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吧，你不知道的王陽明的人生低谷！
當王陽明因上奏勸說皇帝而被關進詔獄的時候，劉瑾曾派人來找過王華，提出只要王華願意登門拜見，劉瑾可以奏請皇帝重用他——也就是說可以安排王華入閣。
這個「安排」實際上一點也不奇怪，早在前朝孝宗皇帝的時代，王華就是有實力入主內閣的候選人之一，同時又被孝宗皇帝委任為太子的輔導官，孝宗皇帝讓王華這樣親近太子，本就是安排他擔任太子的輔弼之臣。現在太子成了正德皇帝，而且一次就罷免了兩位輔臣，內閣之位虛懸，王華身為太子的老師，有了如此「良機」，正應該在正德一朝大貴大顯，成為一位閣臣，好生輔佐皇帝。
這麼看來，請王華入閣顯然不是劉瑾的意思，是在劉瑾背後剛剛清洗了滿朝大臣的正德皇帝的意圖。
王華和正德皇帝之間有很深的淵源，讓他入閣，既符合孝宗皇帝生前的安排，又是正德皇帝自己的希望，同時王華在朝臣中間正直有為，坦誠君子，名聲一向很好，讓他入閣很能服眾。有這麼一個既貼心又有口碑的老臣子入閣主持朝局，對正德來說，求之不得。
但王華回絕了皇帝的邀請，不但拒絕出任閣臣，甚至拒絕通過向劉瑾等人低頭，來拯救親生兒子的性命。王華這樣做也是絲毫不奇怪的。作為一位城府極深的高級官僚，王華有他的一番考慮：正德皇帝悍然發動政變，罷黜閣臣，行為暴烈，背離祖制，在這種情況下組建起來的內閣班子一定是不穩固的，現在即使入閣，也不可能長久保持地位，相反，他會因為在這個時候入閣而涉嫌參與迫害朝臣，使自己在政治名譽和人格方面留下污點。
王華堅決拒絕與正德皇帝同流合污，致使其調出京城充任南京吏部尚書，意味著正德皇帝把他從內閣候選人的名單中剔除了。
這種結果倒是王華願意看到的，他對政治已心灰意懶，於是一聲不吭地離開京城，到南京去做他那南京吏部尚書的閑散差事去了。
其後不久，劉瑾又找借口陷害王華，王華也極識時務，急流勇退，借著陷害迅速辭職，毫不猶豫地退出了政壇。
五年後，劉瑾倒台，被他陷害的大臣紛紛復職，王陽明也回到京城繼續做官，並打算上奏為父親辯白，希望父親能夠復出，但王華是個心思如鏡的人，對政治看得太透徹，比任何人都更冷靜也更實際，他清楚地知道朝廷中真正的邪惡並非來自劉瑾，而是來自坐在龍椅上的正德皇帝，所以在正德一朝，任何一位輔臣都難以保全名譽和氣節。
「生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是中國古代官員們一生奉行不渝的精神信念。此時的王華已經決定放棄仕途，一味關心自己的氣節和名譽了。
對王華而言，他做出了最明智的選擇。但王陽明在政治上遠沒有父親那樣的城府，身陷牢籠的他正左右為難，腦子一片空白，根本不知自己下一步該怎麼辦。
在這一刻，對皇帝的愚忠破滅了，對朝廷的期望消失了，可三十多年洗腦的結果並不會一下子消失，在王陽明內心深處仍然希望把「效忠皇帝」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可現實是殘酷的，皇帝和朝廷已經徹底拋棄了他，不再接受他的「效忠」了。
失去信仰的陽明先生，就像一隻被捏碎了硬殼的螺螄，碎片仍然掛在他的身上，這些碎片已經不能保護他的靈魂，反而像刀片一樣不斷碰撞和切割著他的傷口。隨著時間推移，廷杖造成的傷痛慢慢減輕，可心靈上的創傷卻不知該如何治癒。
官場的挫折，信仰的破滅，使王陽明產生了悲觀情緒，他打算學習自己的老父親，急流勇退，離開官場，從此做一個無欲無求的鄉間野人。
為了驗證自己這番退意「有道理」，王陽明又在牢里默背《易經》第三十四卦的卦詞，用古人的智慧為自己指路，同時用這半是哲理半是「天命」的東西來麻醉神經，為逃避現實找一個借口。
《易經》是一本奇書，沒人知道這本書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其中所載卦象分別針對哪種人生際遇，所指無不直達關鍵，而提出的解決之道又精妙至極，令人嘆服，就像無數歷盡滄桑的智者坐在一起，把他們一生的際遇和應對危難的智慧統統講述出來，再由一位了不起的哲人歸納總結，成就此書。雖然這本奇書成書年代久遠難考，可就算在今天看來，它也不失為實用哲學的巔峰之作。當年孔子讀《易經》，讚歎道，「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此言非虛。
眼下走投無路的王陽明在牢里給自己算了一卦，是個「遁卦」，退避之象。所謂「君子好遁，小人否也」，意思是說君子該退避的時候就退避，小人卻做不到。
