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奇葩遺囑引出的生育大賽

1926年10月31日萬聖節夜，律師Charles Vance Millar因病死於多倫多，享年73歲。終身未婚的Millar生前不僅是知名律師和投資者，還因為喜歡冷幽默，做惡作劇而遠近聞名。據傳，他曾在百無聊賴的時候在街頭撒錢，並且暗中觀察路人撿錢的百態。

Charles Vance Millar死前立下一份遺囑，在這份遺囑中，他把生前投資賽馬俱樂部的股份遺贈給了包括前總檢察長在內的3人，而這3人強烈反對賭博賽馬。並且只有這3個人都接受了，這筆錢才能生效。他把酒廠的股份贈予多倫多7名一直致力于禁酒的政府官員。而唯有親歷親為參與酒廠的管理，才能得到這筆股份。他還將一棟在牙買加的度假別墅贈給了3個互相不待見的律師，生效條件是他們必須住在一起。

參賽家庭和他們的孩子們

多倫多生育大比拼

遺囑的另外一部分，他寫道:「由於我沒有任何近親和子女可以繼承我的遺產，所以這份遺囑似乎看來尤其特殊。我也意識到在死前掙錢太多卻無法揮霍殆盡的愚蠢。我將委託律師把剩餘的所有財產在我死後第九年全部兌換成現金，並在第十年贈予多倫多這10年來生孩子最多的已婚女子。」

這是多麼任性的一份遺囑，相信如今的有錢人們恐怕再也寫不出如此這般的遺囑了。Millard的這份遺囑曝光後，讓人瞠目結舌的「生育大賽」即刻成為大小報章的頭條，消息不但成為多倫多人街談巷議的內容，更傳到了全世界。

獲獎者Arthur 和 Lucy Timleck在領獎後選擇夫妻二人前往紐約帝國大廈參觀，1936年《多倫多星報》

在上世紀20年代，社會經濟態勢蓬勃。而1930年代天差地別，經濟蕭條的大背景下，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失業，絕大多數家庭掙扎度日。Millard死於1926年，3年之後的1929年正值經濟大蕭條，很多參賽者都來自於一窮二白的貧困家庭。而隨著越多的孩子誕生，這些家庭就會越窮，這使得他們更迫切地需要這筆獎金。而由於醫療、經濟條件都不容樂觀，連續生子也極易造成生命健康威脅。顯然，這些家庭都是冒著生命危險試圖贏得頭獎，為了那筆巨資孤注一擲。在比賽的頭幾年裡，因為有太多的家庭都生了數量可觀的孩子，以至於無法從眾人中區分出排名前幾位的參賽者。

然而，Millard的遠親們宣稱這份遺囑無效，並在他死後的10年間奔走於法庭，試圖爭得他的財產。也許因為Millard生前早有安排，這些人最終一無所獲。另外，不知Millard生前是否早有預見，他生前投資Windsor-Detroit tunnel溫莎-底特律隧道的股份時，工程還處於萌芽狀態。而他過世後這筆股份連翻數倍，Millard的財產在那10年間增值可觀，最後從原先的10萬元達到75萬元。

四名優勝者中的三人

四人各得12萬5千

在歷經10年，無數個參賽家庭之後，最終4名女子並列第一。她們分別是Lucy Alice Timleck、Kathleen Ellen Nagle、Annie Katherine Smith和Isabel Mary Maclean。她們每人都生了9個孩子，因此各自獲得了12.5萬元獎金。另外還有兩名女子－－Pauline Mae Clarke 和 Lillian Kenny每人各生了至少10個孩子，然而因為其中很多嬰兒胎死腹中以及種種原因違規，兩個女人還是各自獲得了1.25萬元的安慰獎金。

「我很有可能是全國生孩子最多的母親。」其中一名女子說。

2002年，根據Elizabeth Wilton著作《負擔：多倫多生育大賽》（Bearing the Burden: The Great Toronto Stork Derby） 被拍成同名電影。

近一個世紀之後，聽說生育大賽的人們更多地把它當作一個笑話。但是這長達10年的比賽道致眾多女人和她們的孩子、家庭陷入了極大的困境。然而，除了他本人之外，沒有人清楚Millard立此遺囑的真實用意。今天的我們也許可以將它看作是Millard的最後一個惡作劇，由此可見為了爭奪錢財，人們所願意付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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