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於哈爾濱、上海、天津等地的俄僑是如何來到中國的？1917年之後，俄國貴族難民的流亡之路

原標題：定居於哈爾濱、上海、天津等地的俄僑是如何來到中國的？1917年之後，俄國貴族難民的流亡之路

新視角NPF提要：

俄國十月革命後，蘇聯政府創建的「單一性」和「兩極性」的社會結構導致階級矛盾的擴大化和尖銳化，貴族家庭成員大量死亡、被迫移民，以貴族為中心的200多萬俄僑流亡到世界各地。1917年二月革命後俄軍將領А.И.鄧尼金、П.Н.弗蘭格爾、В.高爾察克率部先後從西、南、東三個方向撤退，俄國貴族的流亡分為三個階段（十月革命爆發到中蘇建交、中蘇建交到「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東北到二戰結束）和兩個部分（一部分為獨自逃離的個人和家庭，一部分為逃離的軍事單位和教育機構）。其特徵是：20世紀20年代俄僑貴族主要活動在中東鐵路沿線的哈爾濱等地，30年代俄僑貴族主要活動在上海；其間，在華的俄僑貴族人數超過俄國史的任何時期和同期駐華的外僑人數；儘管近代中國社會及中外關係動蕩多變，俄僑貴族的命運跌宕起伏，但在近代文化沐浴下的俄僑貴族恪守東正教信仰，不僅保持著俄羅斯傳統文化的特性，而且促進了中國東北早期工業的發展、上海經濟文化生活的繁榮，有助於中國的近代化。

作者張宗華，任職於蘇州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姜艷紅，任職於蘇州大學外語學院。原題：《十月革命後俄國貴族在中國的流亡》（上），首刊於《新視角》雜誌總第79期（2017年12月）

僑民作為一種社會政治現象由來已久。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導致了俄國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結構的劇烈變化，數百萬俄僑流亡到世界各地。俄僑貴族自1898年修築中東鐵路以來，歷經中國滿清、中華民國、日偽統治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歷史階段。中國學者對十月革命後俄僑在中國流亡的研究相當翔實，筆者擬從俄國貴族群體在華流亡的角度進一步深化該課題。

一、十月革命前後的俄國貴族

由於特殊的地緣政治，俄國貴族歷經四個發展階段。彼得一世頒布的《官秩表》把貴族分為世襲貴族和終身貴族，貴族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等級。1782年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的《貴族家譜》將世襲貴族劃分為6個類別。1785年頒布的《貴族特權敕書》第一次使貴族享有了法律、社會和政治地位。1833年的《法律彙編》第9卷第15條確立貴族為俄國的第一等級。按照1897年的人口普查，俄國有1221939名世襲貴族和631245名終身貴族。19～20世紀之交貴族劃分為公職貴族和領地貴族。俄國貴族不僅在社會成分、民族信仰和地區成分的多樣化上，有別於以血緣、門第為主要標準的西歐貴族，而且因18～20世紀初期的社會改革，沐浴在歐風西雨下的貴族創造了獨特的俄羅斯文化，其成就可謂輝煌。

十月革命後，蘇聯政府通過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公有制、經濟管理權力向中央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單一性」和「兩極性」的社會結構。階級概念的泛化導致階級矛盾的擴大化和尖銳化，蘇聯當局不再實施直接的鎮壓，而是開除積极參与社會和政治生活的非無產階級代表，開始用激進方式重建國家和私人的生活空間，切斷貴族之間及其家庭之間的聯繫，沒收土地和住房，「壞出身」的貴族在就業市場上難以求職，貴族家庭成員大量死亡、被迫移民。十月革命後俄國有四次移民浪潮。貴族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首先遭到重創，1919年之後的大規模「白色移民」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20年2月，南方俄軍在總參謀部中將А.И.鄧尼金的指揮下，貴族從新羅西斯克撤退；第二階段，1920年11月在俄國軍隊陸軍中將П.Н.弗蘭格爾男爵的領導下，貴族從克里米亞撤離；第三階段，1920～1921年因海軍上將А.В.高爾察克軍隊的失敗，俄軍和日軍從濱海邊疆區撤離。以貴族為主體的流亡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獨自逃離俄國的個人和家庭；另一部分是疏散、逃離的俄國團體——軍事單位和教育機構，包括在國內戰爭時期與軍隊一起逃亡的數個士官武備學校（貴族軍官學校）和貴族女子學校，以及這些學校的教師。

