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管理：理論與實踐的複雜關係
管理學研究的一仆二主
作為一個問題導向的應用研究學科，從長遠看，戰略管理學可謂一仆二主。既要滿足科學社區對於科研活動及成果判定的嚴謹性的要求（Rigor），也要對管理實踐社區有足夠的相關性（Relevance）和啟發意義（Implications）。到底是戰略管理學者依靠自己的思考和觀察並通過自己的研究成果去啟發和指導戰略管理實踐，還是學者們有選擇地應用現實世界管理實踐的素材和問題作為自己研究的平台和情境來豐富自己的研究工作，並最終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以及求知的偏好與初衷？也許，兩種力量同時存在，交叉抑或並行。管理學研究，既要遵從科學發展本身的邏輯，又要關照對企業實踐的啟發和引領（Hambrick, AMR, 1994）。戰略管理學科亦是如此。
畢竟，知識創造本身有其長期和根本的意義所在，並不一定會對實踐產生立竿見影的直接影響或者對管理問題提供藥到病除的解決方案。同時，科學研究和知識創造也是分為不同層次的，有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具體的問題導向的R&D項目。純粹的學術研究，往往是專註於基礎研究層面的有關根本問題的一般性理論。對於更加具體的中區理論層面的研究（Mid-Range Theory）則介於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也許更加偏重應用研究。而完全專註於解決問題的研發層面的研究與成果則主要是諮詢公司和智庫機構的作為與專長。
因此，學術研究的作用和意義，尤其是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創造一般性的知識，用最嚴謹的手段和方法去構建一些儘可能地接近現實並能夠在最原本的層面解釋現實的理論知識。這種基礎知識可以激發諮詢公司等機構的應用研究和解決方案的發現與構建，可以直接啟發管理實踐者根據自己的情境去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管理實踐水平，可以通過學校教育去系統地提升未來管理者的學養、品味與格調，去激發他們的探索精神和系統思考的能力，鼓勵他們用科學研究的思路和科學方法論去應對現實中遇到的問題。這是學術研究的重要意義和最為實際的貢獻。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不一定每一項管理學研究都必須直接關照對管理實踐的直接作用與影響(Huff, AMR, 2000)。
理論與實踐的關係：
複雜而又割裂
某些理論可以直接解釋現實、指導實踐。某些理論也許需要應用性的解讀與闡釋才能夠對管理實踐者有啟發意義。還有一些理論，是學者為了構建新的理論所必須進行的純粹的基礎性研究，對實踐基本沒有任何含義。也就是說，有些理論僅僅是作為學者的智力遊戲而有其存在價值但跟管理實踐沒有任何干係。還有一些理論，雖然精彩，可能沒有可以直接應對的現實去使之得以檢驗和應用。因此，其實用價值一時難以確定。
有些實踐，可能沒有現成的理論能夠清晰精準地解釋，甚至沒有理論能夠說明其根本的機制和道理。而且，即使是很多能夠解釋和指導現有實踐的理論，也通常因為實踐者沒有機會或者興趣接觸而無緣與實踐對接。另外，各種未經檢驗的所謂經典妙方與實戰秘籍以及用華美燦爛的標籤所包裝的道聽途說和個人偏見，通常也以各種理論為名頭風行於世。其錯誤的傳播與應用無疑也在某種程度上敗壞了理論的名聲。
無論如何，學者的研究，最終是為了知識發現與創造本身。至於別人（包括最需要靠譜而實用之理論的管理實踐者）是否理解和賞識，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學術研究本身自有其存在的價值和內在的邏輯。比如，學術大家馬奇教授認為，判定學術成就高下的主要尺度是該理論是否有趣好玩而且在理論構建和呈現過程中玩藝兒是否精當地道。
其實，一旦理論與實踐結合，點子與行動相遇，產生的結果可能會是革命性的突破，形成轟轟烈烈的運動，摧枯拉朽，紅紅火火。畢竟，革命不常有，也不長久。小的運動可能隔三差五、接連不斷，大抵也總是春和景明、波瀾不驚。可以想見，實踐中的管理精英以及學術圈中的理論精英，都通常會認為自己是最聰明的人。而最聰明的人，其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對於（自己領域內和其它領域裡）不聰明者或曰他們認為的不聰明者會自然流露出難以掩飾的鄙夷和不懈。文人相輕。愚夫互貶。秀才與兵。書獃子與折騰者。各種鄙視鏈盛行。
