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絲綢之路，命運共同體靠的是「一帶一路」沿線國

現代化經濟體系

2017年12月3日，在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期間，中國、埃及、寮國、沙特、塞爾維亞、泰國、土耳其、阿聯酋等國家代表共同發起《「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該《倡議》提出，探討共同利用數字機遇、應對挑戰，通過加強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金融融通和民心相通，致力於實現互聯互通的「數字絲綢之路」，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的「命運共同體」。因此，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通過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以數字經濟的發展帶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交流與合作，對有效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全方位互聯互通，共建發展和命運共同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原文：《以數字經濟發展推動「一帶一路」》

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張伯超/博士 沈開艷/研究員

數字經濟的特徵鮮明

2016年9月的G20峰會上，二十國集團對數字經濟的定義是：「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路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根據上述定義，不難發現數字經濟發展所需必要條件與一般經濟發展相比有其鮮明的獨特性，主要在於：生產要素方面：數字經濟的生產要素不再是簡單的資本和勞動，而是體現在數字化信息上的資本和掌握了數字化知識的專用性技術人才。數字經濟發展所需的基礎設施不再是交通運輸等傳統基礎設施，而是現代信息網路為代表的信息化基礎設施，同時，由於網路的虛擬性以及信息的外部性衍生出的網路欺詐問題、個人信息泄露問題等，還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的網路環境這一軟體基礎設施。數字經濟發展倚仗的技術是專用性信息通信技術，有別於傳統經濟的技術類別。數字經濟的產出體現在對原有經濟活動效率的提升和結構的優化，因此，數字經濟的發展是以與傳統經濟的創新性融合為基礎的，與傳統經濟相比，數字經濟囊括的經濟活動過程需要有一個更加鼓勵創新與嘗試的市場環境。

沿線各國數字經濟就緒度差異較大

本文選取風險資本可用度、最新技術可用度、固定寬頻普及率、固定電話普及率、高等教育入學率、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產品出佔比、高科技出口佔比、每百萬人安全伺服器這8個指標來體現數字經濟發展所需的要素稟賦條件、基礎設施條件、政府治理與監管力度和社會營商環境等各種必要條件。新加坡、愛沙尼亞和以色列位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就緒度榜單前三名，其中新加坡在三項主因子均保持很高的就緒度水平。榜單前10名國家分屬東盟、西亞和中東歐，中亞、東亞、南亞和獨聯體沒有國家進入榜單前十名，這充分表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所需的必要條件具有嚴重的區域不平衡性。中國受累於較低的要素稟賦和基礎設施因子功效得分和營商與創新環境因子功效得分，跌出榜單前10名，位於第14位。同一區域內的不同國家之間數字經濟發展就緒度也存在較大差異，比如：同屬東盟的新加坡和柬埔寨分列榜單第1名和倒數第2名。位於榜單最後第37-42位的6個國家當中有4個位於南亞地區，說明南亞地區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條件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當中處於較低水平。。

本文通過分析發現如下基本結論：一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就緒度存在較大差異，在信息基礎設施方面存在較為嚴重的「數字鴻溝」。此外，各國的信息技術外向性競爭力也高低不一，這從一個側面體現了當今信息產業國際貿易發展格局的極度不平衡性，目前的信息產業國際貿易格局基本為發達國家所主導，牽動發展中國家，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數字經濟發展中國家，通過「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建設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方面充分利用各自比較優勢深化合作與交流，將提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就緒度水平。二是中國作為數字經濟大國，雖然其數字經濟規模位居世界前列，信息產業在國際貿易當中也極具競爭力，但是其在數字經濟發展就緒度方面仍然存在明顯短板，主要表現為信息基礎設施的區域分布不均衡問題仍然十分嚴重，作為支撐創新的風險資本市場仍不成熟。三是新加坡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就緒度方面表現出獨樹一幟的鮮明特徵，其數字經濟發展所需的各方面條件與環境均處於較高水準。新加坡在狹小的國土面積和獨具特色的國家治理機制之下所形成的數字經濟發展模式，將對我國的大型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等）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有序推進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

根據分析得出的上述結論，本文接下來將針對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問題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1.將信息基礎設施狀況較為落後但是營商與創新環境較好的國家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當中信息化建設與合作的優先地區。比如上文提到的第六類國家，通過充分利用這些國家優越的營商與創新環境，完善其信息基礎設施，挖掘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潛力。信息基礎設施較為落後，且營商和創新環境也不容樂觀的國家（如菲律賓和越南），則需要首先通過加強國家政府層面的協商與合作，完善頂層合作制度設計，為企業在數字經濟領域的跨國交流與合作奠定製度基礎。

2.繼續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補強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短板。我國需要不斷完善我國的社會創新激勵機制，培育成熟的風險資本市場，同時加快政府職能轉型，建設新時代服務型政府，以打造高質量的營商與創新環境，為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有力保障。此外，由於我國在信息通信技術方面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因此，理應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過程中發揮自身技術優勢，採取有力政策措施鼓勵我國信息產業企業「走出去」，使中國企業在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高質量的信息技術產品的同時，抓住這一跨國投資的難得機遇，開拓國際市場，助力「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建設目標。

3.充分借鑒與吸收其他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經驗。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經濟交往過程中，應充分借鑒和吸收其他國家在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建設方面的有益經驗，兼收並蓄，為我所用。比如新加坡的數字經濟發展模式就對我國以全球城市為基本定位的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在發展數字經濟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00期第2版，轉載請註明出處，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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