1917年的二月革命後，貴族精英就開始發出大撤退的信號。專制政府垮台，臨時政府上台，民粹浪潮頻繁衝擊的鄉村和城市一片混亂，由此引發第一波貴族移民浪潮。О.В.沃爾科夫回憶道，1917年春夏之交「親朋好友打電話聯繫，大家彼此交流逃離之事。……大家相互擁抱，希望儘快在巴黎見面。由此開始俄羅斯知識分子向境外的大逃亡」。對許多軍事貴族而言，武裝抵抗是他們自然的選擇。許多世襲貴族軍官開始參與白軍針對布爾什維克的戰爭，1918年2～5月在庫班志願軍第一次行軍中參加者有上校Л.Л.伊利什別維奇、А.В.科爾溫-克魯科夫斯基、Л.Н.諾沃西里采夫、А.И.西瑪諾夫斯基、А.Г.謝爾博維奇-維喬爾，將軍А.Ф.博加耶夫斯基、Я.Ф.吉亞連施米特、С.Л.馬爾科夫、И.П.羅曼諾夫斯基、И.Г.埃爾傑利等。出身戈爾斯特金家族的傳記作家Е.А.斯克里亞賓的父親、君主主義者和第四屆杜馬議員А.П.戈爾斯特金和她的弟弟П.П.戈爾斯特金加入了弗蘭格爾的軍隊。

沒有加入白色運動的貴族家庭最為關心的問題是留下還是移民。國內戰爭期間，每個貴族家庭開始討論移民，重複多次收拾行李箱，直到做出最後的決定。貴族對未來茫然無知，移民被視為迫不得已的絕望選擇、一種逃避、暫時的撤退，未來得及逃跑的貴族面臨的將是厄運。1918年初弗拉基米爾?德米特里耶維奇公爵在梁贊省領地自殺。1918年8月30日他的哥哥亞歷山大?德米特里耶維奇公爵在聖彼得堡彼得保羅要塞被執行槍決。1918年2月楊堡縣地方自治局主席米哈伊爾?弗拉基米羅維奇公爵在該縣的革命浪潮中被殺。1918年6月納爾瓦軍團第13騎兵團長帕維爾?伊萬諾維奇公爵被布爾什維克執行槍決，但他卻奇蹟般地活了下來。1918年11月，切里科夫縣首席貴族阿列克謝?阿列克謝耶維奇的遺孀、季捷里赫斯家族的葉蓮娜?康斯坦丁諾夫娜在莫吉廖夫省戈爾金領地被殺死，其房屋被燒毀。1918年辛比爾斯克家族直系的米哈伊爾和尼古拉?費奧多羅維奇公爵兄弟死在監獄裡。

留在蘇俄的貴族備受磨難，斯大林大清洗時名門望族很難逃脫和生存下來。奧博連斯基家族的公爵、公主、公爵夫人在監獄和集中營相繼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逃走的不僅是一些爵位貴族，而且有一些家族名望不顯赫，也沒有巨額財富的貴族。在同等條件下逃亡往往是那些邊境地區貴族家庭經常選擇的方式，因為他們具備最低限度的移民資源（簽證、資金、網路），還有那些在國內戰爭期間遭受政治打擊且經歷悲慘的貴族。學者們認為，按其政治傾向，從克里米亞、敖德薩到君士坦丁堡的南部邊境逃離的是「右派」、「保皇派」，從芬蘭、愛沙尼亞、波蘭北部邊境逃離的是「左派」。經過南部邊境聯合逃離的貴族很多。

當代學者認為，移民是當時爵位貴族代表唯一的出路，尤其是已國際化的貴族等級比其他等級更適應國外的生活，其餘的人在蘇聯只是活著。一些俄羅斯貴族具備到國外旅行和永久居留的必要條件：外語、金錢、在其他國家的特殊親屬關係。在第一波的俄國移民浪潮中，約有500～600位貴族離開俄國。雖然合法移民安全，但很多貴族沒有資格。公爵К.Н.戈利岑回憶道：「沒有任何出國簽證，只能非法逃離」。儘管非法越境風險大，害怕紅色恐怖升級的貴族還是毫不猶豫地逃離俄國。