因此，必須有足夠好而又足夠親民的理論與足夠開明而又足夠接地氣的實踐者緊密結合才能產生改天換地的運動。而這註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一個聰慧的點子或者強勁的理論欣逢其時之際，沒有什麼比它更有用了。
如此，理論不一定需要最完美精準，但要至少具有基本的學養與合法性以及超強的吸引力，並且能夠以被各種聰明程度的實踐者聽得懂、看得見、摸得著的方式傳輸給他們，使他們得到激發和動員、信奉與承諾，義無反顧地投身到該項運動中。可以說，管理理論在世俗生活中的表現，是通過一個又一個的所謂流行趨勢與當下時髦（ManagementFad）而界定的（Abrahmson& Fairchild, ASQ, 1999）。
一般而言，理論與實踐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二者的關係總體上是割裂的。學者通常並不會刻意地去思考和推銷其理論的管理含義。管理實踐者也往往不會把學者的書生之見放在眼裡、記在心裡、落實到行動當中去。甚至還頗有一些功成名就的創業者乾脆要像「糞土當年萬戶侯」一樣鄙夷學者及其知識。
這是真實的現狀，過去大概也是這樣，未來也許仍然如此。無需憤世嫉俗，也不必扼腕嘆息。學術與實務。知識與功利。同一個世界。不同的夢想。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道理。精彩與輝煌，只需向同道者展現，不足為外人道也。偶爾相逢，會心莞爾，抱拳拱手，揚長而去。
實踐素材與理論構建之
不確定性關係
由於全球範圍內不同國家學者的廣泛而深入地參與，無論是研究的現象和專題還是採用的方法和視角，戰略管理學的研究正在日益多元化，不斷地接納來自於不同國家和地區以及文化背景的研究素材與研究情境。但迄今為止，總的趨勢仍然主要是將以美國學術社區為核心基準的研究範式拓展應用到這些多元化的國際情景，或者用這些情境去驗證美國範式的一些理論與常識。這些多元化的情景，至少迄今為止，並沒有在理論原創方面有什麼令人眼界大開的突出貢獻。
有這麼一種說法貌似非常有理。那就是，中國的經濟改革與企業實踐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蹟。對於現代經濟學和管理學研究而言，這種實踐乃是一座金礦，可以依靠它做出重大的理論貢獻。也許，這確實是有道理的。誰能夠說清楚這一偉大成就的背後成因以及作用機理，無疑會造就突破性的學術貢獻。然而，仔細思之，是否能夠做出理論性的貢獻，與面對的實踐其實也不一定有非常直接的關係，關鍵是要看研究者有沒有足夠的天分，學術訓練，想像力和足夠的敬業自律與現身投入。
畢竟，學術研究是智力和想像力的比拼，是邏輯思維能力的展現和應用，而不只是看圖說話，從直觀的感受總結淺顯的道理。學術精英的出現與高濃度的智力集聚和高強度的專註研究，注重與對事情本身原委究竟和過程機制的探究，講求對原創性概念與框架的提煉與開發，這才是學術研究的真諦。
著名的奧地利學派，靠的就是幾個極端聰明的大腦以及卓越的學術傳統和研究氛圍，跟奧地利的經濟發展沒有過多的直接聯繫。同樣，物理學中的哥本哈根學派也是靠若干優秀的頭腦，而不是要看丹麥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如何。
亞洲四小龍的起飛，日本與韓國的漸次興盛以及在全球範圍內的成就，也並沒有給世界帶來多少理論性的貢獻。從這意義上講，至少在某種程度上，理論研究與管理實踐的素材和情境可能沒有什麼必然聯繫。
當然，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管理實踐對於全球商界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經濟體量本身就足以毫無懸念地得到全世界的重視。只是說，我們的的實踐是否能夠激發世界級的學術研究尚待考察和驗證。也許值得一提，至少在商學院的教學當中，我們已經擁有極大的影響。
一九九零年代，美國《商務周刊》曾經報道，當被問到你在哈佛商學院學習兩年最大的感受是什麼的時候，一位MBA學生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我們上了那麼多的課、讀了那麼多的案例，結論似乎只有一個，不管我們做什麼，日本人總是比我們做得好。
也許，今天再做同樣的採訪，哈佛MBA學生的直覺回答可能是：不管我們做什麼，中國人總是比我們做得快而便宜。
是的，在商學院課堂中，抑或在更加廣泛的商務暢銷書市場上，無論是當年的日本還是現今的中國，都是以事件和現象出現的，甚至代表的是風尚與時髦。而它所激發的理論創新則是相對匱乏。所謂代表日本文化的Z理論（BillOuch）也不過是曇花一現的應用性解讀。而韓裔學者弄出來的藍海戰略基本上與韓國沒有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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