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絲·鮑爾：南京大屠殺期間鼓樓醫院裡的日軍暴行 140人被日軍澆上汽油焚燒

作者：林小靜，復旦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格蕾絲·鮑爾出生於1896年美國馬里蘭州巴爾地摩，她在1919年10月來到中國，到1941年回國，期間她一直在鼓樓醫院工作。1937年南京大屠殺時期，她成為少數幾個留在鼓樓醫院的外國人之一，積极參与到救治傷員的事業中來，成為20多個見證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外國人之一。

12月12日，南京各城門均遭到日軍的侵襲。從中午開始，中華門、中山門、水西門、安德門、光華門等先後失手。下午5時許，南京衛戍司令長官部召令守城將領開會，宣布撤退命令。晚上9時許，唐生智等衛戍司令長官人員在煤炭港乘輪渡江北撤。這一消息傳到南京城內，引起了人們的恐慌。格蕾絲·鮑爾在當天的日記里寫道：「空襲還在繼續，防空機槍也在密集開火，我還是有些害怕。醫院早已由於大量受傷平民的進入而擁擠不堪……」[1]

危機還在持續，12月13日，南京正式淪陷。日軍在南京城開始了持續六周的大屠殺、強姦、搶劫及防火焚燒。南京國際紅十字會主席馬吉牧師估計在日軍佔領南京的幾天之內，已有2萬人遭日軍屠殺。由於日軍的包圍並禁止人員外出，以及電力供給、電話網路的破壞，南京陷入了無電、無水、無電話、無電報、無報紙、無廣播、無郵政的狀態，醫院的外籍工作人員實際處於一種與外界隔斷的狀態中，此前一直與父母及友人保持通信狀態的鮑爾也在這段時間內與他們失去了聯繫。這一時期約有20萬至25萬難民湧入了安全區，划到國際安全區內的鼓樓醫院也承擔起了救治傷者的主要職責。前述因人手不夠，醫院裡的外籍人士身兼數職，但還是難以應付過來。威爾遜醫生負責外科，但顯然來外科的傷者人數是最多的，這讓他每天都處於高負荷的工作之下，他在給家人的信中提及了日常的工作量：「昨天我寫道我已做了11例手術。今天我做了10例，並查看了病房。」[2] 足以可見大屠殺之慘烈。

來到醫院的傷者數目不斷增加，原有的病房顯然不夠，醫院裡到處擠滿了患者，鮑爾等人全力安置好他們，她在日記里寫道：「其他人包紮後安排睡在藥房里，我們為他們提供墊子，大概有四十人睡在那兒。我們又打開了四樓的房間給其他人睡。」[3] 儘管如此，每天的傷員仍如潮水般不斷涌到鼓樓醫院，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死去。

在鼓樓醫院接受治療的倖存者

通過在醫院的工作經歷，格蕾絲·鮑爾見證了很多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送到醫院裡的病人很多都被日軍打成了重傷，奄奄一息，這些慘狀讓格蕾絲·鮑爾等外籍工作人員一時難以接受。12月22日鼓樓醫院來了兩個嚴重燒傷的病人，鮑爾在日記中寫道：「他們兩個是大約一百到一百四十多人中的幸運者，那麼多人曾被趕到一個籬笆中，然後澆上汽油火燒。他們燒傷的情況簡直無法想像……鮑博進來告訴我。他難過得反胃。如此邪惡怎麼會存在？」[4] 日軍的這些殘暴行為最終使得外籍人士改變其對日軍的初始印象，變得越來越輕視、懷疑、厭惡日軍及其日本當局。此外，婦女遭到強姦的情況也屢見不鮮，鮑爾等人經常接到婦女受到凌辱的報告，她在日記里提到：「劉易斯說他們已經收到100個經證實的報告，……以後還會更多…」[5] 鼓樓醫院的婦女也不能避免這些傷害，身處安全區內的鼓樓醫院內的醫護人員和病患多次遭到日本官兵的搶劫、強姦，只有鮑爾、海因茲等外籍護士免受這些傷害。因此，他們也利用這一「特權」極力保護醫院裡的中國女性們，日常碰到要出門的情形，鮑爾就隨同她們一起，以作保護，「如果沒有我或屈穆爾的陪同，絕不敢讓她們中任何一人單獨在街上走。」[6] 正是在他們的幫助之下，南京大屠殺期間，整個南京城內鼓樓醫院成了一個相對比較安全的地方。鮑爾在日記里曾寫道：「今天鮑博說，在整個南京城裡，我們醫院是唯一一處沒有婦女被凌辱的地方。」[7] 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這段時期，鼓樓醫院主要的病患就來自於外傷病症和被強姦的女患者。