貴族通過北部邊境（波蘭、芬蘭、波羅的海國家）和南部（敖德薩、克里米亞）逃離。為了孩子的未來，Л.А.烏斯賓斯卡婭一家非法穿越波蘭邊境到達日托米爾。О.Л.梅德姆伯爵沿著北線逃離俄國，他與兒子德米特里成功地於1918年春到達慕尼黑。1918年夏天Н.И.沃爾科夫-穆羅姆采夫為了到達烏克蘭而加入白衛軍。經過南部邊境逃離俄國的許多貴族與白軍殘餘乘坐船舶。1919年春，第四屆國家杜馬的成員И.С.瓦西里契柯夫與出身維亞澤姆斯基公爵的妻子以及孩子乘坐英國軍艦離開克里米亞。1920年11月，弗蘭格爾與軍隊的殘餘一起乘坐Н.А.科柳巴金的「赫爾松」號軍艦從塞瓦斯托波爾疏散到君士坦丁堡。大約與此同時，一起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有А.Д.希爾科夫公爵。

很難確定逃離和留下來的貴族數量。儘管有外部環境的壓力和逃離資源的差別，俄國主要的貴族家族留里克維奇、格季明諾維奇、韃靼公爵、外國出身的貴族在革命後並未滅絕而是留在了俄國。留下來的還有公爵戈利岑家族、公爵特魯別茨科伊家族、伯爵舍列梅捷夫、公爵利沃夫、納雷什金、公爵加加林、公爵梅歇爾斯基、塔季舍夫、伯爵托爾斯泰、伯爵博布林斯基、公爵沙霍夫斯基等。

貴族不願意流亡有其思想觀念和家庭等因素：一是1850～1870年出生的老一代貴族固守傳統的貴族家族文化，不願離開家鄉和祖先的土地。宮廷高級侍從А.А.西韋列認為，「移民最終都沒有好結果」。此外，如果夫婦一方不願離開俄國，其貴族家庭就難以在國外團聚。二是許多俄國貴族科技精英從整體上而不是從制度上認同自己的國家，他們心甘情願為祖國工作，故十月革命後大部分貴族科學家都留在了俄國。三是許多貴族相信布爾什維克的政權不會持續多久。1917～1918年國內戰爭開始，新政權在外省的統治岌岌可危，消息閉塞的貴族並不知道兩個首都發生的革命事件。四是部分俄國貴族同情左派，積極反對專制政府。社會民主派對新政權寄予很大希望，至少準備與之合作。出身哈普留金世襲貴族家族的祖母Л.Б.列別金斯科伊支持布爾什維克，而Е.Л.奧利茨科伊是社會革命黨的成員，由此成為家庭衝突的原因。此外，一些貴族試圖利用新政權解決個人生活問題。1917～1918年期間貴族的受傷害程度取決於所居住的地區、貴族家族的名望大小和其他因素。

十月革命後，以貴族為主體的近200萬俄僑被迫流亡到世界各地，在歐洲他們主要集中在巴黎、倫敦、柏林、布拉格、索非亞等地；在中國他們多半居住在哈爾濱及中東鐵路沿線地區，上海、北京、天津、青島和新疆等地。「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那些沙皇的將軍、大臣、貴族及其家屬，做夢也沒有想到，等待他們的將是——一個流亡的命運——會從溫暖的克里姆林宮及其偉麗的邸宅和莊園中，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亞，越過荒原，渡過廣漠，最終倉皇出境。這些流亡者，首先在中國新疆、東北部和哈爾濱等地，停下他們疲憊不堪的行腳。」「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吸引那些可以在中東鐵路沿線工作的工人和工程師，而且在極少數藝術家以及曾作為俄國輝煌代表的人心目里，中國是他們的天堂。在義大利的移民人數普遍較少，約3000人，相比之下，中國已經成為貴族家庭、反對派政黨代表和革命前俄國文化界藝術家的避風港。」

二、1917年後俄僑貴族在華流亡的三個階段

1．1917～1924年，十月革命爆發到中蘇建交、締結《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

1903年中東鐵路（КВЖД）通車時，俄僑在黑龍江地區總人數約3萬人以上。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上海俄僑增至402人。