既然君子當退則退，王陽明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抽身退走了。
青年時代的王陽明是個性格敏感、脆弱的人。現在，脆弱的陽明先生就這樣把《易經》當成治療心靈創傷的靈藥，用卦詞給自己逃避現實的思路找到了合適的借口，又用這個借口安慰自己的靈魂。
有了借口，王陽明精神壓力就減輕了。得意之下，陽明先生還吟了一首小詩湊趣兒：
遁四獲我心，蠱上庸自保。
俯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
簞瓢有餘樂，此意良匪矯。
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詩寫得很一般，大概此時的王陽明實在沒什麼靈感，但詩里這份「精神脫困」之後自得其樂的感覺倒是很明顯。這首詩里還透出了一點「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味道，陽明先生明知道自己門第顯赫，家資不菲，就算以後不做官了，當一個地主總還不難，怎麼也不至於像孔門的顏回那樣「簞食瓢飲」清苦度日。想到這兒，他也忍不住說出「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這樣的輕巧話兒來。
這就是陽明先生人生中的第一次突圍。只是這次思想上的「突圍」既與心學理念不合拍，又嚴重違背了陽明先生日後所力行的「知行合一」的觀點，更與先生後半生的事功格格不入，說是「突圍」，實則只能算是落荒而逃罷了。
很難想像，這位日後名震天下的心學宗師為什麼不用他那積極上進、「知行合一」的心學思想來開導自己，而偏要糾纏在這些頹廢消極的想法中呢？
事實上，此刻在詔獄中的王陽明不要說是什麼「心學宗師」，他根本連「心學」二字都還沒有入門。
在明朝，占統治地位的學術思想是朱熹確立的「理學」，而理學的標準教科書就是其所編的《四書章句集注》。所有想考科舉、想做官的儒生都必須熟讀《四書章句集注》以作為躋身仕途的敲門磚。
王華是位狀元公，能考中狀元，也意味著他是理學門徒。陽明先生從小接受的教育也是來自「理學」，在他前半生的經歷中，沒有任何資料證明這位「心學宗師」在正德元年受廷杖、下詔獄之前（陽明先生時年三十五歲）曾經系統地學習過心學理論。
唯一和心學扯得上關係的，就是正德元年陽明先生在京師結識了一位名叫湛若水的廣東學子，兩人成了好朋友，並曾經一起講學。這位湛若水先生是心學大師陳獻章的弟子，而陳獻章是一位「學患不骼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的心學傳人，他的高足湛若水也於心學大有領悟，早年就提出了「隨處體認天理」的大道理，在心學方面入門遠比陽明要早，其後在學術方面也一直與陽明先生齊名。
陽明先生去世後，湛若水為他題寫墓志銘，其中提到王陽明「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於聖賢之學」。
正德丙寅，就是正德元年（1506），也就是王陽明獲罪下獄這一年。
湛若水是陽明先生的至交，而從陽明先生在錦衣衛監獄裡表現出的「逃避」心態來看，這位後來的心學宗師，在「正德丙寅」之前，確實與心學毫無關聯。
也就是說，王陽明竟是在受廷杖、下詔獄之後才漸漸入了「心學」的門徑，而且無師自通，登堂入室，進步驚人。半年後，在杭州與徐愛等人分別時，王陽明留下一篇《別三子序》已滿是心學味道。繼而又於正德三年「龍場悟道」，前後僅一年時間就已窺破心學的奧秘。
當然，這並不說明王陽明有什麼神奇之處，只能說「心學」本身並不深奧，也不難懂。正像陽明先生自己說的：「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這是一句了不起的話。不但心學如此，自古至今所有哲學都一樣，越是簡單直白，就越有哲理。過多的論證、考據、訓詁、辨析，以至人為地分割宗派，只會使哲學失去活力。
正因為心學是這樣一種平易樸實的體系，根本沒有「字眼兒」可摳，這種哲學思想才會顯得如此偉大，如此光明，如此不同凡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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