在戰前，鼓樓醫院為日本大使館的各種人員提供醫療護理服務而享有特權，並且直到1938年的1月下旬仍舊有日本總領事館的官員住在鼓樓醫院裡治病。但是這並沒有給大屠殺期間的鼓樓醫院帶來免受日軍侵擾的「特權」，鼓樓醫院仍然不時遭到日軍的侵襲。醫院裡的職員也經常受到日軍的劫掠、威脅與恐嚇。12月14日大約有30來個日本兵闖入鼓樓醫院，醫院裡所有的職工都遭到搶掠，被搶東西包括「自來水筆六枝，法幣一百八十元，表四隻，繃帶兩包，電筒兩具，手套兩副，絨絨衫一件。」[8] 不僅如此，這天日軍還闖進格蕾絲·鮑爾的住所，搶走了一雙皮手套，喝掉了桌子上的所有牛奶，然後又把糖罐一掃而空。日軍蠻橫粗暴的行為讓外籍人士也無可奈何，格蕾絲·鮑爾曾多次遭到日軍的搶掠，她的日記中也記載了很多日軍野蠻的行為：「有些兵在我的家裡，就像是在他們自己家裡一樣，喝光了我們留作午飯的牛奶和水，還向我要糖… 他們走後我發現他們翻遍了屋內所有的東西，還各取所需，捲走了許多，我丟了一雙厚手套，陳太太丟了手錶，梅丟了一支鋼筆，屈穆爾丟了一個手電筒，還有一些人丟了錢。」 [9]

鼓樓醫院部分醫生和倖存者合影

? 據留在南京城內的外國記者報道：「金陵大學醫院的工作人員被搶去現金、手錶，護士在宿舍里聽任成群搶劫者的擺布。」[10] 在鼓樓醫院，日軍不光搶劫財物，還對阻止他們搶劫、強姦的外籍人士進行暴力傷害或持槍威脅。1937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3 時 ,一個日本士兵闖入鼓樓醫院, 企圖搶劫與侮辱女病人，遭到時任醫院行政主管麥卡倫與代理院長特里默的嚴正拒絕趕來, 並且勒令他立即離開醫院，然而他們卻遭到日本兵的持槍射擊，所幸子彈打偏了，才逃過一劫。12月26日下午，一位日本軍官來到醫院，要求帶走正在值班的夜間管理員，鮑爾強烈拒絕，但還是無能為力：「日本軍官對鮑爾感到非常憤怒，那個管理員擔心日本軍官會傷害鮑爾，就和他走了。」[11]

倖存者在鼓樓醫院接受治療

儘管如此，格蕾絲·鮑爾還是儘可能地保護留在鼓樓醫院的這些中國人，有一次她曾主持了一個聲討大會，此時過來校醫院辦公室拜訪她的福斯特剛好撞見了這一場景，他在給妻子的信中描述了這一情形：「她想給護士們加餐，就讓廚師去買了些豬肉，他花了4.5元買了9磅。回來的路上他被一個日本士兵截住要他買的肉。他抗議說他是給醫院買的，得送回去，於是他們給了他6角錢，把肉搶走了。」[12] 但這次聲討大會沒有收到任何的成效，恐怖仍籠罩著整個南京城。總的而言，在南京大屠殺期間，鼓樓醫院因救助、庇護中國難民而遭到日方的嫉恨，包括外籍人士在內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曾遭到日軍不同程度的騷擾。鮑爾在內的鼓樓醫院的外籍人員多次通過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向日本大使館呈文，以示抗議。此外，日軍多次派兵到醫院來巡查可疑分子，日軍小分隊多次到醫院進行搶劫活動，還企圖通過向醫院派駐日方醫生來逐步掌控醫院。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南京形勢急轉直下，鼓樓醫院當月即被日軍侵佔。1941年12月，日美宣戰後的次日，日本憲兵隊與同仁會南京診療班進佔醫院，院長、副院長、各科負責人均由日本人擔任。

編輯：趙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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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鮑恩典日記》（1937年12月12日），轉引自人民網：《鮑恩典日記的公開成為日本人屠城新証據》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8198/111928/112188/6651040.html，2017年10月10日檢索。

[2]《威爾遜書信、日記選擇》（1937年12月15日），章開沅編譯：《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40頁。

[3]《鮑恩典日記》（1937年12月13日），轉引自顧碧：《南京大屠殺前後的鼓樓醫院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5月。

[4]《鮑恩典日記》（1937年12月22日），轉引自中國新聞網《南京大屠殺新證"鮑恩典日記"展出 記錄日軍暴行》，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2-08/5811539.shtml，2017年10月10日檢索。

[5]《鮑恩典日記》（1937年12月16日），轉引自人民網：《鮑恩典日記的公開成為日本人屠城新証據》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8198/111928/112188/6651040.html，2017年10月10日檢索。

[6]《鮑恩典日記》（1937年12月16日），轉引自人民網：《鮑恩典日記的公開成為日本人屠城新証據》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8198/111928/112188/6651040.html，2017年10月10日檢索。

[7]《鮑恩典日記》（1937年12月21日），轉引自人民網：《鮑恩典日記的公開成為日本人屠城新証據》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8198/111928/112188/6651040.html，2017年10月10日檢索。

[8]【英】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楊明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05頁。

[9]《鮑恩典日記》（1937年12月14日），轉引自人民網：《鮑恩典日記的公開成為日本人屠城新証據》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8198/111928/112188/6651040.html，2017年10月10日檢索。

[10] 張生編：《外國媒體報道與德國使館報告》（《紐約時報》1937年12月24日），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6》，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 123頁。

[11] SuPing Lu, They Were In Nanj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Witnessed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National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07.

[12] 福斯特：《致妻子函》（1938年1月30日），張憲文、呂晶編：《見證與記錄：南京大屠殺史料精選（西方史料）》，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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