十月革命後，俄僑貴族為了逃避蘇俄政府的鎮壓，開始湧向中東鐵路線上的哈爾濱。1918年11月，沙俄海軍上將高爾察克在西伯利亞率領40萬多軍隊武裝反擊，配合英、法、美、意、比等14個國家的武裝干涉。1919年底慘敗的高爾察克的余部在零下40度的嚴寒中，行軍幾千公里，橫穿西伯利亞，最終到達與中朝接壤的海參崴地區，與謝苗諾夫白軍匯合。1921年2月，原高爾察克西伯利亞政府部長和貴族名流關達基、金斯、米哈伊洛夫、瓦加恩斯基、克拉包特金、烏赫道姆斯基公爵、駐日大使克魯平斯基、季捷里赫斯將軍、哥薩克阿爾洛夫大尉集結哈爾濱，成立阿穆爾河沿岸地區臨時政府，佔領伯力。

高爾察克

1922年，遠東地區的白軍因受到遠東人民共和國的進攻全線潰敗，俄國貴族軍官開始組織流亡，在陸路，一部分在斯莫林將軍的指揮下經綏芬河站逃到中國東北，一部分由莫爾恰諾夫將軍和博羅金將軍率領越過中俄邊境到達琿春——吉林省和中東鐵路沿線地區。在海路，由斯塔爾克少將和格雷博夫將軍率領，先後從海參崴乘艦到朝鮮的元山港，經過釜山到達中國上海。由斯塔爾克少將率領撤退的30艘大小軍艦，滿載著來自莫斯科、彼得格勒、波羅的海沿岸及土耳其等地流徙到海參崴的難民近2000人、貴族軍官武備學校、別列傑夫將軍和格雷博夫將軍的軍團數千人，顛沛流離，命運多舛。

斯塔爾克

哈爾濱附屬地作為沙俄政府的海外殖民地，成為吸納難民最多的地方，在移民的類型上屬於逃避政治打擊流亡型。1898～1988年哈爾濱俄蘇僑民人口數量變動情況為：1898～1905年俄僑為3000人，1920年為131073人，1922年為155402人，1924年為58559人，以後逐年減少。1922年來華的俄僑超過了俄國史上的任何時期。「定居哈爾濱的俄僑一度多達20萬人，甚至超過了當地中國居民的人數。哈爾濱被稱為中國最大的俄僑聚居中心」。「在上海街頭突然出現的一千幾百名囊空如洗的俄僑，和當地其他各國富有的外僑形成鮮明的對比。」

俄僑在哈爾濱開辦的商店。

與歐洲各國俄僑逐年減少的情況相反，在華俄僑逐年上升，1916年為55235人，僅次於在華日僑；1928年為76000人；1929年為88000。由於政治動蕩等諸多原因，流亡的俄僑貴族的人數至今難以確定。中國外交部統計，1929年夏在華的白俄總數為95672人；而上海俄文報刊估計，1935年夏旅華俄僑人數增加到135000人。1926年在新疆地區有6000名俄僑。天津俄僑最多時達到5000～6000人。美國學者認為，1904年在華俄僑約40000人，1914年約65000人，1930年約為140000人。俄國學者Г.В.梅利霍夫認為，俄僑最多時達到40萬人，20世紀20年代有10萬人返回蘇聯，另有10萬人去了美國。美國紅十字會統計，1920年11月1日俄國流亡的移民總數是1194000人。按國際聯盟的統計，1921年8月約有140萬俄國難民。俄國史學博士В. М.Кабузан估計1918～1924年俄國移民不低於500萬人，這裡包括一次大戰前合併到俄羅斯帝國，後來出現新的主權國家的波蘭和波羅的海省隸屬於俄國的新居民200萬人。

20世紀20年代俄僑貴族主要流亡在中東鐵路沿線的哈爾濱，此時通常被俄僑貴族視作為生存而搏鬥的艱難歲月和開始艱苦創業的關鍵時期。因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風暴而流亡的俄僑貴族大多疲憊不堪，分文不名，但他們以其虔誠的東正教信仰、誠實和創造性的勞動很快贏得華人及外國各界人士的好評。「俄僑不受任何阻礙地散居在中國各地，從事各種商業活動，在各部門服務，用俄國的民族文化培育青年一代，不但已有自己的教堂，並在不斷地建設新的教堂，開辦自己的學校、醫院，總之，已經在起初感到如此陌生的國土上扎了根。」

在哈爾濱的俄僑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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