最後，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還要維護市場流動性的基本穩定，既要防止流動性過剩，也要提防流動性不足導致市場劇烈波動，擾亂金融市場的價格信號功能。

這方面，2013年的錢荒事件，殷鑒不遠。因此，貨幣政策應密切關注市場流動性和市場情緒的變化，通過流動性預期管理，維護金融市場尤其是債券與貨幣市場的穩健運行，避免市場利率過於劇烈地波動。否則，若市場利率在不斷強化的監管和整治市場「亂象」中過快地上升，不僅不利於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也將不利於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自然也就談不上穩健中性的效果了。我們建議，若要貨幣政策真正回歸中性，就應當在控制中央銀行貸款總量增長的同時，謹慎有序地降低我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這是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必然要求。

《金融時報》記者：黨的十九大明確要求，健全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這是反思全球金融危機教訓並結合我國國情的重要部署，有助於在保持幣值穩定的同時促進金融穩定。應當如何理解「雙支柱框架」中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關係？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方面，會有哪些舉措？

彭興韻：除了繼續貫徹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外，央行還會完善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的雙支柱調控體系。只要市場機制是完善的，貨幣政策就既能達到宏觀經濟穩定、又能達到金融穩定的目的。但是，由於總是存在這樣那樣的市場摩擦，為穩定宏觀經濟而採取的貨幣政策可能會影響金融的長期穩定。比如，為刺激經濟活動而採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就可能導致信貸的過度擴張和資產泡沫，而後者恰恰是金融不穩定或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的直接原因。因此，在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宏觀審慎管理成為了一個全球共識，許多國家都建立了宏觀審慎管理的框架。過去幾年裡，我們也一直在探索適合於中國金融結構的宏觀審慎政策，央行逐步建立了以廣義信貸為核心指標的宏觀審慎評估體系，通過資本充足率、流動性管理等指標，試圖既弱化金融的順周期性，也降低金融風險在金融機構之間的相互傳染性。同時也將外債納入到了宏觀審慎評估體系中，以降低中國金融開放中的系統性風險。去年召開的黨的十九大報告就指出，要完善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雙支柱調控政策。2018年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的機構改革中，原來的銀監會與保監會合併成了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進一步強化了中國人民銀行的宏觀審慎管理職能。這意味著，宏觀審慎政策在我國宏觀調控體系中的作用得到了進一步增強。

在雙支柱的調控框架中，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既要各司其職，又要相互協調，它們在政策效果上都同時具有總量與結構效應，但各自的著力點又是有所差別的。但是，在政策目標上，貨幣政策依然還是集中在傳統幣值穩定、經濟增長等方面，宏觀審慎則是防範系統性風險和促進金融穩定，以宏觀審慎政策在補足總量性貨幣政策對金融穩定的不利影響；在政策工具上，貨幣政策主要還是準備金、公開市場操作和央行貸款，宏觀審慎則是逆周期資本充足率、流動性監管指標等。無論是貨幣政策工具還是宏觀審慎的政策工具，既可以是管理總量的，也可以是調整和引導結構變動的。比如，央行依然可以通過差別準備金和各種再貸款工具，引導金融機構將信貸投向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宏觀審慎政策則可通過調整風險權重來抑制具有泡沫化傾向行業的信貸投入。就中介目標而言，貨幣政策依然是利率或者貨幣供應量，宏觀審慎政策關注廣義信貸。但是，央行通過調整中介目標（如利率）會對廣義信貸具有重要影響，同時，良好的宏觀審慎政策有助於改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也有利於改善貨幣政策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比如更好地引導金融回歸本源，既達到實體經濟在保持自然率的水平上增長，又促進金融體系的穩定。但正如十九大報告所講的，我們依然要「完善」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的雙支柱政策。這意味著，在雙支柱的調控框架下，未來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比如，仍然需要協調法定存款準備金與中央銀行貸款；宏觀審慎政策擴展到非銀行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央行的宏觀審慎考核與其它監管當局之間的協調，避免以宏觀審慎政策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從而「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落到實處。

（編輯：鄭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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