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學裡的樂觀態度與尚善精神

中國文學的樂觀精神植根於儒道互補的哲學觀念，儒家倡導的是積極入世、樂得其道的「有為」之樂，道家主張順應自然、安時處順的「無為」之樂。在這種文化內蘊的影響下，文學常以樂觀的面貌展現人生。

樂觀曠達的精神集中體現在蘇軾的詩歌中，蘇軾深受「儒釋道」思想的浸潤，以儒學體系為根本，兼收道家和佛學思想。面對苦難，他把儒家「固窮」的堅毅品質、老莊輕視有限時空的超然態度和佛學以平常心看待一切的禪宗境界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執著於現實卻又超然物外的人生範式。即便在逆境中，也能保持樂觀的生活意趣，寫出「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這種以險為樂、視險如夷的豪邁詩句。

樂觀精神在戲劇中也表現的極為明顯，不同於古希臘悲劇，中國戲劇往往留有光明的尾巴，俗稱「大團圓」結局。才子佳人歷經離合終於重逢圓滿，公子落難總能高中及第、抱得美人歸，即使是《竇娥冤》這種帶有悲劇因素的情節，最終也得以沉冤昭雪。有的故事本是以悲劇收尾，在流傳過程中也逐漸變為喜劇。

如元稹的小說《會真記》本是以鶯鶯被拋棄為結局，董解元對其人物性格、人物關係和故事情節等進行改編，因此，《董西廂》成了一個以大膽追求婚戀自由為基調，充滿樂觀進取精神的愛情故事。王實甫的雜劇《西廂記》也是大團圓的喜劇結局，最後一本的題目是「張君瑞慶團圓」。

《醒世恆言》里的一篇小說《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結局是白娘子被法海鎮壓在雷峰塔下，永世不得翻身。在後來的戲劇中又加了一個大團圓結局，安排白娘子的兒子高中狀元救出母親。

文學要求真善美的統一，與西方文學重視「真」不同，中國文學始終把「善」放在最顯著的位置。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即是不離開善的準則，孔子強調的「善」，是以「仁」為內容、以「禮」為形式的傳統倫理道德。

尚善在文學作品中，體現為一種理想主義和人格美，屈原的《離騷》即傳達出明君賢臣的美政理想，樹立起高潔堅貞的人格形象。他感慨：「既莫足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願意用生命來換取理想的實現，在屈原筆下，閃現著傲岸不屈、奮發自勵的人格力量。詩人李白的獨立人格，同樣在古典文學裡留下耀眼的篇章，「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是何等的正直剛強。

明代小說《三國演義》在人格構建上的價值取向，是恪守以「忠義」為核心的傳統道德準則，諸葛亮「竭盡忠誠」，關羽「義薄雲天」，他們是理想人格的化身，反映了千百年來人民對「善」的認知。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刻畫了一系列善良人物，她們勇敢、富有鬥爭精神，給人帶來溫馨、歡樂，給人以安慰、幫助。《宦娘》中的鬼女宦娘，愛慕琴藝高超的溫如春，愛而不能結合，暗中撮合他和善彈箏的葛良工結為伉儷，最後在愛情的缺憾中悄然隱去。《阿綉》中的狐女為了得到劉子固的愛情，幻化成子固愛慕的阿綉，在愛與競爭中被子固的痴情所感動，轉而助成二人的結合，讓所愛者愛其所愛，這都超越了人的單純情愛，上升到「至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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