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景鄭的金石癖
大凡讀書，無非兩種方式。一是將作者所寫的均讀一過，並明白大概，全部記憶下來，雖然漫無目的，但可為信息儲備。一是根據自己的學術偏好，將自己所感興趣的內容，仔仔細細深入研習，雖亦閑讀，或可發微一二。潘景鄭先生所著，悉數書跋，大多屬古籍版本之學，並及文史，少部分涉及金石。我於古籍版本之學為門外漢，故讀潘先生書採用後一種方式，讀的自然均金石篇章，窺測到的是潘先生的金石癖好。
對於潘景鄭先生，仰慕久矣。見其所著書有三：《寄漚剩稿》（齊魯書社1985年）和《著硯樓書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二書潘先生手自編輯成稿在先，《著硯樓讀書記》（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一書則陳先行先生得潘先生惠允彙編於後。後一書幾乎涵括前二書，只有兩文涉及潘氏家侄、姑母事迹者闕如，其它個別寫作紀年略異，無關宏旨，不礙，相對還是挺完全的（以下引文全出此書，並註明頁碼及篇名）。約莫如陳先行先生所言：「先生藏弆美富，識見閎通，性又耽嗜金石文字，刻意蒐求，不辭艱瘁。自謂於金石碑版之好，不讓宋之趙明誠」（第640頁）。
據潘先生自述，其癖好蒐蘿金石始於二十歲左右：「余弱冠治歐趙之學，有志搜羅，繼公前業，十餘年來，積盈萬石，雖不足傲睨前賢，以此磨勘，良用自遣歲月而已」（《舊鈔京畿金石考》，第270頁）。作為蘇州潘氏後人，此處「繼公前業」之「公」指「文勤公」，即潘祖蔭。對於金石之好不假多讓趙明誠（德甫），潘先生自己也不諱言：「余於金石碑版之好不讓德甫，歷年搜羅石墨已逾萬卷，徒以戰雲離徙，棄置家鄉，未知何日得效德甫之刻日玩索，校勘跋題，以償宿願乎」（《校本金石錄》，第253-254頁）。原來潘先生早年不是為收拓片而收拓片，不是鑒賞碑拓本身，而是要效趙明誠作《金石錄》，是種文獻累積。
然而，潘先生的「宿願」並未實現，或許，是因為其收藏的金石拓本許多毀佚於抗日戰爭。如，當他後來讀到有關陝西和京畿金石的稿鈔本時，聯想自己相關的收藏，不是「流涕」就是「憮然」：「不佞浸淫歐趙之業亦復十載，所得墨本，無慮萬石，篋中陝碑，亦盈千品。......抗戰以來，伏居滬上，古歡銷盡，家藏墨本，束置高閣，鼠嚙蟲食，不遑恤矣。撫此卷帙，能無流涕」（《吳愙齋手校陝西碑目》，第273頁）；「舊京石墨，坊肆間有所獲，惜奇零不厭所求。曩歲顧起潛姊夫為予拓得正定一縣石墨數十通，而邵丈伯炯復貽予定興墨本廿余通，取校斯書，頗有盈溢，思續有採獲，以補斯考。去歲橫涇倭掠，切衍狼藉，舊藏慮不復保，掇拾之願，知復何時。展玩斯帙，良用憮然」（《舊鈔京畿金石考》，第270頁）。
潘先生「弱冠」之時，不僅廣泛蒐蘿拓本，亦曾親雇拓工野外椎拓蘇州虎丘題名，頗具古人遺風，十足金石家「做派」，欲續潘鍾瑞《虎阜石刻僅存錄》和李根源《虎阜金石經眼錄》，輯《蘇州金石志》。此事的前因後果，還是看潘先生書跋自己道來：
「族伯祖香禪公編有《虎阜石刻僅存錄》一卷，刊成於清光緒十四年，彙印入《香禪精舍全集》中。鄭庵叔祖即於是歲為作序。此手稿遺墨，抗戰前香禪公家書散入市廛，予無意中得之，藉存家獻。虎丘刻石，邑乘著錄，缺略不具。公親為訪求，遂成斯錄，於時推為完整之帙。鄭庵叔祖序稱，所知猶有未備。蓋崖峻池深，非有梯架，難施氈墨，香禪公固寒素未能力致焉。自公書成後，越四十年，李丈印泉訪古吳郡，續成《虎阜金石經眼錄》一卷，《補遺》一卷，刻入所輯《曲石叢書》中。顧所錄亦僅經眼，未及羅致墨本，於《僅存錄》有補苴之功，自不可廢。余弱冠時，思輯《蘇州金石志》，搜拓石墨，即一縣所得，已千餘種。曾鳩工遍拓虎阜刻石，纖細靡遺，曾屬拓工架梯劍池，拓者不慎，幾罹水厄，為之惴惴者累月，以是知訪古之非易，椎拓亦幾歷艱難。《虎丘題名全拓》，較兩書又增益十數種，因裝成一大冊。建國後，慮私人不能長護，捐諸合眾圖書館中，幸今猶可蹤跡焉」（《謹跋先鄭庵叔祖虎阜石刻僅存錄序手稿》，第283頁）。
在潘先生眼裡，有時得不到拓片原件也不打緊，只要能看到同樣的東西亦可滿足一二。如，他讀錢泳考訂錢繆鐵券之書，自嘲曰：「余求鐵券墨本不可得，得此虎賁中郎，亦聊以解嘲云爾」（《唐賜鐵券考》，第276頁）。不過，當孫伯淵以貴池劉氏聚學軒及蘇州葉氏五百經幢館舊藏碑石七千餘種，「懸諸滬市，非萬金莫肯售」時，潘先生則依然有種無法抑制的遺憾之感：「余怦然不能自己，然力不能舉而有之。因乞其目歸，流覽旬日，不免有望詳之感。物各有緣，好而無力，亦人生一大憾事耳」（《鐵如意室金石目錄稿本》，第286頁）。真正癖好金石使其然。
潘先生較少碑拓版本的校勘，偶爾會書法藝術的賞鑒，如甚推崇《鄭文公碑》：「雲峰諸刻，以《鄭文公碑》為最勁整，已開虞褚門徑，余嘗取《伊闕佛龕碑》比之，真有小巫見大巫之態」（《鈔本東萊北魏石刻考略》，第282頁）。他更多地依然關注的是學問，是拓本的文獻資料價值，即以金石補文史，其中主要是補史乘。他以為，隋唐之後金石不為世重，「金源迄明所錄，幾居什之六七，而豐碑鉅碣，都足補史乘，良以去古未遠，人多漠視，不經椎拓輦移之役，豈捲曲臃腫，得以盡其天年耶？竊觀歐趙著錄金石，不廢五代，以今視昔，蓋亦未可忽視耳」（《鈔本河陽金石記》，第271-272頁）。補史，當為最大宗者，如翁方綱所謂：「夫金石之足證經史，其實證經者二十之一耳，證史則處處有之」（翁方綱《平津館讀碑記序》）。顯然，這與金石鑒賞家、收藏家及校勘家還是有區別的。葉昌熾曾專門寫有「宋元碑難得一則」，言「可遇而不可求」（葉昌熾《語石》卷二）。縱觀葉氏的論述，用現代語言來說，葉氏根基於的是「市場供求關係」，出發點與潘先生迥異。
對金石家的評判，潘先生也是從學術上來考察的。當他在吳氏四歐堂看到吳平齋鐘鼎款識稿本時，「假讀數過」，特作跋語，曆數有清一代各家各著：「清代著錄金文者，首推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雖其所錄器文不免真贗雜陳，然篳路藍縷之功，固未可湮沒也」。吳榮光《筠清館金文》、吳式芬《捃古錄金文》、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皆阮書之支流」。而吳大澂《愙齋集古錄》、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乃集大成，「斐然可觀」。相反，他對同時期鄒安《周金文存》、劉體智《小校經閣金石文字》評價不高：「薈為巨帙，徒眩其富，未見其精，反不若《集古錄》之謹嚴有體矣」（《二百蘭亭齋鐘鼎款識稿本》，第258頁）。
潘先生推崇的是阮元、吳大澂和羅振玉。阮氏一代文宗，吳氏、羅氏亦多文字篇章傳世，與一般的「金石家」是有區別的，更不用說到了民國，如魯迅《准風月談·各種捐班》所說的那些「金石家」了：「收買一批古董，結識幾個清客，並且雇幾個工人，拓出古董上面的花紋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書，名之曰『什麼集古錄』或『什麼考古錄』。李遇孫做過一部《金石學錄》，是專載研究金石的人們的，然而這倒成了『作俑』，使清客們可以一續再續，並且推而廣之，連收藏古董，販賣古董的少爺和商人，也都一榻括子的收進去了，這就叫作『金石家』」。魯迅的話雖刻薄，倒真的反映了民國金石之風「甚囂塵上」下的「時尚」和「景觀」。
令筆者沒有想到的是，讀潘先生書還有微觀文獻的發現。多年來，結合拓片的收藏，筆者一直有個關注點，即吳大澂的金石活動，其一是吳利用自己督學秦中三年之所見所得金石，計劃續補畢沅《關中金石記》。吳的「宿願」亦未實現。所以，顧廷龍先生作《吳愙齋年譜》時，將此認作吳「未刊各書」之一。離開西安後，也未見吳有關於此的後續工作和安排，至少已見文獻中均沒有。去年春，見廣東崇正拍賣會有吳大澂致曾樸之父曾之撰（君表）書札，一冊十三開，個中一通吳書於光緒辛卯（1891）八月廿七日錫山道中，言及想請葉昌熾（緣督）幫助修纂《續關中金石記》一書。看來吳還是一直記惦此事的，只是因種種原由，吳自己已無力單獨完成此事了。
現在又見潘先生所見所藏金石稿鈔本中，有吳手校本：「《陝西碑目》鈔本二冊，吳愙齋先生撫陝錄成待訪者。先生以朱墨手自校補，別以朱圈，標明所藏，以贈葉緣督先生。緣督先生精研歐趙之學，所藏石墨至富，此本所錄陝碑殆無遺漏，想見當日郵筒商榷之樂，不可得矣。此目分隸府縣，斷以年代，一展卷而瞭如指掌焉」（《吳愙齋手校陝西碑目》，第273頁）。顯然，此稿贈予葉昌熾不僅僅「商榷之樂」，還有「延訂專修之託」呢。此帙潘先生未言是否己藏或他見，不知現在何方。如果是潘先生己藏之物，或許現存上海圖書館。因為，潘先生藏書後多歸上海圖書館或其前身合眾圖書館。當然，亦有散失在外者，如，2005年上海朵雲軒春拍汪彥份撰《東萊北魏石刻考略》鈔本二冊，鈐「景鄭藏書」印，經仔細辨識，即潘先生書中提到的《鈔本東萊北魏石刻考略》（第282頁）。此書未曾刊行，以稿鈔本傳世，是少數記錄雲峰山摩崖石刻的專著之一。
關於弆藏與散佚之事，潘先生曾將汪鳴鑾（郋亭）比之於趙魏（晉齋）：「晉齋，一窮厄士耳。側身公卿間，以金石之業取於時賢，終其身於蠹紙塵封中，勞精疲神，無以著述名世，區區一目之傳，藉存畢生精力所聚，讀其書抑悲其志矣。此冊為綠格舊鈔，版心下有篆文『郋亭寫本』四字，則鄉先輩汪柳門先生所錄。郋亭，汪先生之別署也。郋亭藏金石圖籍至富，身後斥售殆盡，且無一目之傳，視晉齋者更可悲矣」（《鈔本竹崦盦金石目錄》，第278頁）。在潘先生那裡，如果能將所藏之物編目存世，那怕儘管「區區」，於己於公可能都會避免落入這種「更可悲矣」的局面。
--------------------------------------------------------------
TAG:嘉樹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